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人的才能各有优势，仅仅用“大”“小”两个字是很难概括的。人才不同，能力也各不相同。有的人洁身自好，善于加强自身修养；有的人擅长设立法规，让人们去遵从；有的人能周旋调停，非常精明能干；有的人能进行道德教化、为人师表；有的人巡逻一方，可以督察别人办事；有的人明察是非，能够纠正错误；有的人办事机敏，会出奇制胜；有的人则威武勇猛。只要将这些人才安在合适的位置上，他们就能发挥出各自的才能；如果放错位置，则不能胜任，或者沦为平庸之辈。
人才的类别
人的才能各有不同。刘劭在他的《人物志》中，根据人的才能将人才分为清节家、法家、术家、文章家等几个方面，然后制定出“因才设位”的方法，可以为现代人的识才用才提供参考。
清节家
清节家以道德高尚，品行端正著称。他们举止进退端庄肃敬、合于礼法，是国家礼节德行的象征，也是国人学习的榜样，传统美德的化身。他们一身正气，隐隐然有大国高人之风。其高风亮节足以感化缺德疏礼的人，能起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教化社会、矫正世风的楷模作用。
清节家不仅自身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而且在处理各种事务时也是井井有条，做事稳重廉洁，深孚众望。由于成就不像其他人那么显著，因此人们更多颂扬的是他高妙的德行，而把成就放在其次；还因当人在高位时，旁人更希望他有高尚的品德。
舜，历来与尧并称，为传说中的圣王。舜为后人所称道的不仅仅是其治下的时代为传说中的清平盛世，更为后人所向往和敬佩的是舜的德行。
相传舜的家世甚为寒微，虽然是帝颛顼的后裔，但五世为庶人，处于社会下层。
舜的遭遇更为不幸，他的父亲是个瞽叟，即是个盲人；母亲在很早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舜的父亲又续娶了一房妻子，继母给他生了一个弟弟名叫象。舜的家庭环境是：“父顽、母嚣、象傲”，父亲心术不正，继母嚣张跋扈，弟弟桀骜不驯。这三个人串通一气，总是想方设法地置舜于死地。然而舜是一个至孝之人，对父母不失子道，十分孝顺；与弟弟十分友善，处处谦让，多年如一日，没有丝毫懈怠。
舜在家里人要加害于他的时候，及时逃避；稍有好转，马上回到他们身边，尽可能地给予帮助，所以是“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常）在侧”。身世如此不幸，周围的人道德如此恶劣，舜却能表现出非凡的品德，没有丝毫的不满和抱怨，尽力处理好家庭关系，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一代圣明君主的原因。
舜家境清贫，故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生活十分坎坷。他曾在历山耕耘种植，在雷泽打鱼，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总之为了生活四处颠沛流离，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奔波。
舜在20岁的时候，他的孝行已经广为人知，名气很大。因为能对虐待、迫害他的父母坚守孝道，故在周围的人群中为人称扬。过了10年，尧向四岳（四方诸侯之长）征询继任人选，四岳就推荐了舜。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舜不但使二女与全家和睦相处，而且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和高尚的人格力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只要是他劳作的地方，便兴起礼让的风尚；“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制作陶器，也能带动周围的人认真从事，精益求精，杜绝粗制滥造的现象。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因而“一年而所居成聚（聚即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四县为都）”。尧得知这些情况很高兴，赐予舜衣（细葛布衣）和琴，赐予牛羊，还为他修筑了仓房。
舜得到了这些赏赐，这让瞽叟和象很是妒忌，他们于是想杀掉舜，霸占这些财物。瞽叟让舜修补仓房的屋顶，却在下面纵火焚烧仓房。舜靠两只斗笠做翼，从房上跳下，幸免于难。后来又让舜掘井，井挖得很深了，瞽叟和象却在上面填土，要把井堵上，将舜活埋在里面。幸亏舜事先有所警觉，在井筒旁边挖了一条通道，从通道穿出，躲了一段时间。瞽叟和象以为阴谋得逞，象说这主意是他想出来的，分东西时要琴，还要尧的两个女儿给他做妻子，把牛羊和仓房分给父母。象住进了舜的房子，弹奏舜的琴。舜逃出来后去见他，象大吃一惊，心里很不高兴，嘴里却说：“我正在思念哥哥，沉浸在郁闷之中啊！”舜也不把受害之事放在心上，事端过去了，舜仍然孝顺父亲和亲爱弟弟，而且更为恭谨，希望用德和爱最终能感化他们。
后来尧让舜参预政事，管理百官，接待宾客，经受各种磨炼。舜不但将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用人方面有所改进。尧未能起用的“八元”“八恺”，早有贤名，舜使“八元”管土地，使“八恺”管教化；还有“四凶族”，即帝鸿氏的不才子浑敦、少皞氏的不才子穷奇、颛顼氏的不才子梼杌、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虽然恶名昭彰，但尧未能处置，舜将“四凶族”流放到边远荒蛮之地。这些措施的落实，显示出舜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才干。
