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作为一门学问，萌芽于先秦，起步于汉唐，发展于两宋，自衰于元明，大盛于清。到了近现代，又有了新的发展。
《孟子？尽心下》载孟子的话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是孟子对《尚书？武成篇》说周武王伐商纣”血之流杵”的怀疑。韩非在《里学篇》中，则进而举例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这虽然还不能说是具体的考证，但他在怀疑古书古说的基础上，已提出了考证的必要性。他强调言之有据，实事求是，反对主观臆断。这说明，考证在先秦已经萌芽了。
到了汉唐时期，考证开始出现在学者们的著作中。其主要集中在史著、簿录、经史传注，以及考史专著等方面。史著的考证，是从司马迁开始的，他编著《史记》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见司马迁《报任安书》)。不难看出，他对自己所见的文献资料，是经过一番考证，才决定取舍的。如，当时诸子杂记中记载说：尧让位于许由，许由不受。司马迁以《尚书》不载和孔子举让国圣贤没有提到许由为依据，在《史记》中删去许由，直书尧让位于舜，便是一种考证。《史记》之后，史学名著《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也都做了许多考证工作；簿录的考证，由西汉刘向开其先河，他在校理群书时，每校完一书，都要写一篇叙录奏上，叙录中结合辨伪，就有对原书的作者及其内容的考证。以后刘歆将刘向的校书成果集结为《七略》，班固又据《七略》撰成《汉书？艺文志》。这两种书也都有考证的内容，如《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便是对《论语》编纂所作的考证；经史传注的考证，从两汉到隋唐，学者们治学多注重名物训诂，他们为经史作注，如东汉郑玄对群经的笺注，南朝宋裴松之对《三国志》的补注，唐孔颖达、贾公彦等人的《五经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等，都包含了极多的考证内容；考史专著，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出现，他们是专对一些古史内容进行考证，纠谬补阙的。如魏晋之际，谯周凭据旧典专纠《史记》谬误《帝王世纪》等，都是这方面的专著。
除此之外，这时人们已开始注意利用地下的出土文献来考证古书内容的是非了。如《太平御览》引《皇览冢墓记》中说：”汉明帝时，公卿大夫诸儒八十余人，论五经误失。符节令宋元上言：秦昭王与吕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家皆以黄肠题凑。地处高燥未坏。臣愿发昭王、不韦家，视未烧诗书。”这虽只是建议，未予实施，但西晋初年《汲冢竹书》出土后，当时一些学者用以考证现存典籍已是事实。如《晋书？束皙传》说：《汲冢书》”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大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这都是依据《汲冢竹书》考证现存经传得出的结论。不过，总的来说，考证之于汉唐还只是起步，并未成为一门学问。
两宋是考证的发展时期，其时考证内容极其丰富，考证的方法多种多样，既有综合的考证，又有具体的考证；具体的考证中，既有专题的考证，又有杂记的考证。另外还有金石的考证。这些考证有分有合，互相补充，出现了一系列的考证专著。
综合考证，是对某一时代文献群或历代著录典籍系统的考证，专著如南宋末年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专？经籍考》，专著如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专题考证，是对专题项目进行具体考证，是对文献记载内容的考证。专著如北宋吴曾的《新唐书纠谬》与《五代史纂误》；杂记考证，是像读书札记那样的考证，专著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金石考证，是利用金石简牍等出．±文献对历史的考证，专著如北宋刘敞引用先秦彝铭考知三代制度的《先秦古器记》，继之，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洪迈的《隶释》也都是这方成的成功之作。 这一时期，南宋的洪迈和王应麟是代表人物，他们博洽多闻，涉及面广，凡经史、文学、天文、地理等方面，无不广加考证。洪迈积40年的读书札记写成《容斋随笔》，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史书误载的订正，其运用材料非常广泛，以诗文证史，以碑石文字注吏，以手写本订正流行本，凡所订正，都十分精当。如，《旧唐书》载青大将李宓伐南诏，为南诏所所擒，《新唐书》载李宓死于南诏，《资冶通鉴》因《旧唐书》之说。洪迈根据李宓同时人高适的《李宓征蛮诗》序文及诗的记载，订正说李宓并未败死南诏，是活着回到长安的，就很有说服力。王应麟的代表作《困学纪闻》，在文献学上建树颇多，其中的考史六卷，是对《史记》等正史及编年史等书进行广泛号证的，其纠谬、辨证多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如《史记？瞻世家》载：”三十六年，惠王卒。”《困学纪闻》根据《竹书纪年》等书的记载考证说：”《左传后序》日：古书纪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朱文公日：惠襄哀之年，见于竹书明甚。《史记》盖失其实。”这论断是很正确的。
