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文献的历代聚散
中国古代文献，经过口耳相传的传说阶段，产生了文字记载的图书。《尚书？多士》篇：”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就是有关图书的最早记录。从此，图书文献随着学术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其规模也越来越大。单就封建时代的国家藏书看，西汉哀帝时，刘歆受命，整理国家藏书，编定《七略》，开始著录图书。据《汉书？艺文志》载，《七略》著录的国家图书是1．3269万卷。到了西晋，秘书监苟勖著《新簿》时，用甲、乙、丙、丁四部总括的国家藏书已达2．9945万卷。较西汉增加了一倍以上。《隋书？经籍志》用经史子集四部著录隋朝的国家藏书达3．6708万卷，《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朝开元盛世的国家藏书又达5．3915万卷。《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的国家藏书又达11．9972万卷。《明史？艺文志》只著录本朝文献，国家藏书总数不清。到了清代，据《四库全书总目》和存目的统计，国家藏书更达17．2860万卷。真是日趋繁盛，洋洋大观。若再把当时的私家藏书也统计进去，那就只能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了。
古典文献积聚到今天，自然更多，光是图书的种类，据统计就有8万种，比编定《四库全书》时，增加了将近7万种。古典文献的积聚发展，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文明的发扬光大。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中自豪地写道：”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有五：日中华、日印度、日安息、日埃及、日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今试一游其墟，但有摩诃末遗裔铁骑蹂躏之迹，与高加索强族金娄歌舞之场耳；而我中华者，屹屹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此后且将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于戏！美哉我国！于戏，伟大哉我国民！”充分体现出作者对中华历史文献丰富浩繁的自豪心情。
然而在古典文献不断积聚的同时，古典文献又在惊人地散失着。如南朝梁代阮孝绪编定《七录》时，就在《序目》中谈到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的散失情况。他说：”《七略》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汉书？艺文志》书三十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九卷，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时隔不过500年，散亡之数竟如此之大。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序》中也指出：”《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翻开史书，涉及图书的散亡情况，常见”扫地将尽”、”荡然无存”的描述和记载。
对历代图书散佚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隋文帝时秘书监牛弘，将隋以前的图书散亡，归之五厄，一厄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先王坟籍，扫地以尽”；二厄是，王莽末年，赤眉人关，宫室图书”并从焚烬”；三厄是，东汉末年，董卓挟献帝移都，火烧洛阳，国家藏书，”荡然无存”；四厄是，西晋末年，”刘石乱华”，秘阁藏书，”从而失坠”；五厄是，南朝时期，”侯景作乱”和”周师人郢”，”公私典籍毁于一旦”(见《隋书？牛弘传》)。接牛弘的五厄，明朝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把隋至明的图书散失，从五厄续到十厄。他说：六厄是，隋朝末年，杨广在江都被杀，大乱中，图书被焚；七厄是，唐朝天宝年问，”安史之乱”，”书籍损失殆尽”；八厄是，唐朝后期，黄巢入长安，书籍”复致荡然”；九厄是，北宋末年，”靖康之灾”；金兵掠开封，虏徽、钦二宗而去，所有图书散佚无算；十厄是，南宋时期”绍定之祸”，蒙古骑兵人临安，图书运走一空。以上”十厄”，是专就明朝以前古代图书的散亡而讲的。除秦始皇焚书之外，其余的”赤眉入关”、”董卓之乱”、”刘石乱华”、”周师入郢”、”杨广被杀”、”安史之乱”、”黄巢入长安”、”靖康之灾”、”绍定之祸”，均由叛臣贼子、农民起义、异族乱华等犯上作乱行为所造成。封建的正统观跃然纸上，这自然不能概括古典文献的散失的真正原因。
二、古文献散失的原因
古文献散失的真正原因，在于政治、保管和自身三个方面。
(一)政治方面的表现为：