经过多方考验，舜终于得到尧的认可。于是，尧禅位于舜。
舜可算是清节家的代表，不仅道德高尚，而且深得人心，其德行可以感化众人，形成淳朴的风俗，这是有才之最高境界。据《史记》所载传说，舜摄政28年，尧才去世。舜于三年的丧事完毕之后，便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退避到南河之南。但是，天下诸侯都去朝见舜，却不理会丹朱；打官司的人也都告状到舜那里；民间编了许多歌谣颂扬舜，都不把丹朱放在眼里。舜觉得人心所向，天意所归，无法推卸，遂回到都城登上天子之位。
孔子讲，“其身正，不令而行”，然后，后世之中，如同舜这样的明君已经成为绝响。尽管后世杜甫一心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杜甫并非清节家，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感化众人已经显得不切实际。
清节家之才，如果在朝为官，他就能担任冢宰的职务，可以为国矫枉过正，如周公、延陵、晏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多有几个像他们那样才能品行卓绝的人，何愁不能提高国民素质，使国家富强呢？
法家
通常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刘劭在《人物志》中说“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更侧重是的法家的思想。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并非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是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建立了名为法治实为人治的封建规章体系；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人治主体。
法家认为，法的目的在于调控国人的行为。所以法家之才，就是以法规制度治理天下，用“游戏规则”来规范人们的所作所为，以达到治理天下、富民强国的目的。
法家之才，擅长设立法规，有错必纠，让人们服从；如果在朝为官，他就能担任司寇这种职务，可以为国家主持公道。
商鞅是法家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通过变法，终于使当时的秦国变得强大，并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为以后的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
商鞅也曾周游列国，以求为明君所用。他的第一个机会来自魏国。魏国国相公叔痤，对商鞅的才学十分欣赏。不知道是商鞅的不幸，还是魏国的不幸，就在公叔痤决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时，公叔痤已被病魔夺走了大半条命。他只能竭尽余力，告诉前来探病的魏惠王：“我死之后，希望您能以举国之事，听候商鞅的调遣。如果不用他，就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
等魏惠王走后，公叔痤越想越不是滋味，不忍心因自己一句话就使商鞅丧命。他派人叫来了商鞅，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你赶快逃走吧。”
公叔痤的急切溢于言表，而商鞅却安之若素，一脸平静：“国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而信任臣下，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臣下呢？”
果然，魏惠王对公孙痤的话不以为然，当然也就没有照做。
后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带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商鞅三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王的赞许，并成为秦国强盛的根基。前359年商鞅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商鞅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说：“法制不能实行，是因为上层的人不遵守法制。”于是就处罚了太傅公子虔与太子的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国的老百姓都很高兴，秦国的风貌也为之一变，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公元前340年，秦国击败了魏国的公子昂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魏国因此将百姓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恨恨地说：“我真后悔当初没听公叔痤的话！”商鞅后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然而，商鞅制定的法律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尤其是军功爵制度，造成秦国贵族多怨。秦国公族赵良认为商鞅积怨太深，应该及早隐退，商鞅不听。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打魏国，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并被灭族。
