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佚之书应注意的问题
一、途径和方法：
关于辑佚的途径和方法，前人论述较少，洪湛侯先生在其《中国文献学新编》中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摘录佚文；二是选择底本；三是注明异同；四是校正文字；五是恢复篇第。
关于搜辑佚书的材料，张舜徽先生在他所著《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取之唐宋类书，以辑群书；取之子史及汉人笺注，以辑周秦古书；取之唐人义疏，以辑汉魏经师遗说；取这诸史及总集(如《文苑英华》)之类以辑历代遗文；取这一切经者义(以慧琳《音义》为大宗)以辑小学训诂书。类书中，以《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为最重要；古注中，以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李善《文选注》、慧琳《一切经音义》为最重要。这些书，可以说是一切佚书的仓库。清代学者从这些书中辑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佚书。
二、使用辑佚之书应该注意的问题
近人刘咸炘写过一部《辑佚书纠谬》，指出前人辑书的四大弊病：第一是漏，第二是滥，第三是误，第四是陋。可见辑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必须通校雠、精目录，对古书体例、学术流别有相当的了解，并且十分细心，才有可能把这一工作搞好，否则就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常见错误是误将他书文字辑人本书，造成新的错误。例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人文集为最多。其中刘敞的《公是集》，便辑成54卷。而这个辑本，竟误将其弟刘攽之诗当作刘敞之作。又例如西汉末年由刘向写成的《别录》，由刘歆编写的《一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图书目录，也就是辨章学术、考镜原流的重要依据。可惜这两部书早就亡佚了。《别录》中的文字，现在只保存数篇；《七略》的义例，只能从《汉书？艺文志》中考见其大体。学者们渴望通过辑佚来恢复它们的旧观。清代嘉道年间的学者们辑成《别录》、《七略》的有严可均的辑本(在《全汉文》内)，有马国翰的辑本(在《玉函山房丛书》内)。张舜徽先生曾仔细研究他们的辑本，发现不少错误。最严重的是错误地把不是《别录》的文字，当做《别录》的文字。例如《水经》”河水又芝过砥柱间”注云：”刘向叙《晏子春秋》称古冶子日：吾尝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从而杀之。视之，乃鼋也。”这是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见《晏子春秋》内篇第二卷。明明是《晏子春秋》的原文，马国翰却误认为是刘向所作《晏子春秋叙录》，采入辑本。其所以发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由于马国翰误解了”刘向叙《晏子春秋》”一句中的”叙”字，把它当做”叙录”看。其实这个”叙”字是整理的意想。”刘向叙《晏子春秋》”是指经刘向整理的《晏子春秋》。马国翰当时如果仔细推敲一下《水经注》的文意，再查一查《晏子春秋》，就可以避免这种错误。另外，评价辑本是否有价值和完备，还要看辑本是否完备，即收录是否尽可能多地搜辑了原书内容；对辑本的考订是否精审，讹、脱、衍、倒的现象考订是否完备；辑本的体例是否完善等。例如，宋薛居正撰的《旧五代史》，由于欧阳修修成《新五代史》后被代替了。清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册府元龟》、《通鉴考异》等书中辑出了《旧五代史》150卷。中华书局1976年印行的《旧五代史》即依据辑本内容。陈高华先生通过认真研究，认为该辑本存在许多缺陷，于是提出了重新较理《旧五代史》的设想(见《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因此，我们在使用前人辑佚成果时，必须仔细较量，审慎处理。一般说，在使用前人辑佚成果时，如发现有几种辑本，最好采用后出的辑本，比较可靠。如严可均、马国翰两家《七略》辑本，都误将《史记正义》所引阮孝绪《七录》文字当做《七略》文字，采用户辑本，以至把《管子》十八篇列在法家，而事实上《七略》原文(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管子》八十六篇在道家。到清末姚振宗辑《七略》时，便做了纠正。从而知考证之书，后出者胜。
又，就读书的次第来说，初学应先读最基本的书，然后再读有关的辑本。如清代学者姚之至骃有《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辑录了《东观汉记》和谢承、薛莹、张瑃、华峤、谢沈、袁山松、司马彪诸家遗文。汪文台也有《七家后汉书》二十一卷。这些辑本，十分宝贵，可以补正范晔《后汉书》的缺失。但是就初学者言，必在精读范书之后，才有可能去参考那些辑本。否则舍近求远，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