辽、金、西夏与北宋同时存在。他们与宋朝相互融合并各受其影响。辽出现在北宋时期，它是中国古老的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活跃了十个世纪之久。
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草原上，流淌着一条著名的河流——西拉木伦河，这就是辽代的潢水，这条河流孕育了一个古老的民族。传说一个骑着白马的青年沿着西拉木伦河溯源而上，与一个驾着牛车的美丽姑娘相逢，并且一见钟情，他们的子孙就是契丹人。
契丹人的祖先是东胡族的后裔，即东胡后裔鲜卑别部之一。书中常有“鲜卑别种”的契丹族之称。就像传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原始的契丹人包含两个不同的氏族，分别以白马和青牛为图腾，并相互通婚。“契丹”是本族人的自称，意思是镔铁和刀剑。有关契丹人的最早记载见于《魏书？契丹传》。契丹人以游牧为主，车马为家。至北魏时，契丹八部逐渐形成，并以聚族分部的形式，过着艰苦而自由的游牧生活。这一时期，他们与中原地区的汉族频繁交往，并每年都以名马进供，常在和龙（今辽宁辽阳）和密云等地同中原的民众进行互市。唐太宗时，契丹的第一个部落联盟大贺氏联盟归附于唐朝，唐玄宗时大贺氏联盟瓦解。几经周折后，耶律家族的代表耶律阿保机被推举为联盟首领，并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年号神册；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都城设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的林东镇。）。
辽建立后，凭借着自己精锐的骑兵，不断骚扰中原和周围的部族，在北宋时成为中原的严重威胁。多次战争后，辽胁迫北宋鉴定了“澶渊之盟”，辽宋两方才维持了百年之久的和平局面。但辽在1125年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所灭。
辽与五代共始，和北宋同终。从辽太祖初建，到天祚亡国，共历九帝，极盛为圣宗时期。契丹族在建国的二百余年里，创造了独特的文明，它们融合了唐宋的影响，但其风俗又影响了中原地区，因此有着“一代风俗始自辽金”之说。他们对西方国家影响也很大，据说哥伦布出海航行，就是为了寻找他仰慕已久的契丹。这虽然只是传说，但在俄文与拉丁文中把中国称为“契丹”却是事实。
一、喜爱戴冠的契丹贵族
契丹族人对冠的要求十分严格。辽国有高贵官职的贵族男女，都要头戴冠饰。按照辽国的制度规定，庶人虽有财富或衙役无官职者，不能戴冠帻。这种衣冠等级界限严格，反映在辽墓壁画中尤其清楚。如辽代墓室壁画中的仆役、侍卫等人物，都是髡（音同“昆”）发露顶，无一戴冠者，契丹男子的髡发一般是留着两鬓的头发而剃除余发。女子的发型则是剃去前额的边沿部分，而保留其它头发。
辽代贵族妇女的冠，人们习惯称为菩萨冠。其特点是圈筒式，前檐顶尖成山字形。在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一顶鎏金银冠，以较薄的银片捶卷而成，形似帽箍，冠面压印着突出的花纹，中心作五朵蕃花，簇拥着一颗烈焰升腾的火珠，火珠的两侧饰以双龙，十分威武。而地纹则用卷草纹装饰，上下围以花边，花边内并列着一排如意云纹。类似的冠还见于辽宁朝阳二十二家子辽墓。冠的外型与建平辽墓出土的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冠面上的纹饰，后者是双龙吐珠，前者则为一对飞凤纹。另有河北平泉县小吉沟辽墓出土的龙凤纹冠等，都是地位较高的契丹贵族冠饰。戴这种冠饰的形象在山西大同华严寺的辽代佛像彩塑中可以见到。
一种由金属制成的冠，式样纹饰与宋代官帽有些相似。如库伦旗五号辽墓出土的镂雕鎏金铜冠，用带纹自冠口缘及顶将冠面分为四格，每格镂花相同，中间饰以牡丹、凤鸟，冠顶饰莲花一朵，下大上小呈尖圆形。另有一种毡帽式冠较为流行。据《契丹国志？衣服制度》卷二十三记载：“番官戴毡冠，上以金华为饰，或以珠玉翠毛，盖汉、魏时辽人步摇冠之遗象也。”
