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官府藏书，起于夏、商、周，盛于两汉之后。在历史上，新王朝建立之初，都要制定从民间征集图书的政策。有些皇帝还采取奖励的办法，以鼓励民众上献图书。据《后汉书？儒林传叙》记载，汉兴以后，由于”广开献书之路”和”建藏书之策”，百余年间，书积如山丘。至西汉末年，中秘收藏，蔚然可观。东汉光武帝时”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之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典策云会京师”。所以”光武迁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而后，三倍于前”。
隋文帝时，下诏求书，规定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归原主。文帝的这种奖励献书的政策，是采纳了牛弘的建议而制定的。牛弘有云：”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开明诏，兼发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所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由于奖励献书，百姓纷纷上献，平陈以后，经籍渐备。由于当时出现征书和上献热，于是有刘炫者”伪造书百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见《隋书？牛弘传》)。北宋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奖励措施来广泛征集图书，凡有书来献者，即视其书籍价值及献书人的能力委以官职。政府还向官员们提出缺书目录，派人到各地去征求图书。又规定各地要向政府缴纳新出版的书。明成祖时派官到各地购求图书，凡遇好书，可高价收购。清政府对征集遗文更加重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再次下诏征求典籍。乾隆时，又多次下令求书，并且制定了赏罚分明的征书政策。因而取得了一定成效。
我国古代非常重视图书的庋藏与管理，历代都有专人专职管藏图书。
先秦时期，由太史管理国家图书。老子曾做周朝的”柱下史”。亦称”收藏史”。各国诸侯也有专门管理图籍的官吏。收藏图书的地方也有专名，分为台、院、馆、阁等。汉时御史中丞兼掌兰台的图籍秘书，下有兰台令史管校书正字。”其藏之地，外有(太常)、太史、博士，内有延阁、秘室、兰台、东汉及仁寿阁、文德殿、华林园、观文殿诸所”。西汉的麒麟阁、东观也是禁中藏书之所。东汉管理图书的机构称秘书省，设秘书监、秘书郎、校书郎等官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藏书之所，有曹魏的崇文观，宋之总明观，梁之寿光殿和士林馆，陈之西省，北齐之文林馆，北周之麟趾殿等，皆置学士，掌著述及刊校经史等事。隋炀帝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藏图书，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唐初设置弘文馆，收藏经史子集及其他书籍，选贤良为学士，职掌刊正图籍，教授生徒。开元年间，又置集贤殿书院，以宰相一人为学士，其下有大学士、侍读学士、修撰校理等官，掌刊辑经籍，撰集文间等事。并有校书郎、正字等职，从事图书的管理、修撰和校订。文宗时建12藏书库，对图书实行分库收藏。宋初，国家藏书机构有三：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宋太宗时增加秘阁管理图书。神宗时，又在秘阁之上设立崇文院。此外，又陆续建立龙图、天章、宝义、显谟、徽宗、敷文等六阁以及太清楼、玉宸殿、四门殿等处藏书。宋代把收藏图书和编修国史的各种机构合称为馆阁。龙图、天章等阁设学士、直学士和待制。这些官职虽负责校订图书，但也是皇帝的顾问。明初，在南京建文渊阁、大本堂收藏原大都的旧藏。仁宗以后，又建广寒殿、清暑殿、琼花岛、通集库、皇史宬等藏书馆阁。明中央政府的翰林院、两京国子监、各部署郎曹都有藏书。明初承袭元秘书监制度，使之主管内府书籍。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罢秘书监，馆藏图书的管理归翰林院，设修撰、编修、检讨等官，负责掌修国史、典籍之职，负责掌管图书。清代称修撰为殿撰，称编修为太史。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进行大规模的图书整理，乾隆时，建立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修成后，书抄7份，分藏在内廷四阁(北四阁)和江浙三阁(南三阁)，即文渊、文源、文津、文溯、文汇、文崇、文澜等7阁。文渊建成后，设领阁事3人，总管阁事务，设直阁事6人，具体负责阁内图书的管理事务，下设校理16人，分司注册、点验事务。此外还有检阅8人，做书库的管理工作。除四库全书藏馆之外，昭仁殿的天禄琳琅还收藏大量宋、辽、金、元、明五朝的善本。御花园中的搞藻堂和圆明园之长春园味腴书屋，专藏《四库全书荟要》。养心殿的宛委别藏有四库未收之书174部。其他如官内刻书处的武英殿、中南海的南熏殿、紫光阁、南书北海的静心斋抱素书屋等处，也多有藏书。
我国古代官藏图书，也是屡遭厄运。隋代牛弘提出书有”五厄”。后来，明朝胡应麟接牛弘之说，又补论”五厄”，说明我国古代官藏图书，先后遭受十次大的厄运。这”十厄”是：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宫室图书被焚；董卓之祸，典籍荡然无存；西晋八王之乱，秘阁藏书尽毁；侯景之乱和周师入郢，使典籍毁于一旦；隋末广陵焚书；开元盛藏毁于安史之乱；唐末战乱，图籍无存；靖康之灾，北宋图书遭毁；绍兴之祸，南宋图书毁于兵燹。”十厄”之后，明清时期的图书散亡情况更为严重。
官藏图书失散的原因主要是战乱兵燹。其次，像秦始皇焚书、隋炀帝焚禁纬书和明清屡兴文字狱，多次下令禁毁典籍，也是图书散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管理不善，引起水、火、虫、鼠等自然灾害。也是大量图书被毁的原因。如隋炀帝巡幸江都时，大批图书随船载运，不幸翻没于运河之中。又如北宋初年，三馆秘阁藏书3万卷，尽毁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之火。明英宗时，南京文渊阁藏书，忽视防火，悉为灰烬。清政府收藏的《永乐大典》正本，于嘉庆二年(1797)乾清官大火中被焚。
回顾我国的文献收藏史，可见流传至今的大量文献典籍，都是几经劫难，才得以保存下来的。作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人们应该倍加珍惜。古代官私藏书，为我们积累了典藏图书的宝贵经验，保存了丰富的图书资料，更重要的是古人重视文化典藏；热爱祖国文化，宏扬民族文化的精神，更是令人感动。古代官私典藏，收存文献典籍，同时又编撰了大量的图书目录，这又促进了目录学的发展。我国目录学史上一些著名的官修目录，如汉代刘歆的《七略》，晋阮孝绪的《七录》，清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就是在保存、整理官家藏书的时候编成的。至于历代著名的藏书家，他们根据家藏图书，经过鉴赏、辨析、考证，而编成的书目和解题、叙录，则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如宋朝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清代丁丙编的《善本书室藏书志》，钱曾的《读书敏求记》，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等等，至今仍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重要参考用书。古代藏书家，勤于搜集，热心典藏，经过他们精心校勘、辨证厘定的善本图书，以及苦心搜集起来的宋元刻本、名家抄本稿本等，更是传世的瑰宝。他们所做的工作，既为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文献资料，同时也指出了治学的门径以及治学应有的态度，这对今天整理历史文献，研究古代学术，宏扬祖国文化，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