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个世纪以来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悲剧诗人“在命运的迷宫里穿行，手中打着诗歌的火把”。每个人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命运到来的时刻，把灵魂每一年的历程安排好，这样写成的历史都是神圣的历史。只有在诗人身上我们可以服从这种伟大而永恒的力量，沿着它安排给我们的无数机缘和变化前进；遵循命运的轨迹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在他们形成的对这种神秘力量看法的源头，我们可以发现自然最纯真洁白的本质。这是一种从来不曾枯竭的力量，但是有很多时候它们似乎一动不动；在它们寂然不动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既不活跃也不深刻。只有一次它受到我们全心全意的崇拜，在那个时刻，即使对天神而言它们也是令人惊异的神秘事物。有一件事情经过时非常奇怪——就在我们看不见的无声无形的上天似乎最是残酷无情、难以理解的时刻，人处于自身最崇高美丽的时刻；命运似乎对人们最是不公最是恶劣的时候，实际上却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
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支配所有这种想法，或者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这种力量的体现。人类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可以认识那操纵和左右自己命运的无形力量了呢？还是这种未知的力量发展到了和人类智慧相当的地步，使人类可以对它有所了解了呢？现在命运的观点似乎又一次从沉睡中苏醒，勇敢地探求命运的奥妙也许并不是完全徒劳的。但是在哪里可以找到命运呢？去寻找命运——寻找命运难道不是去发掘人类所有的悲伤和痛苦吗？没有幸福的命运，没有预示幸福的星星。所谓的幸福之星只是一颗承受和忍耐的星星。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勇往直前，找寻我们的悲伤和痛苦，这样我们就会懂得它们并学会欣赏它们；即使伟大的无形的命运到最后仍然不会被我们发现。
在我们找寻悲伤的时候，我们将最大限度地发现和了解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价值就是我们的惆怅忧郁和躁动不安。随着我们的前进和提高，它们也变得成熟而深刻，变得更加高尚而美丽；马可·奥勒留是所有人当中最值得景仰的，因为他比别人更加懂得，灵魂怎样带着柔顺的服从的微笑接受命运的安排，懂得我们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这也就是整个人类的悲欢离合。他们走的路就像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忧伤和痛苦一样；只是这条路更长，他们走得更执着坚定，而它通往的目的地只有最后到达的人才知道。在一开始踏上这条路时就是很不容易的；这条路需要环绕我们所敬畏的天神，现在它停在又一个新的深渊旁边，我们之中最聪明最优秀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深渊到底有多深。
每个世纪都重视上一个世纪的悲痛，因为每个世纪都看到了它上一个世纪的人们的命运。当然我们对自己不再怀有勃勃的兴致，就像以前的若干个世纪那样，探讨人类的激情和爆发的大悲大喜；过去的大部分经典的悲剧作品中揭示的人类痛苦都比不上今天一般的悲剧有分量。现在这些悲剧知识间接地影响着我们；只是通过表现他们简单的非爱即恨的极端感情而影响着我们，只是通过反映生活的痛苦在我们身上形成的新的高尚情感而对我们有些影响。
有的时候我们似乎重新处于悲观主义的边缘，那种神秘的，也许，又是非常纯洁的悲观主义。那些拥有最高智慧的人，叔本华，卡莱尔，俄国人，还有出了名的乐观主义者爱默生（因为存在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是再令人沮丧没有的事情了），所有这些人都无视我们的哀伤和忧愁，对我们的悲观没有作出任何解释。我们觉得，在他们长篇大论地写给我们的许多原因和理由之外，有许多更加深奥玄妙的理由，这些理由是他们不曾发现的。人的悲哀忧愁在他们看来也是美丽的，但是似乎还是不应该被无限地赞颂品位，除非最后，有一位天才的人物出来轻声地说一些悲伤的话，悲哀和忧愁才可能最终变得纯洁无瑕……
同时，我们还受到某种奇怪力量的控制，这种奇怪的力量到底有什么企图，我们在现阶段还只能是猜测。在新世纪最伟大的悲剧作家诞生的时代，在莎士比亚、拉辛和他们的继承者的时代，流行过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所有的不幸都来源于心灵各种各样的激情涌动的起伏和波澜。灾难并不是在两个世界之间摇摆：它们是从一边来到另一边去，我们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动身出发，知道灾难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着爆发。人总是作为悲剧的主角。古希腊时代的戏剧很少是这样的，那时命运高高地悬在所有天神和人的头上；但是这种命运是小叫知的，是没有原因的，没有人敢向它提出质疑。