1．统治者的禁毁。中国的古代社会，重德轻艺，文献大多与政治有关。新上台的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统治，总是把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书籍视为异端邪说，加以禁毁。这种现象在政治制度发生大变革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候更为突出。春秋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旧和礼乐典籍维护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分封等级制，不利于诸侯争霸夺权，皆被诸侯废去。正如北宫骑向孟子请教古代的爵禄之制时，孟子回答的那样：”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见《孟子？万章下》)。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复辟势力借用儒家典籍非上惑众。秦始皇为了维护统一，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采纳李斯的建议：”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及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结果使古代典籍遭到了第一次大的浩劫。再如，明清以后，为加强****主义的皇权统治，屡兴文字狱，焚禁有价值的典籍文献。特别是满清统治者，出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恐惧心理，对凡有民族思想的文献一律销毁查禁。乾隆为了通过编纂《四库全书》灭绝异端邪说，不惜采取诱骗手段。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在征书上谕中冠冕堂皇地声称：”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共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为消除文字狱造成的恐怖心理，又郑重申明：”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现降谕旨甚明。即使将来进到时，其中或在妄诞字句，不应留以贻惑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传喻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关涉，必不肯因此加罪。至督抚等经手达，更无关碍，又何所用其畏疑乎！朕平日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待图书征集到手后，乾隆立刻换了另一种腔调，他在三十九年八月传谕日：”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据统计，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二年，先后下令禁毁图书24次之多，禁毁书籍达1．3862万部。孙殿起在《清代禁书知见录？序》中说：”据禁书总目，掌故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诸书考之，在于销毁之例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类数量几与四库收书相埒。”“每叹我国古籍自秦政焚书后，实此次查禁为书籍空前浩劫！”
2．历代兵燹和社会****。由政治原因引起的社会****，对古代文献的摧毁也是相当严重的。牛弘、胡应麟提到的”十厄”，大都属于这方面的表现。明朝以后，类似事件有增无减。如太平军视儒家学说为妖说，所到之处，凡遇儒家经史，”不投之于溷厕，则置于水火”。以浙东宁波范氏的”天一阁”藏书为例，遭毁后”见存者，不及旧目十分之四”(见薛福成编《见存书目》)；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肆行杀掠，抢去珍贵图书甚多，即以《永乐大典》而言，原书1．2万册，光绪初年尚有5000册，遭劫后，仅存60册；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占上海，烧毁当时我国最大的东方图书馆。51．8万册藏书，化为灰烬；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大小图书馆及私家藏书都未能幸免；十年浩劫的”**********”，以”破四旧”为名，成百上千吨的古籍被送到造纸厂化为纸浆。其中有不少是专家们积聚一生的珍本和呕心沥血写成的稿本。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浩劫。
3．封建****主义的”因人废言”。封建****主义的统治，极其残酷，株连之法，祸及著述。”因人废言”也造成了一些古文献的散亡。如范晔所著《后汉书》，本有十志，交托他的好友谢俨整理，后来，因为范哗参与谋立宋文帝的弟弟被杀，谢俨惧怕株连，将范晔十志的稿本全部毁掉了。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虽然把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补人，使其成为完史，但总非原志可比。又如，北宋王安石做宰相时，配合变法著《三经新义》，学校以此为教材，科举以此为准绳。待王安石罢相后，诸儒群起而攻之，他的《三经新义》连同《字说》、《钟山目录》等均被弃置而散失了。
