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奴隶主贵族普遍采用铜和锡的合金，铸造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和其它日用器物，这种器物呈青灰色，故称青铜器。刻或铸在青铜器上的类似甲骨文的文字，叫”金文”或”铭文”。又因为刻铸铭文的青铜器，以乐器中的钟和礼器中鼎为最大、最多，也习称”钟鼎文”。《墨子?鲁问》：”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以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孙子孙。”由于青铜器比竹帛，金石更为坚实，不容易削蚀腐烂，所以它保存的文献更为持久。
青铜器上的铭文，由少到多地发展着。最初仅刻铸作器者的名字、旗徽或其它符号。后来刻铸作器者的原因和用途，再后来，把需要长期保存的文献和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也刻铸在上面。迄今发现有铭文的青铜器一万多件。字数多寡悬殊，少者一两字，多者如毛公鼎、齐侯镩等近五百字。内容上，殷商简略，未发现百字以上的铭文；西周丰富，包括有关祭典、册封、训诰、征伐、争讼、契约等记录，整齐雄伟，往往长篇巨制，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这些铭辞，一字一句均为古人之真迹，绝少伪托，无论对考证文字的演变，还是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字状况，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如，1976年3月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初年的《利簋》记载武王征商之事，所载”甲子”克商日期与战争过程，和《尚书?牧誓》等吻合，可互相印证；另如《何尊》记载成王始建成周时的诰辞，说这是继承武王之遗志；康王时的《宜侯矢簋》铭，记载周康王封贵族矢于宜地，赏给大量土地和两千个奴隶，反映了周初的分封赏赐制度；《小盂鼎》铭，记载周康王命贵族盂讨伐鬼方，生擒酋长二人。割取耳朵四千八百一十二只，俘获一万三千零八十一人，还夺取了许多车辆、马匹、牛羊，反映了西周王朝对边族的杀掠；周孝王时器《曶鼎》铭，四百一十字，记载奴隶主智，令家臣用一匹马和一束丝换取另一个奴隶主的五个奴隶，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奴隶交换和价值。诸如此类的铭辞，还有收藏于台湾的毛公鼎、散氏盘、克鼎、虢季子白盘、格伯簋等许多。其中有的铭辞，可以补证《诗》、《书》的来历和遗逸。如《毛公鼎》铭，为金文之最，长达四百九十七字，是周成王册命毛公之辞，其文辞和《尚书?文侯之命》，如出一人手笔。又如《虢季子白盘》铭，记载周宣王命虢国季子征伐严狁立功受赏的事，全文一百一十一字，用韵文写成，是一篇很好的散文诗，与《诗》的雅、颂极为相似。春秋战国时期，金文虽然数量不多，但也都带着珍贵的时代信息，如1957年，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启的陆路和水路运输凭证，铭辞记载车船的通行路线，运货量和凭节免征关税的规定，反映了当时王权的加强。
金文的载录始于殷商，盛于西周，渐衰于春秋战国时期，秦以后被石文所取代，它是研究殷商至战国历史特别是西周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对于金文的著录和研究，最早的当推北齐颜之推，他根据隋开皇二年(582年)出土的秦统一全国后铸造在铁称权上的铭文，认为《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的”丞相隗林”应为”隗状”之误。宋代以后，出土青铜器日益增多，开始引起大多数学者重视，并开始了系统性的研究。此后收藏、拓印、考释者日多，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周器铭。流传至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录书有：
《考古图》，北宋吕大临编，共有《考古图》廿卷，《续图》五卷，《释音》五卷。所收器物按时代划分，同时代则按形制划分，先画器形、再摹铭文，下附释文，又记器物大小容量，出土时间地点，当时收藏人名，最后加以考证与解说，收录铜器二百一十一件，玉器十三件。
《集古录》，北宋欧阳修编，收录宋以前历代金石铭文四百余篇并予以考证，是我国现最早的金石专著。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南宋薛尚功编，著录历代彝器五百一十件，除摹录其文字外，并加考释。宋代出土的青铜器铭，十之七八收入是书，是研究宋代金文的主要参考书。今仅有宋拓残页留传，木刻本以明崇祯六年(1633年)朱谋相夫教子垔刻本为最好。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清阮元编，摹录历代彝器五百五十一件，除摹录其文字外，并加考释，卷首有”商周铜器说”二篇，分别论述器铭的重要性，和周代有关彝器的记载以及汉以后出土彝器的情况，又附商周兵器说一篇。
《捃古录金文》，清吴式芬编，此书以铭文字数多少为序，从一字到四百九十七字，收殷商器铭一千三百三十四件，摹刻精善，木刻金文，以此为优。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简称大系)，郭沫若编，此书以年代及国别为条贯，综合两周彝铭，其年代国别可证者近三百二十三器。铭文以楷书录出，加以句读，附以考释，实为金文辞中之精华，通释金文书中之佳作，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其增订本又有所修正，铭拓更精。
《殷周金文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共二十册。该书收集国内外所藏青铜器铭文一万余件，每册有附说、目录，每器铭文字数、时代、著录情况、出土时间、地点、收藏者均作说明。除铭文集外，另有图像集、释文和索引。该书是殷周金文之集大成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