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的考证方法，用一句话概括，叫”实事求是”，即用大量的事实为证据来订正是非。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用的都是这种方法。尽管他们的考史专著内容较杂，往往集校勘、训诂与考证为一体，考证的依据也有区别，如王鸣盛取材极广，除取自本书外，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家墓祠庙伽蓝碑碣之文”。(见《十七史商榷？序》)。而赵翼则摒弃稗史笔乘，仅取正史自身的内容，但基本特点都是”实事求是”。这种方法，看来简要，实际杂乱无序，没有条理。近人陈垣按考证的取材形式，从理论上将其归纳为书证、理证、物证三种，把考证的方法提高到了一个机关报的高度，使之成了一门具体系统的学问。
一、书证
以其他文献典籍作为证据的考证，叫书证。这是用的最多。也是最基本的考证形式。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中，考证”古时先生二字或称先，或称生”时，说：”《史记？晁错传》：错初学于张。恢先所。《汉书》则云：安学于张恢生所。一称先，一称生，颜注云：皆先生也。又《晃错传》：校尉邓公，诸公皆称为邓先。颜注亦日：邓先生也。《贡禹传》：禹以老乞骸骨，元帝诏日：腾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鱼之直。师古注：生，谓先生也。梅福上书日：叔称先非不忠。师古亦注：先，谓先生也。是古时先生或称先，或称生，不必二字并称。
这一考证结论，都是以《晁错传》、《贡禹传》和颜师古注的书籍记载为证据。
又如，《汉书？武五子传》赞中称：”建元六年(前135年)，尤之旗见，其长竟天。后遂命将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钱大昕说：”本传：‘戾太子元狩元年(前122年)立为皇太子，年七岁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以年岁推之，戾太子生于元朔元年(前128年)，非建元六年也。《卫青传》：‘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外戚传》：‘孝武卫皇后元朔元年生男据，遂立为皇后。立七年，而男立为太子。’皆与本传合。孟坚赞语似未推校年岁。若卫青收河南，置朔方郡，则在元朔二年，又在戾太子生之后矣。”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八。钱大昕考订戾太子不是生于建元六年或元朔二年，而应生于元朔元年，也是以戾太子本传，《卫青传》、《外戚传》等书籍材料为依据的。
清末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兴起和发展，相继出土了敦煌卷子本、秦汉简牍、帛书等大批遗书。一些学者以这些”出土遗书”为依据，考订出了许多今本的错误。如，敦煌唐写卷子本《食货志》对流传本《汉书》的考订；山东银雀山汉简《兵书》对今本《孙子兵法》的考订；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战国纵横家书》对今本《老子》和《战国策》的考订等，就成绩卓著。这些”出土遗书”史料价值很高，作为书证的依据，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理证
凡无证，而以理断之者，为理证。如，钱大昕在《史记外戚世家》”武帝初即位”下，考证说：”史公书称孝武日今上，日今天子，日天子，无称谥者，而此篇及贾生、李将军、万石君、主父偃、卫将军骠骑、汲郑、酷吏列传皆有武帝即位之文，此后人追改。酷吏传叙事宋成、周阳由，皆称武帝，其下叙赵禹则云今上时，盖追改又有不尽耳。”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帝王之谥乃死后所上，武帝在位时，何能知其谥号。钱大昕指出文中凡称”武帝”谥号者，均为后人追改，就是以此理断。
又如，王鸣盛在《晋书》”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己卯，日明食之”下，说：”案，己卯乃月之十七日，无日食之理，疑误也。《天文志》亦同。”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四。
这也是根据日食均发生在朔(即初一)理断的。又如，《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中载：”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82年)，是岁秦大熟，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注日：”物反常为妖。蝗之为灾尚矣，蝗生而不食五谷，妖之大者也。农人服田力穑，至于有秋，自古以来，未有亩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亩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闻也。使其诚有之，又岂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无之，即州县相与诬饰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很明显，这也是以自古亩产之常规，理断该文为诬饰以罔上的。
理证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根据逻辑推理来判断正衰的。它与书证不同，须以深厚的学术素养为基础。除具备一定的基本功之外，还得有卓越识别与判断能力。正如陈垣先生所说：”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否则发现不了问题，发现了，不思之以理，也会犯主观武断的错误。因此，一般初学者是不可轻易采用的。
三、物证
以出土的甲骨、金石刻辞以及其他考古器物为依据的考证称物证。如，《梁书文学传》载：”(刘)杳少好学，博综遗书，沈约、任日方以下，每有遗记，皆访问焉。尝旅伴约坐，语及宗庙牺尊，约云：‘郑玄张逸，谓为画凤凰尾娑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日：‘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顶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中。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约大以为然。”刘杳否定郑玄对牺樽的曲解，就是以地下发掘的实物为证据的。