4．由于统治者的好恶，有些书流传下来，有些书散佚。如唐初诏修《晋书》时，已有晋史十八家。其中南齐臧荣绪所撰《晋书)110卷，总括两晋史事，志传俱备，材料相当丰富。唐初重修之《晋书》，就是以臧氏《晋书》为蓝本，参考诸家而写成的。本来这部重修的《晋史》缺点很多，赶不上旧史，但幅地它是官修，比较更直接地反映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政治观点，带有法定政治教科书的性质；同时因为唐太宗亲撰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两纪和陆机、王羲之两传后论，题名”御撰”，因此臣下尊信唁谨，遂盛行于世，诸家旧史，渐就湮废。又如薛居正的《五代史》，其所以不传于世，是由于南宋以来的统治者偏重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而削去薛书。元九路分刊十七史，明南北监两刊二十一史，都不刻薛书。这就使薛书自元明以来，传本日稀，终归湮没了。
(二)保管方面，主要由于保管不善，遭致水、火、虫等自然灾害而造成。
水灾：《隋书？经籍志》载：622年，唐攻灭王世充，占领东都洛阳后。尽取隋朝藏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装船运往长安，触礁漂殁。”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又如钱泰吉《曝书志记》卷下载：宋代藏书家刘韶美购书归蜀时，”载三船，行至秭归新滩，一舟为滩石所败”，也遭到严重损失。 火灾：程俱《麟台故事》卷二载：宋代秘阁藏书3．628万卷，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遭火灾烧没南宋藏书家叶梦得的藏书楼，于1147年和住宅俱荡之一燎。另据姚福《清溪暇笔》载：明朝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藏书．防火不慎，”悉为灰烬”。清朝政府收藏的《永乐大典》正本，也在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官火灾中被焚。
至于遭受潮湿、虫蛀、鼠咬的损失就更无法统计了。另外还有的藏书家，把一些孤本、珍本视为古董，深藏拒览，久之，亦亡去了的。如三国时吴人谢承写的《后汉书》，早于范晔，内容丰富，颇有参考价值，但由于深藏不露，到清代乾嘉时，才发现了它的收藏线索，章学诚设法访求而不可见。此书的下落今天竟无迹可寻了。
(三)自身方面，主要表现为优胜劣汰的自然淘汰。
1．有的书内容繁琐，在抄书的时代，不便流传，简易本出，繁本便被淘汰了。如两汉时代，今文经学盛行，专家之著甚多，东汉末年郑玄不承师法，兼采古文经说和今文经说，遍注群经，写成简要注本，学者们争相传抄，今文经学专著大部亡去。
2．有的书文笔不美，为人厌读，或流传失真，或被文笔流畅的同类书取代。如春秋时盛行一时的《墨子》，文词简朴，不受欢迎，散失严重。又如，写后汉史的有十五六家，范晔的《后汉书》虽然缺志，但文章写得好，为人喜爱传抄，流传至今，而其它都散佚了。
3．有的书或内容过时，或体例落后，当后人经过重修。编出新内容或新体例的书，旧书随之亡去。如班固经过以《七略》的修订，重写出《汉书？艺文志》，《七略》遂亡佚了。又如唐太宗平定天下后，设馆书，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孔颖达撰写疏义，180卷的《五经正义》出，其它经学书籍也散佚了。
总结古文献散亡的原因，是为了吸取教训。政治上的禁毁，主要是封建****主义思想统治的结果，只要我们建立起民主政治，使国家强大起来，这方面的灾厄，尽可减少；管理上的毁损，主要是缺乏科学管理人才和方法，只要我们今后注意培养专业人才，增添必要设施。极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流通效能，这方面的损失，也可避免；至于书籍本身的优胜劣汰，则告诉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著述工作，不要投机取巧，不要粗制滥造，不要写应时文章，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书籍，才能久传而不亡。能通过历史鉴定的著作是有价值的著作，能写出有价值著作的人是有历史贡献的人。
1．由于出现较好的新本，旧本遂废。如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以前，记载东汉历史的著作已有东汉史臣班固、刘珍、李尤等相继编撰的《东观汉记》、三国吴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和华峤的《后汉书》等近20部。范晔在这些著作的基础上，又参考其他著作，删繁补略，撰成《后汉书》。自范书问世后，一则由于范氏文笔很高，时人喜欢传钞；二则由于范书仅有纪传而没有表志，易于诵习，大家便争相传钞，而其他诸家之书皆废。现在诸家之书虽多有后人辑本，已无由窥其全豹。
2．综合性的著作通行，则分散的记载湮没。如三国鼎立时期，各国都有历史记载，著作很多。到晋初陈寿作《三国志》，才把它们综合起来写成一部书。其后裴松之作《三国志注》博采有关三国时期的零散记载多至百数十种，又来了一次大的综合，足以弥补陈寿的缺遗。后人合陈、裴两家所综合的材料来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感到比较详尽，于是不再注意那些分散的记载，遂使之逐渐湮没。又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北中国处于连年混战、动荡不安的状态。社会变化剧烈，史事极其纷杂。各国史籍著作者，多至数十家。后魏崔鸿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一部《十六国春秋》。此书既行于世，其它”国别为书”的史籍尽归散亡。(崔氏书北宋时已散佚，今通行本《十六国春秋》系明人屠乔孙取《晋书》所载十六国事及类书所引《十六国春秋》佚文，汇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