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很难，而且容量有限，随着社会的发展，石文开始取代了金文。石文就是刻或写在石头上的文字。最早的是直接刻于山石上的，称摩崖石刻。我国现存最早发现的石文，是唐朝初年发现于陕西天兴县的十个鼓形刻石，其上用秦始皇统一之前的大篆体(籀体)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颂秦国国君游猎的情况。刻文雄浑有力，俗称石鼓文。杜甫、韦应物、韩愈等都曾经赋诗题咏。据近代学者考证，这是春秋战国之际的秦国刻石，原有六百字，经千余年的辗转流移，文字大部剥泐，其中一石，字迹全无，现藏故宫博物院。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多次巡游各地，同时刻石颂扬自己的功德。共有芝罘、碣石、峄山、会稽、泰山、琅琊等刻石，司马迁将这些刻石文字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文为史料的途径。不过，刻石原物，除琅琊刻石有残片留存下来，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外，其余皆毁。现有罗君惕著的《秦刻石碣考释》，可供参阅。
汉魏隋唐以后，统治者为统一经传，规范文字，装点文雅，常常让人把儒家的经典用一种或几种字体刻于石碑，立碑于太学，传布于天下。经传碑刻日石经。石经在某种意义上说，便是公开的书籍，对文献的载录和史实的考证，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汉、魏、唐、后蜀、两宋、清均刻有石经，其中最著名者有三：
《熹平石经》，亦称”汉石经”。因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而得名，它载录着蔡邕隶书的《周易》、《尚书》、《鲁诗》、《礼仪》、《春秋》五经和《公羊传》、《论语》二传，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作为该书的标准校读本，以校正传抄本的伪讹。读书人争相抄拓，《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当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乘，填塞街陌”。对统一经传、创始版本起了很大作用。后经董卓之乱，石碑多有缺损。唐代时石碑破坏无遗，仅有拓本流传。近年在洛阳古城遗址，出土了部分石碑。徐鸿宝先生辑有专书。 《正始石经》，亦称《三体石经》。因用古、篆、隶三种字体刻于魏废帝正始年间(240—248年)而得名。石碑载录着《尚书》、《春秋》、《左氏传》诸书，共三十五石，各碑长八尺。原立洛阳太学讲堂前(汉石经的西面)，晋永嘉时逐渐损毁，近年也有大量发现。徐鸿宝、马衔都有集拓本问世。 《开成石经》，亦称《唐石经》。因刻成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石碑载录着《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札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经文字(加《孟子》即为十三经)，同时附刻有《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字用楷书，规模宏大，校定精审，对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起了启迪作用。《开成石经》原立长安太学，总计二百一十七石，至今完整无缺，现藏西安市陕西博物馆。这套石经影响深远，是五代以后雕版印刷各经的”祖本”对儒家经典的保存，流布具有重要的作用。
唐代以后，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用，雕版木刻逐渐取代了石经，以后刻成的石经，已失掉先前的价值。只有大量墓志、墓碑，因载录着不见经传的文字，对考证史传、增补佚闻发挥着独特作用。
在古代，除了石刻的文字，还有书写在石片和玉片上的文字。如1965年12月在山西侯马发现的《侯马盟书》，就是典型代表。这是春秋晚期，晋国大夫赵鞅和同宗盟誓以后，埋在地下的誓辞，用朱红或黑色书写在上尖下方的楔形石片和玉片上。三分之二是石片，其余为玉片。每片最长不过三十二厘米，宽将近四厘米，厚将近一厘米，其数量连同断片、碎片在内，多至5000余片，而今可认读的600多片。这些盟书，不仅直接反映着当时的盟誓活动。而且反映了新兴势力与奴隶主旧贵族的斗争。如限制”纳室”的记载，”室”是奴隶制生产单位，限制”纳室”，就是阻止奴隶主贵族用侵吞别人土地和奴隶的办法，来扩大奴隶制度。这些无疑为我们研究春秋后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提供了宝贵材料。
由上述记载我们知道，石文始兴于春秋战国，盛行于汉、魏、隋、唐，隋、唐以后，虽为雕版木刻所取代，但墓志、墓碑一类的石文，却以其独特的内容延续下来，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文献价值是极大的。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汇集从秦汉到中华民国拓本1．81万种，每种拓本均附文字说明，颇便学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