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矿产资源战略与对策
1．加强基础地质科研工作，重视成矿理论和成矿规律的研究。成矿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往往成为找到大油田、大矿床的先导。要重视远景成矿带的成矿预测，在查明地质背景的基础上，寻找隐伏矿和新类型矿床。
2．继续加强难选冶矿、多组分矿利用的研究。目前有许多矿山由于技术不过关，使低品位矿，多金属共生、伴生矿，结晶颗粒细、组分嵌布形式复杂的矿无法加工利用。针对中国资源特点和目前回收利用情况。必须继续加强回收利用研究。从全国来看，应重点抓好铁、锰、铜、铝、磷、硼、钾盐等矿重点选冶技术攻关，如对赤铁矿、碳酸锰、锌锡铁矿、氧化铜、含砷锑金矿、胶磷矿、铜锌混合硅、硼镁铁矿等难选矿的选冶技术试验研究，对钒铣磁铁矿提取钒、铣及其他多种元素需加快工业试验，为攀钢二基地设计、建设提供参数。对有色金属共生、伴生矿主要是提高元素综合回收率，继续加强选一冶联合工艺技术攻关。
3．重点抓好矿物新性能、新用途的试验研究，不断扩大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这项研究，一是可以开辟资源的新来源，二是可以发现替代资源，三是可以变废为宝、保护环境。对非金属矿应用领域的开拓研究，更应重视和加强，在一些条件好的矿山应开展无尾矿工艺研究试验，做到物尽其用，一矿多用。
4．优化资源进出口贸易结构。中国具有优势、自给有余的矿产资源有煤、钨、锑、锡、铝、钒、铣、稀土、萤石、滑石、重晶石、石墨、石膏、花岗石和大理石等。中国需要进口的矿产品有石油、铬铁矿、富铁矿、铜、钾盐等。资源的进出口要有统筹安排，长远打算，避免“应急的出口和进口”，避免内部竞争过度引起的我国出口资源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下滑和进口资源价格的大幅上涨，并不断提高资源产品的加工深度。
5．海外直接投资建立资源供给基地，保证稳定可靠的资源供给来源。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已有一定的资本积累水平，可以通过劳务输出、到国外投资来解决国内紧张的矿产品。中国已开始在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投资矿产资源开发。
二、土地资源战略与对策
1．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有三个关键问题：一是确定合理开发利用结构以保证宏观生态环境的和谐，二是采用可持续发展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以保证生态环境的永续利用，三是发展土地高效开发方式以提高土地开发利用的效率。确定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即确定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等各种类型用地的适宜比例。基于我国滥垦滥伐现象普遍、森林覆盖率严重偏低（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3．9％）的现实，且由于植被特别是天然植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需特别强调保持并适当增加我国土地利用结构中林地和草地的比例。可持续的土地开发利用方式，指对耕地的利用应采用有利于防治水土流失、增强地力的种植方式，对林地和草地的利用应防止过伐过牧，保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继续坚持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中国已建立各省市的耕地动态平衡制度，要求耕地占用多少，就新造多少，必须保证耕地总量包括数量和质量不下降。为此应正确处理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与保护耕地的关系。今后要认真执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要严格落实“在耕地上调整种植结构，不得破坏耕作层，不得修建永久性工程建筑”的规定。还要积极推进土地开发整理，通过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中央和地方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要严格收取和管理，专款用于土地开发整理；还要多方筹集资金，加快土地开发整理产业化步伐。同时加大工矿废弃地复垦力度，有计划地适度开发土地后备资源。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1262．5万亩，同期增加耕地607．6万亩，增减相抵净减耕地654．9万亩，与1998年净减少392万亩相比。1999年耕地净减数增加262．9万亩。这种趋势必须扭转。
3．提高单产是增加粮食产量的主要方向。我国提高现有耕地单位面积产量有潜力。目前，中国同一类型地区粮食单产水平悬殊，高的每公顷7500～15000公斤，低的只有3000～5000公斤。在播种面积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只要1996—2010年粮食单产年均递增1％，2011—2030年年均递增0．7％，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粮食总产量目标。这样的速度与过去46年年均递增3．1％相比，是比较低的。即使考虑到土地报酬率递减的因素，也是有条件实现的。目前，中国的粮食单产水平与世界粮食高产国家相比也是比较低的，中国要在短时间内达到粮食高产国家的水平难度较大，但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缩小差距的。通过改造中低产田、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等工程和生物措施，可使每公顷产量提高1500公斤以上。
4．改善食物结构，利用多种途径满足人民的食物需求。中国利用非粮食食物资源有潜力。中国水域、草原、山地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据统计，全国1747万公顷内陆水域中，可供养殖的水面675万公顷，目前利用率仅为69％；可供养鱼的稻田670万公顷，利用率仅为15％；海水可养殖面积260万公顷，利用率仅为28％。中国将努力提高现有水域的生产能力，保持水产品继续快速增长。中国现有草地面积3．9亿公顷，其中可利用面积3．2亿公顷，居世界第三位，若将其中的大部分建设成人工草场，提高草原畜牧业集约化水平，就能增加大量的畜产品。中国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70％，具有发展木本食物的良好条件，增加木本食物的前景也十分广阔。
