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与《水浒传》的故事
******熟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其中一部便是《水浒传》。******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看《水浒传》。他在进入私塾蒙读的时候，便早已熟悉水浒故事里的情节和人物了。这时是1906年，他13岁。读《水浒》，说《水浒》，评论《水浒》，介绍《水浒》，《水浒》贯穿了他的70年读书生涯。
根据******自己回忆，《水浒传》是他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一部书。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所发售的100余种中外哲学和人文科学书籍里，《水浒传》是唯一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小说；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他建议同侪读些《水浒传》；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介绍宋江和《水浒传》；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水浒传》是他必读的一部书；在长征途中，他急于要找寻《水浒传》来读；在延安和北京时期，《水浒传》又是他书架上必备的。他熟悉《水浒传》的各家版本，一百回的简本、一百二十回的繁本、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以及由一百二十回后40回独立成篇的《宋江平四寇》，还有《水浒传》衍生、嬗变的《水浒后传》（清朝陈忱）、《水浒新传》（现代张恨水）等。
他很喜欢《水浒传》，《水浒传》一直是他常读的书。他也经常谈论《水浒传》，应用《水浒传》里的内容和文字。我们从学习他的文章、谈话，以及阅读他人所写的回忆和纪实作品里，时而能从中发现有《水浒传》故事和词汇的穿插、引用，古为今用，如数家珍，真所谓是恰到好处。虽然，他所说的、所写的，多是片言只语，但亦可窥见20世纪一代中华伟人在不同时空的文化思维和文化性格，给我们读《水浒传》以很多启示和开导。它也是中华民族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比如，他曾对徐海东、贺龙两位将帅说：“中国有3部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3部小说，不算中国人。”他也曾对警卫员、翻译等随身人员分别说过：“《水浒》至少要读3遍。”
很早便爱读《水浒传》
1936年在延安时，******就曾对斯诺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还要知道得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相互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又据《******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0页）一书，******在同斯诺谈话时说：“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我继续阅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种地的勇士、官员和文入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种的。”
又据金仲及主编的《******传》。******在读了《水浒传》等后，“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西行漫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农民们自然常要反对这种不平等。《水浒》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金仲及主编：《******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转移中的中央纵队在陕北田次湾宿营。******、******和任弼时等人坐在火堆旁。******耳听木柴燃烧的噼叭声，仍然是若有所思的神情。“主席又在想什么？”******小声问，谈心一般。“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继续说，“《三国演义》算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褚好像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哪个都比许褚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的彭老总！”江青在火堆一侧听到了，大声说：“我听说必成（******当时的化名）同志4岁读唐诗，9岁读完《三国演义》和《水浒》，而且能背诵许多精彩段落。”“是吗？”******望着******，“我十几岁才开始读《三国》。”“是这样，我喜欢古典小说，不满9岁就读了许多，特别是《三国演义》和《水浒》。”******坦然承认，似乎毫不经意地讲一件极普通的事实，“但是我就没想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直到刚才我才想到，并且同时得到了答案：写书的人都不种田！”任弼时叹服地望了一眼******一—恩来是谈话的大师。”（权延赤：《卫士长谈******》，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181页。）
许褚，东汉末曹操部将，以勇猛著称，曾因“赤膊上阵”而闻名。关羽，东汉末期刘备部将，以武勇著称，被誉为当时的“万人敌”。
1947年8月，在陕北沙家店战役结束后，******又听警卫员李银桥说：“小时候看《水浒》，只知道杀富济贫，不懂得反封建；大点了，看《盛世危言》，以为有了外国的技术、机器和枪炮就行，还是不懂反封建。”（权延赤：《卫士长谈******》，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
1906年，当******识的字足够他看一些简单故事书时，他便弄到了一本他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说。在他住的那个小村里，当时书是极少的。大家都爱看的，正好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小说。前者讲的是一百零八将聚义的壮举，后者讲的是三国打仗的故事。******对这两本书入了迷。在农忙中，一有空闲，他就去读这两本书。（萧瑜：《我和******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1906年，阴历十月的韶山冲，从一条弯弯曲曲的黄泥小路上，走来了一个挑书箱的少年。这就是刚被井湾里私塾先生赶出来的“反叛”学生——13岁的******。原来，这天上午，******正背着老师在课堂上偷偷地读《水浒全传》。正当他被梁山好汉深深吸引住的时候，先生突然夺走了他的书，鼓起眼睛训斥他：“你这是反叛，我不敢教你了，收拾你的书箱回去！”就这样，******结束了9岁开始的5年私塾学习，回到了上屋场。他第一次失学了。（董志英：《******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1906年秋至1909年夏，******停学在家务农。