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人原经】
或曰：人才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夫能之为言，已定之称，岂有能大而不能小乎？
凡所谓能大而不能小，其语出于性有宽急。性有宽急，故宜有大小。宽弘之人，宜为郡国，使下得施其功，而总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办于己。然则郡之与县，异体之大小者也。以实理宽急论辨之，则当言大小异宜，不当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鸡之与牛，亦异体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犊，则岂不能烹鸡乎？故能治大郡，则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论之，人才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夫人才不同，能各有异。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从之之能，有消息辩护之能，以德教师人之能，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有司察纠摘之能，有权奇之能，有威猛之能。
夫能出于才。才不同量。才能既殊，任政亦异。是故自任之能，清节之才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任，为国则矫直之政。立法之能，治家之才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公正之政。计策之能，术家之才也。故在朝也，则三孤之任，为国则变化之政。人事之能，智意之才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佐，为国则谐合之政。行事之能，谴让之才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督责之政。权奇之能，伎俩之才也。故在朝也，则司空之任，为国则艺事之政。司察之能，臧否之才也。故在朝也，则师氏之佐，为国，则刻削之政。威猛之能，豪杰之才也。故在朝也，则将帅之任，为国，则严厉之政。
凡偏才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又国有俗化，民有剧易，而人才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辩护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矫抗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谐和之政宜于治新，以之治旧，则虚。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凡此之能，皆偏才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于国体之人，能言能行，故为众才之隽也。
人君之能，异于此。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众才也。
——刘劭《人物志》
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兼有三才，三才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兼有三才，三才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兼有三才之别，各有一流，清节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思远图，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是谓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馀，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凡此八业，皆以三才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材也。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才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
——刘劭《人物志》
夫人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
故伊尹曰：“智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于万物之情，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
不失四时，通于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通于人事，行犹举绳，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
忠正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