元明之际，由于受空疏学风的影响，治学不够严谨，考证之学随之自衰。其时，唯有金代王若虚的《史记辨感》、《诸史辨惑》、《新唐书辨》和明代杨慎的《丹铅总录》、《谭苑醍醐》在考证方成有一定贡献。
清代是考证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前期屡兴文字狱，迫使学者们走向了脱离实际的考据道路，到乾嘉年间，加上社会安定，人、物两丰，学者们在继承最引人注目的考证成果，当推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三书被后世誉为三大考史名著。无论对当时，还是对以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所考历代正史，包括《史记》以下至新旧《唐书》、新1日《五代史》等17种。从形式上看，该书近两千个条文，每一条考证都有一个题目，以便读者检索。从书优劣的评论。总之，提出和解决了十七史中不少问题，其中不乏精到之处，只是作者语气不够谦和，议论常失之偏颇，在阅读和运用时需要注意。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100卷，是在他多年读书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该书对《旧五代史》、《明史》以外的全部正史，进行了校勘、考证和训诂。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考异持论公允，讲究实事求是。其成就无论对改变乾嘉学术界重经轻史的风气，还是对嘉惠后学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考订的正史包括从《史记》到《明史》的全部二十四史，只是由于《1日唐书》和《旧五代史》当时未被列入正史，才沿用了《廿二史》的称呼。该书按二十四史先后编次，共分36卷，每卷以类相从，各立标题，共609条。主要内容是对史实的订正与历史事件、人物的综术和评论。凡所订误，都用正史的材料互为应证。《廿二史札记》综述史实，归纳要义，持论平和，不蹈袭前人，虽书中仍有粗疏、错谬之处，但对于初学历史的人仍不失为入门之径，其作用和影响不在《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异》之下。
除以上三大考史名著之外，另有清人崔述的《考信录》、全祖望的《困学纪闻三笺》等，亦均有独到之处。总的来说，清代的考据学家们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虽有趋于繁琐、逃避现实的一面，但他们利用极其丰富的资料为佐证，实事求是对我国数千年来的文化遗产做了多方面的系统的整理、考证，其贡献是很大的。
近现代以来，随着甲骨、金石、简牍、帛书、档案等大批新文献资料的发现与整理，考证各类文献工作的全面开展，考据学在对清代传统考据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考据方法与内容又有了新的提高。于是产生了”新考据学”。其成就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
王国维从新文献的识读、整理人手，利用所谓”二重证据法”。以地下文献与古书记载相印证，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例如，他把对甲骨文的研究和考证《史记》、《尚书》等有关文字结合起来，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以及《殷周制度论》，纠正了《史记》所载商代帝王世系的错误，印证了《尚书》中《汤誓》、《盘庚》等篇的可靠，具有发凡起例的作用。他把自己运用甲骨、金石、简牍以及敦煌写卷考证历史的研究称为”古史新证”，这在近现代历史文献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陈寅恪与王国维不同，他的考据工作大量表现在文艺作品的笺证方面，他所著的《秦妇吟校笺》、《元白诗笺证稿》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另外，他在考证中还经常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特别是利用他通晓各种外语的有利条件进行中外历史文献学的对比研究。这种把中西考证学结合起来使用的新方法，也是前所罕见的。
陈垣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较之王国维、陈寅恪更具体、更全面。他对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并有专著问世。在考证学方面，他的《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结合胡注通鉴举例阐明了书证、理证、物证的考证方法，这是对考证理论、方法的概括总结，对当今的考证工作颇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