又如，《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载：《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四年(918年)，记有”昌化节度使”和”威武节度使”两个职官的名称。胡三省为之作注时，对昌化、威武两地在五代十国时期是否设置了节度使，疑而不决。后来，他找到了两件物证：一是在台州发现了一块刻着”唐僖宗光启三年，升台州为德化军”的墓碑；一是发现了一枚上有”台州德化军行营朱记”的铜印，这才解除了怀疑。他注释说：”台州小郡，犹置节度，其他州郡从可知矣。”意思是，由此可证，昌化、威武设置了节度使是没有问题的。胡三省得出这一结论，也是以金石物证为依据的。
到了近代，王国维又开创了用殷墟卜辞考订《史记》等史书的先河。
总之，物证是以当时的实物资料为依据的，没有后人加工改造的成分，确实可靠，尤其用于对上古时事的考证更为有用，不仅能弥补先秦书籍资料的不足，而且能收到书证、理证收不到的效果。
以上分别举例谈了书证、理证、物证的方法。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截然分开，往往是综合使用的。清代以前，以书证、理证的综合使用为主。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夏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钱大昕在该文下考证说：”案，少康至桀，十一传，殷汤至纣，三十传，周自武王至敬王。又二十五传。而越之世止二十余，理所必无也。《正义》引《括地志》云：越侯传三十余，历殷至周敬王，较为近之。”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即同时用了理证和书证。 又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考证《史记》有后人窜人处时亦说：《史记？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辨士著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耶！《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日今上而日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
褚少孙是元、成二带时博士，武帝后称共谥是自然的。然所雄是汉末哀、平、王莽时人，褚少孙自然不知，故只能是班固《汉书》引所雄之语窜入的，赵翼这段考证文字，也是同时使用了书证与理证的。 第四节考证的条件和态度
一、考证的条件
考证的途径，古人概括为”参伍错综”。意思是考证需要收集各方面的有关资料，排比、鉴别、归纳，才能取得可靠证据，正确判定历史问题的是非，白寿彝在《史学概论》中，把这一过程具体划分为广集资料、鉴别真伪、究明正诂；分类归纳四个步骤。可见，考证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并非易事。它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才能顺利进行。
(一)考证在文献学上，具有综合性的特征。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等离不开考证，而考证又需要依靠它们进行。因此，需要对文献学的各方面知识都比较精通。
(二)考证涉及的知识面极其宽广，诸如天文、历法、地理、官职、避讳、古今风俗民情、生活方式等专门知识及文化常识。因此．需要对以上各种知识熟悉了解。
(三)考证要进行逻辑推理和正确利用古书中的资料。因此。要具有一定的逻辑修养和阅读古籍的能力。
所有这些，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具备，它是需要个人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积累和培养的。我国著名书画家启功先生在纪念陈垣先生百年诞辰的文章《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中，谈到了恩师陈垣先生的考证功力。他举例说：”北京图书馆影印一册于敏中信札，都是从热河行宫寄给在北京四库馆的陆锡熊的。陆氏那时正在编辑《四库全书》，于的信札是批示编书问题的。全册信札绝大部分只写日子，缺少月份，更没有年份。里边一札偶然记了下雨，老师即从它所在地区和下雨的情况勾稽得知某年某月，因而解决了这批信札大部分写寄的时间，而为《四库全书》编辑经过和进程得到许多旁证资料。这是从一个‘雨’字解决的。”“又当撰写吴渔山的文章时，搜集了许多吴氏的画迹影印本。一次看到一册，画的水平不坏，题‘仿李营邱’。老师直接了当地告诉我说：‘这册是假的！，我赶紧问什么原因。老师详谈：孔子的名字、历代都不避讳。到了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才下令避讳‘丘’字，凡写‘丘’字时，都加‘邑’旁作‘邱’字。在这以前，并没有把‘孔丘’、‘营丘’写成‘孔邱’、‘营邱’的。吴渔山卒于雍正以前，怎能预知避讳？……这是从一个‘邱’字解决的。”
陈垣先生所以能够根据一个字，考证出问题的结果，就是由于他注重积累，具有渊博知识的缘故。
二、考证的态度
用八个字概括，叫”正确选题，实事求是”。在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中，需要考证的问题很多，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应眉毛胡子一把抓。选题一定要分清主次和轻重缓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有一定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考证。对于初学考证的青年来说，最好是结合自己的学习和专业来做，先从简单的人手，而后由简入繁，由浅入深，千万不可花费过多的精力从事枝节问题的考证，切记繁琐为考证之大忌。
考证的全过程，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取证要实事求是，万不可真伪不辨，断章取义；论断要实事求是，万不可牵强附会，主观臆说。总之，考证是科学，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能获得无懈可击的科学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