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纪前后，巴泽雷克就是草原路上的一个贸易中心。1924年考古学家们在今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省乌拉干区丘雷什曼河及其支流巴什考斯河之间的巴泽雷克谷地发现大批墓葬，1927年和1947—1949年，在俄罗斯考古学家鲁金科的主持下两次发掘了其中的12座墓葬，重点是5座石堆大墓。测定年代约公元前5—前4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末战国初。出土遗物以各种丝毛织品、毛皮、皮革制品为大宗，还有一些金、银、铜器和饰具。巴泽雷克遗物具有如下特点：(1)代表游牧特征的遗物是马骨和车。各冢皆有马骨出土，其中5号冢多达54匹，配有整套马具，马头有鹿角装饰物，说明塞人对鹿的崇拜；5号冢还出土一辆高3米、4马套驾、可任意拆卸的木制四轮马车，反映塞人“屋居车上”的机动性和游牧生活方式。(2)代表斯基泰习俗的遗物还有2号冢出土的长棍、一块30平方米的毡帐、青铜鍑、双耳浅底方鼎(其中有烧过的麻籽)等，这些皆与希罗多德《历史》中关于斯基泰人参加王的葬式后要在毡帐中用麻籽烟和蒸汽净身的记载完全相吻。(3)大量遗物皆可证明巴泽雷克就是阿尔泰山北麓的贸易中心。如各冢皆有丝织品出土，有大小不等捻股丝线织成的平纹织物，其中有挂皮衣面的整幅大块；尤以3号冢出土的斜纹显花织锦(每平方厘米为18×24支纱)，5号墓出土的凤栖树上、凰舞林间刺绣鞍褥面(每平方厘米为40×52支纱)为罕见珍品；加之，6号冢所出战国山字纹铜镜和中国特有的漆器等。所有这些都可说明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中国和巴泽雷克一带塞人王国已有了频繁的贸易往来；［苏联］S．Y鲁金科(Rudenko)撰：《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北京， 1957年，第2期。另一稀世珍品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拉毛多彩波斯毛毯(189厘米×200厘米)，说明巴泽雷克与中亚西亚亦有贸易关系。
巴泽雷克古墓的发现与上文所论证的阿尔吉帕伊人居地不期而会。因为阿尔泰山北麓是西方塞族人种向东方渗透，东方的“蒙古利亚人种”向西方渗透的必经之地。在公元前5世纪时，向西渗透的阿尔吉帕伊人很有可能是后世大批西迁的月氏人先祖。
近年来，我国学者依据中国古籍《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逸周书》、《管子》等先秦著作，结合希腊拉丁作家的有关记载，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其中，《穆天子传》为国内外学者经常援引和考证的重要著作之一。公元281年，有盗墓人潜入魏时汲县一座战国后期王墓中盗宝，始发现竹简；西晋学者由墓中出土数十车先秦竹简古书，曰《汲冢书》，郭璞等人考证其为《逸周书》、《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三部。后者为周穆王西巡会见西王母行程之专书，纪周穆王在位第13年(约公元前989年)由宗周（镐京）启程，北渡黄河，至滹沱之阳(山西北部)，出关隥(雁门关)抵河套以北，然后折向西，经许多部落居地，上舂山，经珠泽，抵昆仑之丘，又继续西行，再过若干部落，到西王母之邦。归途顺黑水北行二千里，经西北大荒原，折向东返。周穆王带回的域外珍品除名马外，还有玉、琥珀、牵线木偶等，学到了镶铁和制造人工宝石等技术。学者们对《穆天子传》的真伪及地名、部落名有各种各样的考证，多数人认为该书的地理记载与真实地理状况相符，“该书作者是根据当时熟悉这段路程的旅行家或商人的报告写下这个故事的”。马雍、王炳华撰：《阿尔泰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收于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3页。笔者认为：不管有无穆天子其人和西巡会见西王母之事，但中国文明经一千多年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向西开拓势必成为必然。其所经大体上是由中原向北，到达蒙古高原，然后向西，与希腊人所知的斯基泰黄金毛皮路相衔接。公元1993年在新疆召开的国际阿尔泰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提出的“先秦时代的昆仑山当指阿尔泰山”的新观点，符合希腊人所知的草原路西段与中国先秦古籍所说的草原路东段相交汇的条件。在阿尔泰地区，希腊人和斯基泰商队向西贩运的主要商品是黄金，月氏人向东贩运的则是“昆仑之玉”。先秦时所说的昆仑山之玉，当指阿尔泰山所产之玉而言，只不过到了汉代以后因和阗玉特别有名，才把昆仑山的名称转移到和阗以南的山脉(今昆仑山)。玉石不仅和昆仑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和月支部落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管子·揆度篇》中多次提到玉出“禺氏之边山”(禺氏即月支，亦称月氏），月支人当时的居地不会在和阗附近，而只可能在阿尔泰山的东南近处；因此，“禺氏之边山”亦当指月支部落西边的阿尔泰山。