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又称考据。它和辨伪、校勘都是历史文献求实的一种方法。但它们的对象、目的不同。辨伪，是辨别书的真伪；校勘是校订书中的正误i考证，则是经过考察从而证明，即根据有关资料或事实的收集、鉴别、归纳、考核，证明书中记载内容的是非。或者说，辨伪即辨别文献本身的真伪；校勘是校订一书流传的文字异同．考证则是考证文献记载内容的正误是非。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历史文献记载内容上的讹误和失真现象很多，主要有如下几类：
一、忌讳曲笔，隐恶扬善。我国的史书，不外乎官府纂修和私家著述两种。官府纂修，多依据官修《实录》，而官修《实录》忌讳曲笔。隐恶扬善的地方最多。如《清实录》记载清代11个皇帝，不是”圣神文武”，便是”聪于天禀”，对雍正的残酷、道光的庸暗、咸丰的昏聩、同治的****一概不提。《实录》如此，依据《实录》纂修的史书自然也如此。如宋太祖时薛居正纂修的《1日五代史》，就是依据五代各朝的《实录》，其中，依据梁《太祖实录》修的《梁书？太祖本纪》，对梁太祖朱温弑何太后、昭宣帝篡位事，忌讳不书；朱温被其太子珪所弑，也忌讳不书，只是冠冕堂皇地写了友珪”葬太祖于伊阙，号宣陵”了事。”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国史，而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宋史各传，忌讳曲笔处很多，除”大奸大恶，如章惇、吕惠卿、蔡京、秦桧等，因不能讳饰，其余则有过必深讳之，即事迹散见于他人传者，而本传亦不载；有功必详著之，即功绩未必果出于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笔牵合”(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三)。”元史亦多回护处，非明初修史诸人为之著其善而讳其恶也，盖元时所纂功臣传，本已如此，而修史者遂抄录成篇耳。如《阿尔哈雅传》，历叙其勘定湖广之功，而占降民为私户，及占城失利等事，则概不叙入。其破潭州也，则日，诸将请屠之，阿尔哈雅以数百万生灵，若杀之，非主上谕以曹彬不妄杀人之意，乃止。及其破静江，则日，阿尔哈雅以静江民易叛，不重刑之，广西诸州不服，乃悉坑之。是不屠既见其好生之德，坑之又见其止杀之威，真所谓曲为之说者”(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九)。总之，官修史书，多虚美溢善隐恶，正如南宋王应膦在《困学纪闻》中所说：”《唐鉴》日，人君观史，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房、魏为相，总史事，其父彦谦、长贤皆得佳传，况不如房、魏者乎。”至于私家著述的史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多如此。春秋时期，王室衰落，礼崩乐坏，晋文公会盟诸侯于温，召周襄王赴会。《左传》及《公羊传》皆按其”必也正名乎”的观点，在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的条下，写的却是”天子狩于河阳”。把周天子被迫应召的事实给歪曲了。陈寿的《三国志》也不例外，曹操明明是”自领冀州牧”，”自立丞相”，”自立为魏公，加九锡”的，偏要写成这些都是汉天子的主动给予；曹丕明明是”自称天子”，把汉献帝逼下台的．偏要写成”汉帝以众望在魏……奉玺绶禅位”。像这样的例子，正史中比比皆是。
二、蓄意褒贬，言之过当。庄子日：”两善必多溢美之言，两恶必多溢恶之言。”真可说是人之通病。历代编修史书的人，离不开他的政治立场、观点、目的，也事实上脱不了他的爱憎之情，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倾向性表现在史书中，致使某些史事的真迹放大、缩小、歪曲、颠倒。如北齐史学家魏收奉诏撰《魏书》，书中对敌国西魏的君臣就多贬词：”斛斯椿随入关，北史载其死后家无余资，而魏收书则谓其狡狯多事，好乱乐祸，朝野莫不疾之。贺拔胜自魏奔梁，又自梁归西魏，感梁之德，见鸟之南飞者，亦不忍射。玉壁之战，追逐齐神武，几获之。北史谓其垂翅江左，忧魏室之危亡，奋翼关西，感梁之顾迂，是固君子人也。魏收书则谓其好行小数，志大胆薄，周章南北，终无所成，致殁于贼中”(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三)。又北宋王安石变法，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和豪商们的特权，引起了他们的反对，更触犯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尊儒崇经的传统。于是，元时修《宋史》，纂修者们对他仍然抱有成见，在《王安石传》中，除姓名、籍贯如实反映外，其余多诋毁之词。《明史？于谦传》却相反，据《正统北狩事迹》、《北征事迹》、《鸿猷录》诸书所载。叛阉宁喜降也先，尝导元入冠扰边，是英宗计划擒斩宁喜的，而《于谦传》则说是于谦”密令大同守将擒而戮之”的。其所以把好事都归在于谦身上，都是由于作者要蓄意褒扬他的忠义之故。
