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公元502年，双方保持了80年的“和平时代”终告结束，在公元6世纪中双方就打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争夺丝路西段贸易的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著名的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公元527—565年)的全部统治时期是在前两次大战中度过的，直到他退位前脑海里依然充斥着与波斯人决一死战的念头。因为他是极力想打破萨珊波斯对丝绸贸易垄断的拜占庭皇帝之一。他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引进蚕种，期盼着自产丝绸。另一方面又遣使至阿拉伯半岛西南端之也门，希冀希木叶尔人航行印度购买丝绢及其他东方产品再转售给拜占庭。同时通过草原之路与西突厥联盟，一为由此路获得丝绸，二为联抗波斯。萨珊波斯亦针锋相对，一是收买高加索以北的阿兰人截杀往返于草原之路的突厥、拜占庭使臣；二是于公元572年出兵占领也门，控制了入红海之咽喉和由也门经希贾兹抵达地中海和叙利亚这条联结两海(阿拉伯海、地中海)商路的要冲，断绝了拜占庭从海上取得中国丝绸的通路。公元572年无可奈何的查士丁尼二世(公元565—578年)在西突厥使臣怂恿下对波斯宣战，开始了近20年的第三次大战(公元572—590年)，结果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胜利。
进入7世纪以后，双方在丝路西段的这种拉锯局面仍没有多大改观。公元602年波斯国王库思老二世（公元589—628年)乘拜占庭国内福克斯暴动之机，企图收回在丝路西段失去的地盘，对拜占庭重新开战。此役中萨珊波斯一度征服整个小亚细亚，占领区与坦君士坦丁堡仅隔黑海海峡相望；并洗劫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占领大马士革、阿勒颇、安条克、耶路撒冷诸城，夺得“真十字架”；公元619年又占领埃及。但公元622年后拜占庭转入反攻，皇帝希拉克略在可萨突厥人的策应之下(当时可萨人隶属于西突厥。而西突厥又与拜占庭结盟，故可萨王率军参加了公元626—628年的外高加索战役)，收复了所有失地，并一度进至底格里斯河中游地区，威逼波斯都城泰西封，迫使萨珊波斯媾和。波斯军队不得不撤出埃及、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各地。
总之，经过长期的战争，萨珊波斯和拜占庭的实力均遭到削弱。适逢阿拉伯人崛起，在其武力扩张的冲击波下，拜占庭为保存东方行省的努力化为泡影，萨珊波斯也最终亡于阿拉伯人之手。丝路西段又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三、中原王朝与丝路西段各国的交往
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中原地区绝大部分时间政治上处于分裂割据局面，但是丝绸的生产仍在进行；丝路交通仍时断时续不绝如缕；丝绢的国际贸易也并未轻易放弃。道理很简单：无论哪个王权统治中国的西北地区，都有兴趣继续收取自汉代以来就全线贯通的丝绸之路各关卡各商埠的税收；丝路贸易无时不是中国西域地区及中亚沙漠绿洲城郭之国经济的生命线；从索格底亚那东来的商队也总是千方百计地穿越边界设法把中国的丝织品运往西方。因此，中原和西北各王朝依然继承了两汉时代抵御北虏、以确保东西交通和贸易畅通的传统政策；西域中亚各国来华使者仍络绎不绝；丝路西段与东段并未完全断绝。魏晋时，尚有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之乌孙、葱岭以西之康居、大月氏入贡的记载；《三国志》卷三○《魏书》；《晋书》卷九七，卷一一三《苻坚传上》。在黄河流域十六国分立时代，据有凉州的前凉统治者张骏曾发兵平定西域，诸国所献珍奇异物有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等，这些珍物异兽并不完全产自西域，而辗转来自葱岭以西远方各国；前秦遣大将吕光出师西域，本意征讨大宛等国，但由于苻坚兵败淝水，吕光行军至龟兹得天竺沙门鸠摩罗什携之东归，以姑臧（今武威）为都建后凉国；后经西凉(据敦煌)、北凉(据张掖)，到了北魏，则揭开了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向丝路西段挺进的高潮。尤其是在魏道武帝于公元402年、魏太武帝于公元429年两次大破柔然之后，魏威震西域，遣使贡献者凡有九国，于是东西交流再现繁荣。
北魏挺进丝路西段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其一，公元401年南匈奴沮渠蒙逊夺后凉吕氏政权所建之北凉国，踞河西走廊并有高昌郡控制西域诸国，与丝路西段境外各国也有联系。在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之前，北魏早期西使者皆蒙北凉国大力襄助。北凉亦甘为媒介，发使导路，护送魏使出流沙。公元439年以后北凉之便利的交通条件自然落入北魏之手。其二，北魏国势稍振，便从柔然手中夺取天山以北地区，首先解除了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对丝路咽喉地段的威胁，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才得以疏通。也就是说，首先保证丝路东段的西域通道无阻，葱岭以西的丝路西段始能畅通。