另具特色的辽代贵族冠饰，见于1985年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发现的辽陈国公主与驸马的合葬墓。这是一座典型的辽代中期契丹贵族墓葬。它保存完整，是中国迄今为止第一次发现的未经盗扰的辽代皇族墓。墓主人陈国公主是一位年仅18岁的女子，她的伯父即辽圣宗皇帝，祖母是大名鼎鼎的萧太后。其驸马的祖父也是一位历事四朝、官居要职的契丹大臣。在这一时期，辽代专任外戚，公主的地位特别受尊宠，不仅生前待遇优厚，死后的一切丧葬所需，皆由朝廷承揽。人们评论，此墓出土的各种物品堪称为“辽墓珍宝甲天下”。
在墓中陈国公主的头部上方，出土了一件高翅鎏金银冠。全冠为高筒式，圆顶两侧有对称的立翅高于冠顶，华美精致。可以看到，辽贵族妇女同宋代的妇女一样喜爱高冠。只是宋代妇女的高冠已经平民化，而辽只有地位高贵的妇女才可使用，冠上的纹饰也多为龙凤纹。墓中驸马的鎏金银冠相当复杂，16块大小形状不等的鎏金银片用银丝连缀而成，制作工艺极为精细。契丹族是一个善于取长补短的民族，他们在与中原宋朝和邻近的民族相互交往中，不断汲取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甚至接受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并融合本民族的特点，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如陈国公主和驸马的银冠上，用道教真武和元始天尊、太极图等作为装饰，反映出他们对中原道教的尊崇。
还有一种贵族冠饰在《辽史》和《契丹国志》中都没有记载，而在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六中却有所描述：元旦朝会一节写有：“诸国使人，大辽大使顶金冠，后檐尖长，如大莲叶，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裹金带，如汉服。”其中所谓“后檐尖长如大莲叶”，并不是指圆形荷叶，而是尖圆的莲花瓣。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的《东丹王出行图》中，东丹王头上的冠与记载中的样式十分相符，很可能就是孟元老记录的辽大使所戴的那种“金冠”。
二、美丽的妇女头饰
契丹贵族妇女的头饰非常特别。辽代初期的贵族深受中原地区装饰风格的影响，妇女的首饰也有很多具有汉族的风格。2007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第一个皇帝耶律阿保机及其皇后的陵寝中发现了一些散乱的物品，其中那些镂空的小银饰、剪纸状的小飞凤和银镶宝石的花钿都是北宋最为流行的饰品。在流失海外的一批辽代金银器中，也有一件类似于宋代女子的围髻头饰。十分漂亮。一些辽墓壁画中头戴花钿簪钗和耳饰的女子首饰，也有典型汉民族的风格。
而具有典型契丹族风格的女子头饰，当属辽陈国公主墓中出土于公主头部的一件琥珀珍珠头饰。它由两根长度相同的细金丝将珍珠穿成两串，然后拧成两个长环状，两端各系一件琥珀龙形饰件，饰件下还各垂挂着由细金丝三连缀组成的金饰片，套戴在头上的样子一定很特别。契丹族妇女喜欢穿上绣金枝花的黑紫色围裙。而中老年妇女则用皂纱笼髻，上面散缀些玉钿，称为“玉逍遥”。
三、金光闪耀的簪钗
在已发现的不下千余座辽代墓葬中，能够真正完整的反映契丹族人墓室随葬物品的墓葬极少，其中绝大部分为金人所破坏。金人在辽亡国之后，随即发辽冢，有政治上报复的含义，因此在盗掘墓中珍宝之后，还常常毁坏墓室、铲除壁画、砸烂墓志等。其它有幸存留的墓葬也被历代的盗墓者扫荡一空，墓中的各种首饰当然不会留下。在仅有的墓室壁画中，契丹男子或光头髡发，或戴圆形胡帽，还有极少数人戴直角幞巾。女子多梳发成髻或戴冠饰。