太公曰：“多言多语，恶口恶舌，终日言恶，寝卧不绝，为众所憎，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闾巷，察奸伺祸。权数好事，夜卧早起，虽剧不悔，此妻子之将也；先语察事，权而与食，实长希言，财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忉忉截截，垂意肃肃，不用谏言，数行刑戮，刑必见血，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辩好胜，嫉贼侵凌，斤人以刑，欲整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外貌怍怍，言语时出，知人饥饱，习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近贤进谋，使人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毕，此十万人之将也；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行法不枉，此百万人之将也；勋勋纷纷，邻国皆闻，出入豪居，百姓所亲，诚信缓大，明于领世，能效成事，又能救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内，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经》曰：“智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警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快意，一呼再诺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欲观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机，得失之要。
孙子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之谓矣。”
——赵蕤《反经》
【评析】
古人云：“为治以知人为先。”治理国家以了解、识别人才为最首要的事情。
识才不易。刘劭在《人物志》中详尽地说出了识才之所以难：虽然每个人都有才能，但真正考察时并不容易，具有上等才能的人已经很难识别，况且有些人才尚处于幼年或贫贱时期，没来得及建功立业就已经丧命了；有的人才在能够识别其才能的人还没有将其选拔出来就去世了；有的人才曲高和寡，虽有人推荐却得不到赞美和重用；有的人才地位卑下，人微言轻，其言论也不为世人理解；有的人才与世风相违，而不能得到信任；有的人想举荐人才而没有处于这种位置上，就没有办法提拔人才；有的举荐人虽然有一定的地位，却受到别人的压制而无法举荐。
对人才的识别，可能因为各人站的角度不同，看法也会有很大不同。但一个人的素质，包括能力、品德等，都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注意从多方面去观察，只要是出于公心，注意倾听考察，是“玉”是“石”还是不难分辨的。何况，古人还给我们遗留下了丰富的鉴人的智慧。
古人认为，能力出于才质，各种才质有不同的限度。既然人的才能各有不同，那么他们所适宜担任的职责也就有所差异。刘劭在《人物志》中说，所有的人才都是以德、法、术三才作为基础的，因此，虽然流派不同，但都属于可在某一领域有所成就的人才。另外还有，具有写作能力、能著书立说的人称为“文章家”，如司马迁、班固就属于这一类。能够传授古代圣人的学说和思想，而不能够参与政治的人，称为“儒学”，如毛公、贯公就属于这一类。在辩论时，观点不一定正确，但能够应对自如，口齿伶俐的人，称为“口辩”，如乐毅、曹丘生就属于这一类。胆识过人，才略超群的人，称为“骁雄”，如白起、韩信就属于此类。我们所说的这些类型的人才都足以担任大臣。
才无大小，只看是否适合自己的需要。人人都有缺点，人才也是如此。世间罕有全才，多数是持有一技之长，即所谓的偏才。因此，这样的人才只能胜任某一方面的工作，治理整个国家就不是他们所能做到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担任一个官职，犹如用一种味道调和五种滋味；而从事一国之政，则好比用“无味”去包容五味。而且在一个国家中，陋俗与文明并存，百姓也有和顺与强悍的区别。
很多人的才能和德行是相辅相成的，但也有例外，这就是才高德薄之人。曾国藩的用人原则是，你有再高的才能，但是你的德行和名声不好，口碑不好，我是绝对不推荐的。曾国藩手下曾经有一个人叫金安清。金安清特别擅长钻营，再加上口才极好，文笔又好，理财能力极强，还有非常好的书法才能，可就是特别贪恋女色，名声非常不好。曾国藩曾在家信中表达了对金安清的看法，说金安清的计策可用，但是金安清其人是不敢用的，因为用了他无益于我，他不好的名声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不能用他。
才无大小，能有各异
衡量一个人的才能，不能用大小这两个字来做评判。有人说，人的才能中，有的只能在大的方面上使用，不能在小的方面上使用，就好像能煮一头牛的大锅不可以用来烹鸡一样。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太准确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三国演义》中，庞统是个大才，处理小事也能显示出他的才干。
徐庶推荐庞统去辅佐刘备，刘备见庞统相貌丑陋，就派庞统来耒阳当个县令。