而今天我们挑战的正是命运，这一点也许正是新的戏剧舞台之所以与以前不同的突出之处。灾难的后果不再引起我们的关注；灾难本身成为我们探讨的问题，我们迫切地想要知道灾难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支配它的是什么样的力量。所有的早期悲剧作家，几乎是毫无例外地无意识地执着以求的，是灾难的性质，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恰恰是灾难的后果给外在的、可见的死亡事件体现出的种种艰辛而骤然突兀的姿态笼罩上了一层庄严肃穆的阴影；而这一点也无一例外地成为大多数近代戏剧加以突出的主题，死亡之光的中心燃烧着，冒出奇怪的火焰，发出摇曳的火光，而在这火光的周围环绕着男人和女人的灵魂，它们活跃着，行动着，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件：我们朝着揭示神秘的生活又向前迈进一步，这样我们可以勇敢地正视生活中那些令人畏惧恐怖的东西。
如果研究一下我们最近的悲剧作家从什么样的角度考虑和认识构成所有戏剧化史诗悲剧因素的形式基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非常有意思。希腊人从宏观的茫远的角度观察和表现，而他们的视角要更加切近，他们更深地探入人类内心深处丰富细腻而幽微隐秘的田地。天神也许都一样，他们对隐秘的灵魂一无所知，即使他们更加细致地对它进行观察或者探测：灵魂从何处而来，去往什么地方，它为什么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这些问题古希腊人压根就没有考虑过，灵魂是预先标记在我们身上，还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它也同时降生呢？它是自动向我们走来迎接我们的呢，还是服从了全能的无所不知的神秘力量的召唤，知道我们将在内心深处把它珍藏，精心呵护呢？如果我们不得不服从于高高在上的另一个世界的命运安排，那么人类对悬在自己头上的灾难浑然不觉，是多么令人伤心！如果人本身没有千方百计地，虽然是毫无意识地，做过某些事情自己引来灾难，使这灾难构成自己生命中最关键的事件，那么人本身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等待生活的赏赐，就像一个人望见了树顶最好的果子，心想，它既然已成熟了，就迟早会坠落在自己的掌中，不必去冒险攀摘的。最终那果子干枯了，再没有一点汁液，而他也已是白发皤然的老翁。我们生活着，去创造，去经营，都不问什么特殊的理由，我们要享有的是生活本身，而不是它的旁支末叶。一种平淡的生活，一种质朴的生活，如水一般，永远足以滋养我们。
苏格兰农民有一句话似乎能够应用于所有的每个人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在他们的传说中他们把人的头脑中的大致想法称为“超尘”（“Fey”），虽然这个人历经种种艰难险阻，虽然他得到大家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并不断地对他进行规劝和说服，但是他在某种不可抗拒的冲动作用下，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注定经历的灾难。就是因为“超尘”力量的支配，詹姆士一世，也就是凯瑟林·道格拉斯·詹姆士，不顾地球上种种灾难性的预示和警告，上天入地四处找寻，一定要到佩斯阴沉晦暗的城堡里度过圣诞节，而在这个地方要刺杀他的人——叛徒罗伯特·克来门正等着他的到来。当我们回想一下那些对他的生命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的种种情形，难道我们不感到他同样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牵引吗？但是这里要明白一点，我指的只是积极地自己招来的不幸事件，是指那些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不幸事件：因为与此同时还存在着消极的个人无能为力的不幸（就像爱人的死亡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无可阻挡地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任何行动都徒劳无益，只有一筹莫展。想想我们生命中那些似乎是注定的灾难性的日子。我们难道没有预先得到过警示吗？虽然现在我们也许会觉得自己当初如果采取某个步骤，眼前的不幸就完全可能避免，我们不要打开那扇大门，我们不要举起那只手，可是一切都晚了，我们就好像徒然地在深不可测的渊底挣扎，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希望，抗拒着某种我们看不见的、表面上看来无碍无妨的力量。
我开门时激起的空气震荡，一个晚上，就永远地毁掉了我的幸福，就好像熄灭一盏摇曳的灯一样；现在，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不能对自己说自己是全然不曾知晓的……然而，让我向那扇门走去的原因一点都不重要，我只是随意地漫无目的地走到门口，却不料永远地改变了自己今后的生活。我本来可以走开，耸耸肩膀毫不在意：没有任何合情合理的理由一定要说服我去敲门。没有理由，只有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