在内蒙古科尔沁旗东沙布尔日台乡有两座已被盗空的辽墓，即著名的水泉沟辽墓壁画。后来水泉沟改名宝山村，这座墓葬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契丹贵族墓。墓主人的身份不明，据推断可能是女性。其父亲“大少君”是契丹建国前后赫赫有名的显贵人物。这些壁画使我们看到契丹人的早期生活情景。当时的贵族妇女对服饰是非常讲究的，它吸收了五代至宋时期中原妇女的服饰特点。这些贵妇簪钗满头，插戴的方法也很特别，除了插在发髻上，还多插戴在两鬓。虽然簪钗的式样较为单一，但由于插戴很多，却也金光闪闪、华丽动人。画中人物的汉服特征十分明显，绘画方法也极具唐画风采，证实了史书所载的关于契丹存在两种服装制度的记载，即契丹人着国服（契丹服），汉人着汉服，因服而治。辽代妇女的金簪有花朵形、花蝶、花蕾形和龙凤形，同时也有插梳用的金梳等。1997年，在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的一座大型辽墓被盗，这是辽贵族耶律羽墓，残留的一枝金银扁簪，簪首呈曲边，簪柄末端弯折并有穿孔，整体弧弯。正面及背面簪首錾刻连枝花卉及鱼子纹。这是一种压发用的扁簪，扁簪多在内蒙古发现，也许它就是清代扁方的雏形。
四、注重耳饰的民族
辽、金至元朝，都是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男女都有戴耳环的习惯。耳环的制作也十分讲究，其精美的程度不逊于中原所制者。
契丹族人戴耳环、耳坠的现象很普遍。特别是男子，耳戴圆环是十分常见的现象。
辽代贵族的耳饰多制作精巧。在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凤形金耳饰，是以极薄的金片模压成立体的凤鸟形，两片合页，中空。这样一来既可以减轻耳饰本身的重量，又使制做工艺相对简便。同时，这种龙凤的造型也是中原风格的体现。
而辽宁建平硃碌科辽墓出土的鱼龙形耳环，是当时北方民族辽、金、元最常用的一种。它龙首鱼身，有人说这种造型也许和黄道十二宫的摩羯（音同“磨结”）星座有关，称为摩羯鱼。摩羯也叫“摩枷罗”，为梵语“makara”的译音，意思是大鱼、鲸鱼，又称鱼龙，是佛教中的一种瑞兽。摩羯形象大约于公元四世纪末传入中国，经隋唐逐渐融入了龙首的特征。
另一种“U”形耳饰是契丹族的独特式样。它多用金片锤打或为钣金焊接而成，造型虽然简单，但制作得十分精致。
而在吉林突泉刘家街辽墓出土的一件青铜耳饰呈片状，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面凸起的铜薄片上还有圆形的纹饰，后面则用粗铜丝弯制成钩状，十分轻巧。
除了金银外，还有用玉制做的耳饰。发现的一对飞天纹玉耳饰是极为少见的题材。它制作精致，在豆粒大小的面部还雕刻出人物形象，而以头上的长发引伸为系耳之钩，可谓构思巧妙。
用琥珀制作小器物和饰品，是辽代工艺品的特色之一。在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一对琥珀耳饰是在凤形琥珀材料上钻孔，穿入金丝，上部弯曲作钩穿耳，下部一分为二，分别盘绕，成为双足，或许还有坠饰。现今所能见到的最为华贵的耳饰当属在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一对琥珀珍珠耳坠，它由四件琥珀饰件和大小珍珠以细金丝相间穿缀而成，在四件橘红色的琥珀饰件上，整体均雕刻成龙鱼形小船，龙首、鱼身，船上刻有舱、桅杆、鱼篓，并有划船、捕鱼之人，雕刻入微。而这四件船形琥珀饰件的雕刻又各有不同。契丹族以渔猎为生，这种耳饰的装饰题材，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生活写照。
五、华贵的璎珞与项链
璎珞是契丹贵族非常喜爱的饰物。契丹在建立政权前，没有戴璎珞的习俗。璎珞传入契丹被贵族阶层所常用，大约是在辽代建国以后。五代时期，太宗耶律德光派遣大使向后唐明宗“为父求碑石，明宗许之，赐与甚厚，并赐其母璎珞锦采。”明宗将璎珞当作罕有之物赠与契丹，说明了辽代初年尚无佩戴璎珞的习俗。当时这种饰物并非只有女子才能佩戴，男子佩戴也十分常见。璎珞的实物较早的有锦州市张扛村辽墓出土的玛瑙璎珞。然后是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卫国王墓出土的绿松石、琥珀、珊瑚、玛瑙璎珞。