庞统到耒阳后，心中闷闷不乐，借酒消愁，三年不升堂理事，大小案件一律压着不判。耒阳百姓议论纷纷，状纸告到刘备那里去了，刘备立即派义弟张飞去耒阳考察。张飞来到耒阳，一进县衙，便斥问庞统：“为何积压案件不判？”庞统说：“区区小事何足为奇！请三将军明日看我断案就是。”第二天，庞统升堂。公堂上跪着黑压压的一大群原告、被告，他们都争先恐后地要求诉状。庞统说：“尔等不必争先恐后，只管同时诉来。”于是吱吱喳喳几百张嘴同时诉状。张飞在一旁听得稀里糊涂不知所云，庞统则时而点头，时而皱眉，胸有成竹；他一边听诉状，一边判案，三年积压官司，当着张飞的面，只用三天就结得一清二楚，使人心悦诚服。百姓公认庞县令判案公正廉明。
“好一个奇才，竟有眼观千人面、耳听万人言的本事。”张飞觉得庞统当一名小小县令确实大材小用了。于是急忙回朝复命，刘备大喜，马上派人将庞统接去，封为左军师。
由此可见，就才能而言，其实质与名称已经确定下来了，怎么会有只能用在大的方面而不能用在小的方面的道理？
人的才能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关键是要看个人是否能够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只要情势需要，不起眼的才能，如鸡鸣狗盗之才一样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史记·孟尝君列传》载：
战国时候，齐国的孟尝君喜欢招纳各种人做门客，号称宾客三千。他对宾客是来者不拒，有才能的让他们各尽其能，没有才能的也提供食宿。
有一次，孟尝君率领众宾客出使秦国。秦昭王将他留下，想让他当相国。孟尝君不敢得罪秦昭王，只好留下来做权宜之计。后来，有大臣们劝秦王说：“留下孟尝君做相国对秦国不利。他出身齐国王族，在齐国有封地，有家族，他怎么会真心为秦国办事呢？”秦昭王觉得有理，便改变了主意，把孟尝君和他的手下人软禁起来，只等找个借口杀掉。
形势危急，众人苦苦寻思脱身之计。后有属下建议，秦昭王有个最受宠爱的妃子，他对这个妃子言听计从，可以请他帮忙。孟尝君于是派人去求她救助。妃子答应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能拿齐国那一件天下无双的狐白裘（用白色狐腋的皮毛做成的皮衣）做报酬，我就帮你逃脱。”这可叫孟尝君作难了，因为刚到秦国，他便把这件狐白裘献给了秦昭王。在为难之际，有一个门客说：“我能把狐白裘找来！”说完翻墙而出。
这个门客最善于钻狗洞偷东西。他事先探知，昭王因为特别喜爱那件狐裘，一时舍不得穿，放在宫中的贮藏室里。于是他便借着月光，躲避过士兵的巡查，将这件狐裘偷出来。妃子见到狐白裘高兴极了，想方设法说服秦昭王放弃了杀孟尝君的念头，并准备过两天为他饯行，送他回齐国。
迟则生变。孟尝君一刻不敢耽误，立即率领手下人连夜偷偷骑马向东快奔。到了函谷关的时候天还没亮。按秦国法规，函谷关每天鸡叫才开门。孟尝君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只听见几声“喔，喔，喔”的雄鸡啼鸣，接着，城关外的雄鸡都打鸣了。原来，孟尝君的另一个门客会学鸡叫，而鸡是只要听到第一声啼叫就立刻会跟着叫起来的。守关的士兵于是打开关门，放他们出去了。
天亮了，秦昭王得知孟尝君一行已经逃走，立刻派出人马追赶。追到函谷关，孟尝君一行人已经出关多时了。
孟尝君凭借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最终得以逃脱秦王的魔爪，说明无论是什么样的才能，只要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作用，奠定胜局，一样是值得肯定的。这种才能虽为一般的正人君子所不齿，但是只要是有用之才，就不要过于计较是不是是够正大光明。
在社会中，因为所设的岗位不同，要求不同，所以人才的标准也会千差万别。一个领导者，只有认识到每个人的闪光点，“不拘一格降人才”，才能为自己事业上的成功增添上一份力量。
刘邦在用人上宽容大度，用其所长，不拘一格，甚至大胆起用反对过自己的人，充分表现出封建帝王的政治风度和雅量。
韩信曾追随项羽，但刘邦认识到他的军事才能后，不计前嫌，委以重任。楚汉战争中，项羽的部将季布英勇善战，是刘邦的死敌，曾被悬赏通缉；后经夏侯婴等人推荐，刘邦任用其为郎中，成为一名有口皆碑的郡守。
刘邦出身于社会下层，为人落拓不羁，交游面广，了解各类人才的情况。他能对各种人才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用人所长，容人小过。他的用人思想十分解放，以致出现“布衣卿相”的政治格局；在他的王侯将相中，出身卑贱和有坏名的人很多。除了受过胯下之辱的韩信，曾有盗嫂受金之嫌的智囊陈平，还有：舞阳侯樊哙原为街头屠夫，以煮狗为业；绛侯周勃曾以编蚕箔为生，兼做丧事中的吹鼓手；关内侯娄敬是车夫；梁王彭越曾以打鱼为生；淮南王英布，曾是秦朝受黥面之刑的犯人。正因刘邦的宽容，其手下才能猛将如林、谋士如云，四方豪杰趋之若鹜，天下英才为他所用。
刘劭在《人物志》中说，人的才能之所以有大小的说法，根源在于人有两种不同的性格：心胸开阔之人和心胸狭窄、容易急躁之人。性格既然有宽宏与狭窄之分，那么拥有这两种性格的人，各自所适宜的工作也相应地有大小之分。心胸宽广宏大的人，适宜管理郡国这类大地方，使下属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来成就自己的事业；性格急躁、爱耍小心眼的人，适宜管理县一级的小地方，不管大事小事他们都亲力亲为。但是郡和县之所以不同，仅仅是因为区域大小的范围不同；用人的性格宽缓急躁之分来评论这件事，就应当说大小不同，各自相称，而不应当说能力有大小之分，正如鸡和牛也只是身体的大小不同而已，所以用来烹饪的鼎也应该有大小之分。难道用来烹牛的鼎就不可以用来烹鸡吗？因此，有能力管理大地方的人，也有能力管理小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