北魏遣使之多可与两汉相媲美，据《魏书·世祖纪》记载，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435年)五月“遣使二十辈使西域”，次年八月又“遣使六辈使西域”。然最著名者为公元437年的董婉率使团西使，最远到达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和塔什干一带。《魏书·西域传》序言称：“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盘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世祖以西域汉时虽通，有求则卑辞而来，无欲则骄慢王命，此其自知绝远，大兵不可至故也。若报使往来，终无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国不惮遐崄，远贡方物，当与其进，安可豫抑后来，乃从之。于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许纲等西使，恩生出流沙，为蠕蠕所执，竟不果达。又遣散骑侍郎董婉、高明等多赍锦绮，出鄯善，招抚九国，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朝廷所赐，拜受甚悦，谓婉曰：‘传闻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称臣致贡，但患其路无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国，副其仰慕之诚。’婉于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乌孙王为发导译达二国，婉等宣诏慰赐之。已而婉、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主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 乌孙王向董婉推荐的“破洛那”汉代称大宛，元魏改称破洛那，为Ferghana费尔干纳之音译；“者舌”即后来隋唐时代之赭时、石国，今塔什干一带。董婉本打算招抚9国，破洛那、者舌并不在其中，实际上后来招徕16国。
北魏政府自太武帝以后派出如此众多的使团，犹如西汉故事重现。但名为国使，实为“多赍锦绮”以换回西方珍物的官商贸易团。丝路西段沿途远道之国，之所以“不间于岁”地遣使来到中原，甚至也有民间团体假冒国使而来，其目的依然是为了贸易。据《魏书·西域传》、《北史·西域传》等史籍记载，董婉西使以后赴中原报聘或做生意的16国有悉万斤(撒马尔罕)、米、史、曹、何、忸密(布哈拉)等善贾市之索格底亚那地区诸国；有者舌、吐火罗、 哒、破洛那、悦般、粟特据张星烺考证：此粟特为俄粟特(Ossethr)之讹，是居高加索及里海北古阿兰人苗裔。汉代称奄蔡。、大月氏、罽宾、南天竺、波斯等自古闻名之国。如前所述，它们之中有些国家在不同时期曾先后隶属于哒、波斯或突厥等强权，但内政外交仍具有独立性，故能以单独的政治实体与中原交往。各国“使臣”前来之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国西北有几个重要的国际性市场，其中最主要者有姑臧，姑臧不啻为前凉、后凉都城，而且地扼河西走廊东端之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原丝货和其他物资的集散地之一。据《魏书》卷一○二《西域传》载：高加索及里海北部的“俄粟特”，“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可见当时经丝路西段可由高加索直入河西走廊东端，全线畅通无阻；不仅有该国商人久居姑臧，而且该国使者亦能直达魏廷要求赎回本国商人。商人们“诣凉土贩货”之大宗无疑为丝绸，但不乏其他品种，如西方人初知之大黄系由里海北输入，盖亦由俄粟特国商人贩自中国。
北魏末年，向丝路西段挺进的势头仍未减弱。明帝时遣宋云、慧生等赴印度求法。宋、慧等出瓦罕谷地向西南行，恰遇到此巡历的哒王密希古拉古。宋云等516年从洛阳出行，过帕米尔后遇到的哒王定为密希古拉古（摩醯逻矩罗，517—542年）。
此时丝路西段当道诸国多已役属于哒。据宋云讲哒国“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恒河中游巴特拿一带)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5页注〔四〕(张注)。，北尽敕勒（古丁零，亦称铁勒、高车），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贡”。足见公元6世纪早期哒国强盛时之势力范围。又记：“王着锦衣，坐金床，以金凤凰为床脚。…… 哒王妃亦着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头带一角，长八尺，奇长(即袤长)三尺，以玫瑰五色装饰其上。王妃出则舆之，入坐金床，以六牙白象四狮子为床。……器用七宝。《无量寿经》云：金、银、琉璃、颇梨、珊瑚、玛瑙、硨磲等。诸国奉献，甚饶珍异。” 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8—289页。这些记载不仅说明哒王室之奢侈，也说明哒贵族为丝织品消费大户及丝路西段商货流通之广泛。
这些商货也经长途贩运早已流入中原地区。在《洛阳伽蓝记》卷四法云寺条有五子坊一则，记河间王元琛最为豪富，“琛在秦州，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锁环。诸王服其豪富”。“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好，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元琛又引诸王参观了他的府库，里面堆满了锦罽珠玑、冰罗雾纱，绣缬、绣绫、丝綵、越葛、钱绢等各种丝织品不可胜数。作者本意在于揭露北魏贵族贪暴荒淫的糜烂生活，但字里行间可窥视到波斯千里马、水晶、琉璃等由丝路西段而来的各色商品，也可以看到用于交换这些西方商品的大量品种繁多的中国丝织品。