而略早于陈国公主墓的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琥珀、水晶璎珞以及在赤峰辽耶律羽墓出土的玛瑙璎珞等。其中多数的璎珞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璎珞正中的部位，间隔分坠着“鸡心”形和“T”形两件坠饰，这样的组合为契丹人所特有，似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而在陈国公主墓中，公主与驸马的胸前都佩有璎珞和胸佩，里里外外好几层，十分华丽。这种装饰长而且大，自颈部直垂至胸腹。在陈国公主与驸马墓出土的两组琥珀璎珞胸佩中的一组，有五串二百余颗琥珀珠和五件琥珀浮雕饰件、两件表面琥珀料以细丝相间穿缀而成，十分华美。璎珞之外还有项链。如陈国公主脖子上戴的琥珀珍珠项链，由八串金丝穿连的珍珠和一件琥珀坠、三颗琥珀珠组成，共系珍珠七百余颗。同墓出土的还有琥珀串珠等组成的颈饰，及水晶串珠项链。
辽代的贵族饰物许多都是由珍贵的琥珀制成。关于当时琥珀的产地，据《汉书》说：“罽宾出琥珀。”《后汉书·西域传》则称：“大秦国有琥珀。”而在《南史》、《北史》、《梁书》、《魏书》中则都说“波斯多琥珀”。《隋书》、《旧唐书》中又“西域多琥珀”等，可知这些地区都产有琥珀，综合看来，琥珀的产地大都在西域各国。陈国公主墓中所出的琥珀饰品，其来源可能是被当作商品或贡品，直接或间接由西域各国输入契丹国内。
六、必不可少的腰饰
（一）蹀躞带
在男性饰物中，金冠、腰带等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游牧生活，他们习惯在腰带上佩挂弓、箭、刀等狩猎用具以及日常所需的小刀、解结锥、针筒、磨石等，所以蹀躞带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服饰。《辽史·仪卫志二》载：“五品以上……武官蹀七事：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等。”《契丹国志》二十三卷的衣服制度一节中曾记载：“蕃官戴毡冠，上以金花为饰，……系蹀鞢带，以黄红色绦裹革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缀饰。”在内蒙古赤峰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壁画里天井两壁所绘人物中，契丹门吏耳缀金环，腰系黑色蹀躞带。蹀躞带的实物在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墓出土的一件，以丝织品包裹皮革而成，上缀有七块方形、两块心形和一块椭圆形饰牌，其中六块饰牌的模孔中，都缀有狭窄的革带，革带上还缀有带箍、带扣等装置，可以随时取下，以便佩物。在陈国公主墓中，出土了六条目前所见辽代最完整的腰带，它们形式多样，分为蹀躞带与非蹀躞带。而在驸马的身上就出土有六条形制各异的带饰，如金銙银鞓蹀躞带，下悬小带，左、右悬佩银囊和银刀、银锥。在公主的腰间也有圭形金銙丝带、玉銙丝鞓蹀躞带等。
（二）玉带饰与玉佩饰
辽墓出土的玉带是唐代风气的延续。在吉林扶余西山屯辽金墓中出土了一条装有一个带头的玉带。受中原古老的尚玉风俗的影响，他们也有在腰间佩戴玉佩饰的习惯。其中流传下来最有名的玉饰，就是描绘北方游牧生活中反映“春水”、“秋山”的玉雕饰。这与辽国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四时捺钵”习俗有关。“捺钵”（音同“耐波”），是契丹语，原意为“帐篷”。四时即四季。辽国皇帝每年春夏秋冬四季都要到不同的地区去“巡幸”，契丹人把辽帝“巡幸”的所在地称为“捺钵”，它带有“行宫”、“行所在”之意。皇帝每次出巡，文武百官皆从行，于是政治的中心也随帝王的行踪而转移。春捺钵在混同、长春洲一带，主要活动是钓鱼、捕鹅。这是辽代独具一格的传统渔猎活动；秋捺钵则在七月之后，皇帝与诸臣到临潢西南的伏虎林一带射虎捕鹿；而夏冬捺钵则以政治活动为主。所以以此为主要内容制作的玉饰就集中反映了春秋两季狩猎活动的内容。春水玉雕的基本图案是荷叶、莲花、水草及鸟禽等，或表现海东青捕食大雁的情景。而秋山玉饰则以山林虎鹿为题材。这一类玉饰品雕琢精美，多用于带饰或作为玉佩悬挂在腰间。