三、传闻不实，记忆失真。如《史记？五帝本纪》载商周以前的事，其世系就不符合史实。文中说尧为黄帝四代孙，舜为黄帝八代孙，禹又为黄帝四代孙。照此世系看来，尧传位给舜，是传于四代孙，舜传位给禹，又是上传于四世祖了。世上哪有这等事情！又如《年表》载，殷自契至成汤共十四世，凡四百二十年，周自后稷至文王共十五世，凡一千零九十年。照此年代计算，殷平均三十年一代，周则须七十八年以上才有一代，从生理上说，周的年代肯定不实。还有同一书，一事两见，而两处记载又互相抵捂的。如《史记》的《殷本纪》和《周本纪》，在谈到西伯姬昌被囚于羑里的原因时，缎本纪》说：西伯被囚，是因为”窃叹”纣杀九侯女，”而醢九侯”、”并脯鄂侯”；《周本纪》则说：是因为西伯”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季历之法”，”积善累德，诸侯皆响之，将不利于帝”。这也是因为传闻不实或记忆失真，而司马迁又一时无法统一，不得不并行列出，让人们择善而从的。对此，清人崔述在《考信录？提要》卷上作了概要的说明，他说：”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一人之事，两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数人递传之，有失其本之意者矣。是以三《传》皆传《春秋》，而其事或互异，此传闻异词之故也。古者，书皆竹简，人不能尽有也，而亦难于携带，纂书之时，无以寻觅而翻阅也，是以《史记》录《左传》文。往往与本文异，此记忆失真之故也。”此种因传闻不实，记忆失真而造成的古书抵牾之处，三代以前之事为多。三代以后，也有所见。都值得我们注意。
四、引用不考，疏忽致误。这类情况，史书中也不少，如《宋史．韩世忠传》中载：”世忠屯焦山，谓兀术至，必登金山龙王庙观虚实，乃令百人伏庙中，百人伏岸侧。果有五骑闯入庙，兵喜，先鼓而出，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绛袍玉带既坠而驰者，访之，即兀术也。”此文写得可算有声有色，但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四该文下，考证说：”按金山在水中，岂能骑而入，又骑而逃，此必误也。《舆地纪胜》中谓伏兵北固山龙王庙，此较近理，作者于此等处亦不订正。”即传文之谬，是由于作者引用不考，疏忽致误的。又如《资治通鉴胡注》卷三十四载：”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军士自采薪刍，日给不过陈米一勺。”注日：”经年之米为陈米。周礼：‘梓人为饮器．勺一升。’按一升之勺，乃饮器也，非以量米。凡量，十勺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以量言之，则一人日给一勺之陈米，有馁死而已”(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足见，司马光记载之谬，也是因为对”勺”的含义，引用失考，疏忽致误的。《通鉴释文辨误》卷十六载：”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齐和士开善握槊。”史昭释文日：”槊通作矛肖，矛长丈八者为槊。”辨误日：”握槊，局戏也。李延寿日：‘握槊盖胡戏，近人中国。’……史昭乃以为握丈八之槊，是但知槊之为兵器，而未知握槊之为局戏也。”以上所指史昭之谬，也是疏忽不考造成的。
史书记载内容讹误失真的原因，当然还不止这些。不过就以上四种，已足见其问题的严重了。历史的真实性来自史料的可靠性。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如果不对这些不真实的史料加以考证，就分不清是非，就不可能对历史有正确的了解。据之研究历史，自然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说：”无论做任何研究工作，材料的鉴别是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所以，一定要重视考证。
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序》中强调：”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郭沫若在《谈随园诗话札记》中评论清代乾嘉考据学时也指出：”欲尚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我们重视考证，只是指导它看成一种治学的方法，而不是把它当成治学的目的。清代乾嘉学派为考据而考据，甚至有人认为”考据之外无学问”，把考证孤立于历史研究之外，那则是十分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