中国与波斯的使节直接往来，自安息波斯以后不见于史乘，大约中断了两个世纪以上。故中国人并不知道200多年前萨珊王朝取代安息王朝而兴起的政治变化(公元226年)。直到北魏时代的公元455年中原王朝与波斯间的外交关系才得以恢复。从公元5世纪下半叶至公元6世纪初，双方互通使节约有10余次，民间往来更加频繁。因此，中国人对萨珊波斯的了解也就十分准确了。《魏书·西域传》说：“波斯国都宿利城(即塞琉西亚——笔者注，下同)，在忸密（布哈拉）西，古条文国也。……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塞琉西亚与泰西封二城隔底格里斯河相望，正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正中。若非身临其境，莫知如此详细。可见当时中国使者或商人曾到过两河平原。《魏书》说当地“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碛，引水灌溉。其五谷及鸟兽等，与中夏略同，唯无稻及黍稷。土出名马、大驴及驼（单峰驼），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数千头。又出白象、师子（狮子）、大鸟卵（鸵鸟蛋）。有鸟形如槖驼（鸵鸟），有两翼，飞而不能高，食草与肉，亦能噉火。”《魏书》还详细地叙述了波斯宫廷礼仪、王位继承、各级官员名号、军事、诉讼、刑法、赋税制度、风俗习惯等。魏使见到的波斯王，“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饰以真珠宝物”；并于“神龟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朝廷嘉纳之。自此每使朝献。”神龟为魏孝明帝年号(公元518—520年)，当时萨珊波斯王朝正值科巴德第二次在位时期(公元501—531年)，《魏书》之“居和多”定为科巴德无疑。公元503—513年科巴德东与哒人交战，西与东罗马人媾和，这次遣使盖与哒的战事有关。在此之前，波斯已有8次遣使中国。北魏出使波斯者肯定不少，但除显祖时的韩羊皮外《魏书》卷一○二《西域传》载：“先是，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 ，可惜大多数未留名青史。
随着元魏后中国与亚洲西部地区交往的频繁，直接或间接的贸易也大大增加。在我国发现的大量东罗马及中亚、西亚遗物就是这种贸易的直接证据。东罗马金币(或其仿制品)是流通于丝路西段的重要通货之一。截至1978年以前，我国境内的发现地点多达10余处，数量达20余枚。近年来还在陆续出土。其中，在新疆、内蒙古，尤其是在河北的北朝遗址中出土的自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公元408—450年)至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公元518—527年)时期的金币，多为公元5世纪迄公元6世纪中期所铸。表明北朝时期自西域东来，经由河套地区的路线相当繁盛。这应和当时活跃在北方，并与中亚、东方都有密切联系的柔然、突厥等民族有关。《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77页。此外在辽宁、山西、河北等地亦曾出土了罗马玻璃器皿及鎏金器、银器等。
传入我国的中亚、西亚遗物，部分地被保存在古代墓葬、窖藏等遗址中。其中，萨珊波斯银币是流通于东欧至中亚，尤其是西亚，公元6世纪时甚至是流通于我国河西地区的一种国际货币。据统计，截至1979年，我国已发现萨珊波斯银币共49起，总数近1200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80页。北京大学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综述说：第一，紧密连接中亚的新疆发现萨珊银币数量最多，新疆及其以东地区的发现地点，大都位于中西交通的几条重要通路和它的延长线上。第二，铸造年代自萨波尔二世(公元309—379年)至叶兹吉格德三世(即伊嗣俟，公元632—651年)，连绵350年。但年代最早的几起，即属于萨波尔二世、阿尔达希尔二世(公元379—383年)、萨波尔三世(公元383—388年)时代的公元4世纪萨珊银币，都集中在今吐鲁番县城东南约50公里的高昌古城遗址中，共有32枚。反映了公元4、5世纪之际，中国西北地区通过丝路与萨珊波斯有了直接和间接的贸易。第三，公元5世纪铸造的银币，已较多地在新疆以东发现。如青海西宁城内窖藏发现菲鲁兹(公元459—484年)时代萨珊银币76枚，河北定县北魏塔基发现同时代及其前任国王叶兹吉格德二世(公元438—457年)时期的萨珊银币共41枚。这些发现则给公元5世纪迄公元6世纪初北魏与中亚、萨珊波斯间密切往来的文献记载，提供了物证；河北定县北魏塔基发现的萨珊银币中，有一枚边缘压印哒文字一行，反映了萨珊、哒与北魏三者的关系。笔者尚需补充说明的是，当时在今青海省一带建立国家的吐谷浑，也成为中原与西域乃至整个丝路西段贸易的中转站，因而通过其领域内的商路也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西宁窖藏大量的波斯银币和宋云、慧生西赴印度时特意经由青海地方西行，皆说明吐谷浑在中西交往中的中介作用。萨珊波斯后期的银币则比较普遍地发现于我国各地，如库思老·帕尔维兹(公元589—628年)时期的银币在新疆乌恰山中窖藏一次就发现576枚(乌恰是越过葱岭北麓的丝路大通道的重要起点)，另外还大量分布在新疆吐鲁番及陕西、山西各地。说明公元6世纪末至公元7世纪初丝路的畅通。来自波斯及中亚一带的商品尚有金银器、织锦、玻璃器皿等等，不再一一赘述。本书之所以大量引用我国考古材料，其目的在于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向丝路西段各国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的)出口攻势并未减弱；上述东罗马和萨珊货币就是这种出口的反馈。再结合中亚粟特遗址和乌浒水窖藏出土的大量货币，可以看出当时东西贸易仍具有相当大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