5．适当进口粮食，以补国内数量和品种之不足。适时、适度利用国际粮食市场，通过进出口贸易调节国内的粮食供求关系，既是保证我国粮食供给的需要，也是稳定粮食市场所必需的。中国只要保证粮食的基本自给（国内满足率保持在90％以上），适当进口粮食是完全可以的，既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也不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地位，反而可以减轻中国的粮食压力、耕地压力和环境压力，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所谓适当进口就目前而言，就是把我国从国际市场上的净进口粮食数量控制在1000万吨左右。
三、水资源战略与对策
1．坚持水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原则。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既要保证水资源开发利用本身的可持续，即开发利用的水资源量应是可以通过自然界的水循环动态补给的水量；又要保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为保证生态环境的稳定保留足够的生态用水量。
2．树立节水型社会思想意识，把节水作为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首要对策。水资源在各种资源中是惟一不可替代的资源，而且不能进口。因此，从长远看，在中国建立一种节水型的社会，即走一条节水型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则是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经济必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必须把节水作为首要的水资源供需平衡战略，原因还在于如果不实行节水，我国的供水能力不可能满足高达8000亿立方米的用水需求，而通过节水却可以把我国的用水量控制在6000亿立方米左右。据专家估计，不论从社会的还是经济的条件看（巨大的投资和修建蓄水工程的淹没损失），我国的供水量难以达到7000亿立方米，尽管这只占中国水资源总量的1／4左右。因此，根本的出路在于提高现有水的有效利用率。使人口和经济高速增长建立在水资源可获得量缓慢而有限增长的基础上，从而逐渐地、稳定地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节水型的社会。推动节水的最有力措施是理顺水价。在过低的水价下，是无法推行节约用水的。我国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也要求必须改变供水价格严重低于供水成本的状况。
3．挖潜配套应是近中期提高供水能力的战略重点。通过40年的水利工程建设，全国水利投资1200亿元，加上群众投劳折成资金1200亿元，共计2400亿元，已形成约1000亿元的固定资产，这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但由于种种原因，一方面大量的水利工程至今尚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益，因此，挖掘现有工程供水能力，对于解决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水资源供求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应作为战略重点。
4．科学研究南水北调，慎重决策。由于中国水资源在地区上分布极不均匀以及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不平衡性和发展速度的差异性，客观上存在着水资源地区之间调配的可能性。在以往的区域跨流域调水工程研究中，调入区为了强调调水的必要性和争取多调些水量，对本区的需水量往往估算过高，超出实际的可能用水量。而调出区则为了尽可能少调出水量，对于当地的用水量也估算过大，调水后对各方面影响估计也偏高。不论是水的调入区或调出区均对水资源的区域性调配缺乏科学综合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因为利益倾向性所做的一些研究的客观性受到损害。
5．海水淡化可能成为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可行措施。目前海水淡化技术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技术已经完全成熟化，其能耗指标也下降了将近90％，但海水淡化成本仍在每吨4．5元至8元（不包括运输成本）之间，而国际上目前每吨也在0．67美元至2．5美元之间，与不包括水利投资的福利性水价1．4元／吨至2．0元／吨相比，价格确实偏高。但是，一方面，如果加上政府对供水的补贴和供水企业应得的合理利润，常规供水的价格要高很多（一些地方达3元／吨以上），另一方面，随着未来太阳能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和受控热核聚变能实现商用，海水淡化的成本将大幅降低，我国研究海水淡化技术起始于1958年，起步技术为电渗析，1965年开始研究反渗透技术，1975年开始研究大中型蒸馏技术。到目前为止，反渗透法、多效蒸馏法、多级闪蒸法、低温压汽蒸馏法等都在国内海水淡化实践中有所应用。从国外的情况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沿海国家由于水资源问题日益突出，都直接卷入了海水淡化的发展潮流。目前，无论是中东的产油国还是西方的发达国家，都建设有相当规模的海水淡化厂或海水淡化示范装置。截至1997年底，全世界单台产量在100吨／日以上的淡化水厂日产量就已达2300万吨，仅海水淡化装置的年销售额在20世纪90年代就达到了20亿美元，且仍在高幅增长之中。除了中东和地中海国家，南亚、中亚和非洲也有众多的海水淡化潜在用户，海水淡化的国际市场也具有相当的规模。
四、森林资源战略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