由于后世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蔑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商鞅因为急功近利地推行改革，使改革中深藏着许多的弊病，结果自己也“作法自毙”，落得车裂的下场。后人评价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这恐怕就是对法家之才的一个借鉴吧！
术家
在先秦百家争鸣中，申不害曾经倡导并实践了以术治国的思想。如《韩非子·定法》说：“今申不害言术”。
什么是“术”呢？“术”，今天来讲，就是策略、权术、阴谋，“以术治国”实际上就是将策略思想升华为政治思想，即有思想、有理论、有体系的阴谋政治，或权术政治。这便是术家的思想本质。
术家之才，一般为智慧丰富、多谋善变之人。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们不但能够从全局出发，辅佐君王治国平天下，而且在任何地方、任何事情上做决断时都能够游刃有余、挥洒自如；并且深通进退之道，进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退可以安稳地保全自身。
有各种各样的术，如帝王之术、官场之术、驾驭小人之术等。有人认为，权术是政治无道的产物，天下有道、政通人和，则权术不行；天下无道、沧海横流，则权术大行于世。特别是儒家学者，主张以仁义治国，所以基本上是反对权术的，对权谋、权术深致贬词。荀子就讲过：“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权术与中国传统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同者，大都认识到权术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术究竟是否应该得到肯定呢？这应该看术家之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人深谙各种“术”，就是可以承担大任之人；如果是阴险毒辣之人，则危害巨大。
张良是汉初三杰之一，在刘邦打天下的过程中，屡出奇计，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刘邦称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这一名句，也随着张良的机智谋划、文韬武略而流传百世。张良在汉朝建立时被封为留候，后功成身退，千古流芳。
张良在功成之后能够善处君臣关系，不仅使自己得以免除祸患，而且对王朝的稳定也有一定的好处。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汉高祖入都关中，安定天下之后，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后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
西汉立国的第十年（公元前197年），汉王朝上层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刘邦有改易太子之意。当时刘邦宠爱戚夫人，并察知吕后有异心，有代刘而王的迹象，故欲废太子孝惠（吕后子），改立赵王如意（戚夫人子）为国储。朝野大臣，群起谏争，但丝毫不能更改刘邦初意。吕后很惊恐，不知该怎么办。
眼看太子位行将被剥夺，有人对吕后说：“张良善于出谋划策，皇上对他言听计从，为什么不让张良给想想办法？”于是，吕后就派人找来张良说：“现在皇上打算更换太子，您怎么能垫高枕头睡大觉呢？”
张良考虑到太子一位，事关重要，不可轻易更立，大儒叔孙通说得好：“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再加上当时天下方定，汉朝统治根基还未稳固，各项制度还正在健全，只有顺其现状，无为而治，才能安定天下，稳保江山。这可是一件大事，太子的废立关系到朝廷格局的变化，更直接影响到后宫势力的平衡。
在对时局进行了认真思考之后，张良说：“据我所知，国内有四个奇人，他们连皇帝也不放在眼中。这四个人年龄已经很大，头发已经花白，所以人们都称呼他们为‘商山四皓’，他们都认为皇上对人傲慢，所以逃避躲藏在山中，不肯做汉朝的臣子。虽然皇上很敬重这四个人，但却不能把他们招来。这四个人已经年老了，现在您果真能不惜金玉币帛，让太子写一封信，言辞要谦恭，再派有口才的人恳切地聘请，他们应当会来。来了以后，把他们当做贵宾，让他们时常跟着入朝，叫皇上见到他们，那么皇上一定会感到惊异并询问他们。”
于是，吕后就让亲信携带着太子的书信，用谦恭的言辞和丰厚的礼品，请来了“商山四皓”，时刻陪伴在太子身边。刘邦见自己都请不来的“商山四皓”竟然被太子请来，认为太子的羽翼已经丰满，于是就不再准备另立太子。太子终得嗣位，吕后为此对张良也非常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