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易得而笨重，缣帛轻柔而昂贵，作为书写材料，都不便于推广。于是，随着文化发展的需要和科技的进步，一种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纸被我们的祖先发明出来。这种纸既具有简牍的价廉，又具有缣帛的轻柔，大大便利了书写事业的发展。
纸，从”丝”旁，本是丝织品的别名，日”幡纸”。《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0 yy沿用其名的植物纤维纸何时发明？从考古发现看，大约发明于西汉前期。1933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的汉代烽燧遗址，发现过一片汉宣帝时的麻纸，长10厘米，宽4厘米，呈白色，纸面存有未捣碎的麻筋。但这一关系到植物纤维发明时间的物证，惜毁于随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火中。1957年5月，在西安灞桥的汉墓中，发现了汉武帝时的一些麻纸，称”灞桥纸”，出土时已成碎片，其中最大的一块长宽约10厘米，被压在一面包着麻布的铜镜底下，纸上有麻布的压纹和绿色的铜锈斑，说明与铜镜一起埋入地下。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植物纤维纸。1978年12月，又在陕西扶风县的一处西汉窖穴中，出土了三片汉宣帝时的麻纸。西汉的这些麻纸，质地粗糙，不宜写字，当属初时生产物无疑。到了东汉和帝的时候，担任尚书令的宦官蔡伦，总结前人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方法。他把树皮、麻布、敝布、破鱼网等植物纤维，浸在水里，捣成纸浆，然后用竹帘捞抄取出来，晒干成纸，这种纸造价低，轻薄，宜于书写，逐渐推广开来。后来又传向世界。在东方，先传到朝鲜，再传到日本，7世纪前传到印度；在西方，650年后传到中亚。1150年后传到欧洲，直接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运动。1500年后传到美洲，当美国1690年在费城建起美洲的第一家造纸厂时，我国已进入清朝初期。纸的发明与改进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纸的走向世界，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关于用纸写字、写书开始的时间，首先涉及到纸的发明时间问题。1942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附近发现的有字古纸，经考证，是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的。1973年在甘肃旱滩坡工地发现的有字古纸，也是东汉早期的，这说明用纸写字开始于东汉初年。用纸写书则开始于蔡伦改进造纸术以后的魏晋。到东晋末年，由于用纸书写的普及，桓玄下令废竹简，一律以黄纸代之，同时规定了写书纸的颜色、标准和规格。从此，纸取代了简帛。纸写书本流行于南北朝，大盛于隋唐。当时，不仅出现了职业的抄书人，还出现了售书的书籍铺。南北朝的梁元帝曾派人到市上购书，收藏有七万多卷的纸写本。唐玄宗、唐文宗也叫人抄有五万多卷的纸写本。《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典籍均属于纸写本。这些纸本的用纸，一般是用黄檗汁染过色的具有防蠹作用的硬黄纸。制作方法是，先在长纸上画上黑色的边栏和界行，然后抄写。写好后，再以卷子装的形式插架收藏。唐代书籍最通行的就是这种单面书写的卷子装。如北宋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又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卷子装亦有简装、精装之分：纸写完后，不加任何装饰地从尾朝首卷起的是简装；装饰精美，卷轴、漂(包头)、带、牙签都很讲究的是精装。到9世纪中叶，还出现了较卷装易于翻阅的经折装和旋风装。唐朝以后，雕版印书虽兴起，但手写本仍占相当地位，有的大藏书家甚至就是靠手写本积聚图书的，如南宋的陈振孙藏书5万多卷，均为手写本，陈用之编成了目录学巨著《直斋书目解题》。明清两朝，社会仍流行手写本，两大名书——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是政府组织专人抄写的。1962年福建省发现清代女作家李桂玉的长篇小说《榴花梦》，多达360卷，483．8万字，也是她本人抄写的。明朝时，社会上还有像长州吴抄(吴宽)，文抄(文徵明)；常熟杨抄(杨仪七)，秦抄(秦西岩)；无锡姚抄(姚咨茶)等这样的抄写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他们”皆竭一生之力，交换互借，手校眉批，不独其抄本可珍，其手迹尤足贵”，恰如其份地评价了这些抄本的价值。真是一点不假。
古代的纸写本，在我国屡有发现，都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如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敦煌鸣沙山千佛洞的一个封闭的暗室里，发现了一捆捆纸卷书，除《金刚经》是雕版印刷品外，共余都是卷子装的手写本。这些书上起西凉、北魏，下迄隋、唐、五代。内容多为佛经，也有儒家经典、小学、诗词、小说、医学。文字多为汉文，也有藏文、西夏文、印度文和古代中亚一带的文字。其藏书总量，估计不下4万卷，其中不少是我们过去没有见过的，文献价值很高。可惜，由于保管不力，大部分精华已被帝国主义分子盗窃去了。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盗窃去的，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现在流行于世的，有向达的《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可供参考；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盗窃去的，藏巴黎图书馆，现在流行于世的，有罗振玉汇集的影印本《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和王重民的《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一、二两辑，可供参阅。剩下的8000余卷，加上后来收集到的总共l万多卷。藏北京图书馆。这些古代的纸写本，内容丰富，不仅可以正今本的讹误，补佚书的空缺，而且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宝贵资料。又如，1966年到1969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的唐墓中，发现了一批唐写本，其中注明是景龙四年(710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十二岁义学生卜天寿写的《论语郑玄注》，保存有《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和《为政》后半篇，书写工整，是研究当时社会的重要资料。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出土的西晋元康六年(296年)的佛经残卷，和《晋人田赋残卷》是我国现在最古的写本，历史价值很高。
另外，唐朝时，日本学者特别重视收存唐写本，因此，日本同样保存了许多我们失传已久的卷装书，其中有的已被清朝时期旅日的中国学者、商人购求回来，补充了我们的佚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