契丹人还在身上佩戴玉饰或坠饰，特别是摩羯鱼龙饰的造型在辽代较为多见。在陈国公主墓中还出土了七组44件玉佩饰，这些多由白玉制成的玉佩饰多数都戴在公主身上。
而辽代的玉组佩多用于贵族。出土于陈国公主腹部的一组玉佩，由一件镂雕绶带纹玉饰系鎏金银链下挂着五件玉坠组成，整件玉饰连鎏金银链成为一组。与此相似的另两组玉佩，一是由一件莲花形玉饰以金链下系六件用具形玉坠组成，形状有剪、觿、锉、刀、锥、勺，均为契丹人生活中的必用品，也相当于汉族的事佩。另一组以璧形玉饰垂挂五件动物形象即蛇、蝎、蟾蜍、蜥蜴、蜈蚣等五毒，是承袭汉族以毒攻毒，用以避邪的用意。
具有与玉佩饰相同作用的还有精美的琥珀佩饰。在陈国公主墓出土有胡人驯狮琥珀佩饰、龙纹琥珀佩饰等。其中胡人驯狮琥珀佩饰，位于公主的腹部，刻一西域胡人形象，他头缠头巾，袒胸露背，下穿短裙，手牵雄狮作驯狮状，十分生动。
（三）香囊与针筒
辽代男女的腰间饰物主要有荷包、金盒、针筒之类等。在陈国公主墓中，公主的腰间左侧佩挂着一件镂花金荷包，它由前后用两片形状大小相同的扁桃形镂花金片以细金丝缀合而成。上均镂刻着缠枝忍冬纹，包内原衬以丝织品，却已残朽，而在驸马腰间也佩有香囊或荷包，是精致的饰品。身佩香囊的人物形象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的库伦旗壁画中有所反映。画中的女主人与侍仆均契丹装束，女主人金耳环，右侧佩黄色葫芦状荷包，以象征金制。陈国公主的腰间右侧还佩有八曲连弧形金盒和置于公主腰部左侧的錾花金针筒。这两件饰物都是锤击或打制成形，并錾刻精致的花纹。
（四）佩刀与刺鹅锥
佩刀之俗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长盛不衰。刀对于契丹人更是日常生活及游猎时的必备工具。在贵族们的腰间，刀不仅是实用品，装饰精美的佩刀还成为富贵与权利的代表。在陈国公主墓中，驸马的腰间就佩有鎏金银鞘的银刀两件、琥珀柄银刀一件和玉柄银刀等，都是驸马生前的喜爱之物。另外，在驸马的腰际银蹀躞带右侧还出土一件配有鎏金银鞘的玉柄银锥。此件银锥应是与刀子配套的刺鹅锥。是辽代在春季捺钵时与宴饮有关的特用工具。
辽代皇帝四季出行，除了夏季专为避暑外，另外三季各有专门的游猎活动。如春季捕鹅雁，名为春水；秋季射鹿，名为秋山；冬季则破河钓鱼。在《辽史·营卫志》中记叙着春季捺钵时的情况：“春捺钵曰鸭子河泺（今吉林大安月亮泡）。……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槌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有鹅之处举旗，探旗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救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这段记载将刺鹅锥的用法说的很清楚。但此锥并非仅由侍御等人佩带。就连皇帝大臣等均可带之。在《契丹国志》卷二三中：“宋真宗时，晁迥往（辽）贺生辰。还，言始至长泊，泊多野鸭。国主射猎。……或亲射焉。国主皆佩 金、玉锥，号杀鹅鸭锥。”出土的这件玉柄刺鹅锥是辽代这类实物的首次发现。
七、手上的饰物
辽代妇女喜欢戴钏。大多以金银模压成圆环形，一端开有豁口，开口部分略粗，中间稍宽，钏的外表錾刻着花纹。实物有辽宁建平朱录科辽墓出土的錾金花钏、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墓出土的錾花银钏、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缠枝花纹金钏和双龙纹金钏等。而以串珠穿成的手串也是契丹族人常用的手上饰品。
除此以外，契丹人的戒指发现得很少，有许多在薄金片上凿花的戒指，质地轻薄，都是陪葬的冥器，并不是日常用品。一些收藏家收集的辽代戒指都是很精美的饰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