白天，他要和家人、雇工一起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晚上，还要帮父亲算帐、记帐。尽管常常累得筋疲力尽，但他还是坚持学习、读书，常常在小油灯下熬至深夜。这一期间，******博览群书，只要是韶山冲里能借到的书，他必借来看，甚至连对庙里和尚的经书也津津有味把卷夜读，《精忠传》、《水浒传》、《隋唐嘉话》、《三国志》和《西游记》这些古典小说更是百读不厌。******后来回忆起那些读书生活时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许祖范、姚佩莲、胡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1910年，******准备去县城东山学堂读书。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两本宝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萧瑜：《我和******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1910年，******离开家乡韶山，到东山学堂求学。在堂长办公室，******立在办公桌前，勇敢而又恭敬地重复一遍他的请求：“先生，请你准许我进你的学堂读书。”堂长望着这位不卑不亢、很有勇气的学生，似有所动，用平和的声调问：“你叫什么名字？”“******。”“******！”堂长慢慢咀嚼，“你住在哪里？”“韶山。离这儿50里。”“你多大了？”“14岁，先生。”“你在村里读过书吗？”“我跟王先生读过两年书。”“那么，你能阅读三年级的课本吗？”“我没读过。但我能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还读了《盛世危言》，所以我有了继续上学的要求。”（权延赤：《卫士长谈******》，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226页。）
《盛世危言》，清末郑观应（1842—1921）著。郑系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书是他的代表作。
1910年前后，******在东山学堂拼命用功学习。5个月后，他的成绩已经突飞猛进。……毛惊喜地发现，自己现在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比以往容易多了。很快地，他的伙伴们公认他为有关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给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萧瑜：《我和******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4页。）
“一百零八将”，见《水浒传》第七十回《没羽箭飞石打英雄，宋公明开粮擒壮士》：“宋江看了众多头领，却好一百单八员。”此间正将（天罡星）36员，偏将（地煞星）72员，所以也称一百零八将。
1910年前后，******在东山学堂读书。据他的同学萧三写的《******》中提及他们的读书生活，内称：“我们常在一起交谈各自的读书心得。******同我们大家一样，不喜欢孔夫子。他背着父亲和老师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像《西游记》、《三国演义》、《岳飞传》、《说唐》等。他给我讲这些书的内容。我也知道一些******没有读过的小说，我同样乐于把它们讲给自己的新朋友听。******听完后，对我说：‘这些书都不错，可是我还是最喜欢读那些描写起义、造反的书。’”
又据萧三回忆******少年时代：“那些小说里的故事、人物，******都记得非常的熟，放牛或农作完了的时候，他和小朋友切磋书中的故事——武松打大虫演得很像。看的人都喊‘再做一回’！那些读物后来对他的影响也很大。”（萧三：《******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武松打大虫”，见《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武松，行者武松，梁山正将之一，步军头领，排行座次第十四。
1917年前后，******在长沙湖南一师主持新民学会期间，他建议同学、会友们读一读《水浒传》。后来在大革命期间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他还谈起过《水浒传》和宋江的造反。（武思萦、樊静：《******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宋江造反，见《水浒传》第六十三回《宋江兵打北京城，关胜议取梁山泊》等多处。
2、始终喜欢读《水浒传》
据英国人迪克·威尔逊的《历史巨人——******》称：1930年3月，“当时毛的全部行装有两床毯子，一条布被单，两套普通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一件旧大衣，一把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他用的地图、文件、书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爱的《水浒传》，都装在这个挂包里。”（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1932年1月，******在那次批评他为“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又犯病了。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个人到东华山去了。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山上树木蓊郁，山顶上有座古庙。******看中了这座古庙，住了进去。******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座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的。直到3月上旬的一天，******派项英专门来请他下山。******在桃源世界般的东华山，埋头读书，他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叶永烈：《历史选择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
据贺子珍后来回忆：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给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古文的根底很深，也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唐诗三百首》，他全部都能背出来。他喜欢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好几遍。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其中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
后来，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说他领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他同军队中的政治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革命的中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