他们推测，“在公元前5—4世纪左右，以月支为名的一个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分布在河套以北至阿尔泰山以南的草原上，黄河流域与阿尔泰山地区之间的贸易可能就是通过月支人为中介的。”马雍、王柄华撰：《阿尔泰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收于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3页。并以公元前3世纪初呈赵惠文王信中所说的话(即假如秦出兵切断山西北部恒山一带的交通线，则昆仑之玉无法再输入赵国)来说明当时乃至此前很长的一段时期，玉石贸易是通过山西北部输入中原的，与《穆天子传》所描述的路线是一致的。马雍、王炳华撰：《阿尔泰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收于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5页。月氏人在匈奴崛起之前，己“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上不但向北扩张到阿尔泰山以南一带，而且有些先民早已顺阿尔泰山东北坡经科布多盆地，进入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人骨研究已证实这里的塞人带有蒙古利亚特点，也证明了这一点。由阿尔泰山北麓再往西去的西王母之地也是塞人居地。有一种解释认为，战败波斯人并割下居鲁士大帝头颅的马萨革泰人的统治者是一个女王，这不仅说明妇女在部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可以推测她应当是周穆王所会见的西王母；也有人认为，西王母代表西方极远之地，即《尔雅·释名》所说“四荒”之西极；西王母的西字兼有音义，是Scythia即斯基泰的首音。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页。以上说法有一定合理性。
总之阿尔泰山北部地区虽然是塞人的地盘，但也有月氏先民混居其间。他们已入乡随俗(如穿斯基泰人的衣服等)，抑或已隶属于以巴泽雷克为中心的塞人王国。他们不但熟悉周围的塞人，也熟悉西去的东方人；充当着东来西往人种之间在商贸、战争、媾和、宗教、相互庇护等方面的“中介人”和“仲裁者”；甚至充当巫师(希罗多德说这些人被视为神圣的民族，没有人加害于他们，他们没有任何武器)。赫德逊也说：阿尔吉帕伊人的名称和斯基泰人对爱神的称呼即“阿尔金巴萨”(Argimpasa)极为相似，表明两个人种在宗教上的联系；“众所周知，原始民族中有一种倾向，即市场是围绕宗教圣地而生长起来的。” 阿尔吉帕伊人的居地就是可以庇护被逐放的任何人的“圣地”；“因此有理由假定阿尔吉帕伊的某个圣地就是东西方商人、斯基泰人和伊塞顿人交换黄金的地点，他们以货易货并以这种交易使阿里马斯比亚(独目人)的黄金大量向西运到黑海斯基泰人那里。”［英］赫德逊著：《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第17—18页。当希腊商人和斯基泰商队来到阿尔泰山北麓时，必先去找神圣的秃头人，让他们充当掮客，以帮助推销或收购商货。商人们带回黑海北岸的信息则是：住在遥远的阿尔泰山北部山脚下的人，与吾等赤发碧眼者大不相同，是一些秃头、狮鼻、大下巴的人。但这并不等于阿尔泰山北部居住的全部都是月氏先民。因为出远门旅行的人总抱着猎奇的心情，当他们返回家乡时，向周围的人讲起秃头的阿尔吉帕伊人，要比讲起数量众多又与自己同类的塞人来，更觉津津有味；听者也倍觉新奇。希罗多德就是依据他们带回的信息来描述阿尔吉帕伊人状况的。并说：“直到这些秃头者所居住的地方，这一带土地以及居住在他们这边(西方)的民族，我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讲到消息的来源时，希罗多德认为是可靠的：“因为在斯基泰人当中，有一些人曾到他们那里去过，从这些人那里不难打听到一些消息的。从波律斯铁涅司(第聂伯河)商埠和黑海其他商埠的希腊人那里也可以打听到一些事情。到他们那里去的斯基泰人和当地人是借着七名通译，通过七种语言来打交道的。”［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Ⅳ，24。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
草原之路由黑海北岸延伸到阿尔泰山北麓，希腊商人和斯基泰商队也就走到尽头了。然而道路还在向东继续延伸。一条可顺阿尔泰山东北坡向东南方向前进，进入科布多盆地，并与大漠南北之蒙古高原相连，《穆天子传》所记路线与之联为一体。一条可顺西萨彦岭南麓东行，经叶尼塞河上游或唐努乌梁海，抵达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另一条可绕阿尔泰山西缘南下，经斋桑湖畔，进入准噶尔盆地。这些继续延伸的路，是东方游牧民族驰骋之路，对希腊人和黑海以北的斯基泰人来说是陌生的。
公元前4世纪以后随着黑海北岸斯基泰王国的衰亡，直至公元6世纪中期突厥人崛起前，在近千年间斯基泰黄金毛皮之路竟鲜为人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