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曾经是我国钻研敦煌学术的人们心中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痛，这种令人悲哀尴尬的窘境，源自100多年前敦煌文化宝库的大浩劫。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要冲重镇，四方辐辏之处，沐浴了汉唐风雨，汇聚了东西方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孕育出了繁荣灿烂的文明。敦煌石窟星罗棋布，恰似散落在戈壁古道上的颗颗璀璨耀眼的宝石，其中享誉中外的莫高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
它历经千年积蓄，现存有10个朝代的洞窟492个，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可算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莫高窟不仅以缤纷绚丽的壁画、精美多姿的雕塑著称于世，19世纪末的余晖照进了莫高窟中的一个密室，更是让一座荟萃人类文明的丰富的文化宝藏展现在世人面前。
由于莫高窟与库姆塔格沙漠毗邻，东邻三危山，西接鸣沙山，常年干旱，降水稀少，风沙频繁，石窟内充盈的积沙日益深厚，对窟内的雕塑、壁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和威胁。而此时清政府内忧外患，无暇顾及石窟的修缮和维护，所以这一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当地的僧人道士。莫高窟寺院分成上寺、中寺、下寺，上寺和中寺是藏传佛教的寺院，而下寺是道教的太清宫，这时道观的住持是一位精明能干的王道长。王道长俗名王圆箓，湖北麻城人，曾在肃州（今甘肃酒泉）巡防营当过兵，退伍后云游到莫高窟。他略通文字，胜过那些不识汉文的喇嘛，加上他又善于经营、热衷于布道，使得下寺香火日渐旺盛，给寺窟带来了生机。
1900年6月22日，一个初夏的早晨，王道长正在监督工人清理洞窟中的积沙。这时他雇佣的抄经人杨河清匆匆跑来向他汇报一个意外的发现，原来杨河清被安排清扫后来被编号为16窟的甬道，在清理积沙之余，他掏出旱烟想吸一口解解乏。当地人抽烟是用一种叫芨芨草的植物点燃烟叶，杨河清将烟点着后，随手将芨芨草插进了身后墙壁的裂缝中，然而这一插与往常不同，插了几次芨芨草也没插住。杨河清仔细一看，原来这道裂缝深不可测，用手一敲里面是空的。这一奇怪的现象立即引起了杨河清的好奇，他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王道长。两人来到了有裂缝的墙壁处，王道士用手拨开了墙皮，一扇紧闭的小门出现在面前，推开小门穿过门后的过道，他们进入了一间密室。
这间密室长约3米，宽约2.7米，高约2.4米，顶呈覆斗形。透过斜射进来的微弱光线，王道士看到在这间狭小的密室里整整齐齐地堆放着无数的白布包，落满灰尘的布包里散落出十几卷古老的文书和字画，布包下面还压放着绢幡佛画、各种佛家法器、地契、名牒等物件。这间小储物室即驰名海内的藏经洞，里面藏品以从5世纪到11世纪的各种文字的佛教经卷为主，还包括各类文书、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余件。这些佛经、文书的古写本及印本就是震惊中外的敦煌遗书。其文献总数达5万件以上，种类约有5000种，绝大多数是佛教文书，还包括官府文书、儒家经典、道教典籍、摩尼教典籍、景教典籍、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启蒙读物等，林林总总、包罗万象。文书的文字除大量汉文之外，还有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等。敦煌文书是极为珍贵的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是研究古代中国、中亚、东亚、南亚历史、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学、艺术、科技的重要资料，被王国维评价为和殷墟甲骨、西域木简、清宫大内档案齐名的20世纪“四大学术发现”。然而，敦煌瑰宝一经现世，便开始了它万劫不复的厄运。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巨大宝藏之后，立即向敦煌县令汪宗瀚、安肃道道台廷栋报告了此事，并将一部分敦煌遗书送给各级官僚。汪宗瀚曾邀众士绅参观藏经洞，这些官员不知其重要的价值，只是下令王圆箓就地封存，并未给予重视，也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保护措施。此后，王道士也将文书当作道教符咒出售给当地的居民，敦煌遗书肆意流散至民间。两年之后，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任职甘肃学政，汪宗瀚为了巴结上司，挑出自己持有的几卷文书送给叶昌炽。其中有一幅北宋乾德六年（968年）的水月观音像被叶昌炽识出，令他惊叹不已。他得知这些古物出自敦煌藏经洞，便上呈省府要求将这些文物运至兰州保管，然而此时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没有财力运输这批文物，只得下令将文物就地清点封存。汪宗瀚趁清点之际又捡取了一些精品，用作日后结党营私的资本，赠送给甘肃、新疆的一些官员。藏经洞发现珍宝之事逐渐传播出去，引起了在新疆访古的西方探险家的兴趣。
捷足先登的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1907年3月，他受英国政府资助来到敦煌，在博得王道士的好感之后，以“布施”的名义用40锭马蹄银换走了7000多卷文书，装了满满24箱，外加5箱佛绢画、佛幡等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买走了五大箱写经。他从莫高窟所得的9000余卷写本和500余幅佛画后来交给了大英博物馆等机构。
接踵而至的是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他是一位精通13国语言的博学之士，擅长中文，对东方古代文化有很高的造诣。1908年2月至5月，伯希和来到敦煌考察，他曾钻进藏经洞长达3周，甄选了最有价值的文献6000余卷，花费500两白银满载而归。1909年，他携带着一些经卷前往京师向罗振玉、王国维等学界巨擘请教，立即引起士林的惊哗，经罗振玉等人的强烈呼吁，清廷于1910年下令将敦煌所剩之遗书运抵北京。启运之时经清点文书尚存9000余卷，经押运官员及沿途官员的偷窃和抽取，三个月之后到达北京时只剩下8000余卷。最令人疼惜的是，为了吻合清单上的数量，胆大妄为的官员竟将写经撕毁，一卷分为数卷，以充数目，给敦煌遗书带来了灭顶之灾。
王道士在做成了这几笔买卖之后，深感这些经卷价值不菲，在政府启运敦煌遗书之前，便将大量经卷匿藏起来，后来的几年又卖给了日本、俄国、美国等国的探险队。从藏经洞流散至海外的文物多达3.5万件，约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其中弥足珍贵的精品流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手中，敦煌藏经洞的宝藏难以恢复原貌，诚为国人切肤刻骨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