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书
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文字图籍等，如《侯马盟
？41？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等。
《侯马盟书》，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7—前489)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面埋之，谓之载书。”当时诸侯和卿大夫不时举行盟誓活动，盟书皆有数本，一本埋在盟所或沉于河，以取信鬼神，与盟者各持一本归，藏于祖庙或司盟之府。出土的《侯马盟书》计5000余件，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56件，每件最少10余字，最多达200余字，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侯马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书、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都有重大意义。
吐鲁番文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古墓葬区出土的东晋到元代(公元4一14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纸质写本文书。主要是汉文，也有古粟特、突厥、回鹘、吐蕃文等。19世纪末，在敦煌文书被劫掠的同时，吐鲁番文书也先后遭到来自俄、英、德、日等国人的掠夺。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外陆续发表了一些中国吐鲁番文书的考释材料，颇引人深思和重视。20世纪中叶，我国考古学者黄文弼两度赴该地考察发掘的研究成果，至1954．年始发表于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吐鲁番考古记》中；自1959年起，我国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墓葬区进行十余次大规模发掘和清理，写成的发掘报告和文书简介，在70年代后期分别以普及本和图版本陆续出版，吐鲁番文书就其性质可分为以下4类：一是公府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账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二是私人文书，包括世俗及寺观年有的衣物疏、功德疏和其他各类疏，以及契券、遗嘱、辞、启、信牍等；三是古籍，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等；(4)佛教经论、道教符录、醮辞经文以及其分宗教的文书和典籍。吐鲁番文书早于敦煌文书，其中以唐代公私文书数量最多，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的原始文献资料。
敦煌文书，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出5一11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1900年道土王圆箓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1944、1965年又续有发现。遗书总数超过4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3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遗书多为卷轴式，写本题款有记年者近千件，年代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405年)，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1002年)，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敦煌汉文写本中佛典占95％，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发愿文、忏悔文等；非佛典文献占5％，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其中曾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佚书。敦煌文献中最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都是研究唐五代至宋初社会经济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截止目前，敦煌文书研究已成为敦煌学这一国际显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徽州文书，明代安徽徽州地区的文书，包括官府文告和私人契约等。明代徽商势力雄厚，徽州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文书契约存留至今的比较多。现在安徽、北京、南京、天津一些图书馆和科研单位多有收藏。其中官府文书有府颁发的文告、编发的户帖、清册供单、鱼鳞图册、催征税粮条鞭长单、审图小票、审定户由、归户册等；私人文书契约多属程、汪、胡、王等大户的文件，如收租底账、分家合同等等。这些文书对于研究明代徽州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租佃制度、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及封建宗法制度的状况，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二、档案
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古代档案，先后以甲骨、简牍、金石、缣帛为载体，造纸术发明以后，档案又以纸为书写材料。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现代一些具有保存和查考价值的照片、影片、录音带也可存作档案。我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土的甲骨卜辞，”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史学家把这些铭文看作”《周书》之逸篇”(敦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也正因为具有档案性质。1975年底在湖北云梦睡虎的秦墓中出土的1000多枚秦简，其中大部分是秦代律法的原文和解释，是一批非常珍贵的律法档案。上述这些都是现存古代档案的实物。我国现存的档案实物，除上述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牍档案以外，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有1000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包括明清两朝中央机关和少数地方机关、少数个人的档案，共计74人全宗。其中明朝档案很少，只有3000多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时期的兵部档案，也有少数其他各朝档案。清朝档案在所藏明清档案中占绝大多数，从时间上看包括入关前天命九年(1624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以溥仪退位后于1912至1940年形成的档案，从所属全宗看，有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有管理皇族和宫廷事务机关的档案，有军事机构的档案，有地方机关的档案，也有个人全宗的档案。从档案的种类和名称来看有上行文书、下行文书、平行文书、特定用途的文书。帛、诏、诰、敕、题、奏、表、笺、咨、移、札、片、禀、呈、照、单、函、电、图、册等不下百种之多。从文字上看，绝大部分是汉文档案，一小部分是满文或满汉合璧档案，也有少量的外文档案和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从1925年起，编辑出版的各种档案史料汇编、目录、图集、论述文集等共有50余种。370余册，其中如《文献丛编》、《掌故丛编》、《清代文字狱档》、《筹办夷务始末》等，为当时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新中国建立至1985年的35年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先后编辑版的史料有21种，74册，约2472万字。其中《中法战争》、《辛亥革命》、《义和团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等，都是非常有影响的档案史料。
档案在历史研究中有重要作用。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的原貌。档案是作为人们的交流的工具客观地产生而不是专门编写的。由于档案具有这种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举例来说：研究明清史，一般都根据《明史》、《清史稿》以及官修的会典、方略等史籍，其实这些史籍都是根据档案编写的，与档案相比，这些史籍又都属于第二手材料了。再如《清史稿》一书，虽然经过了长达14年的编纂，使用过清代国史馆历年收集的大量史料，可是却有使用清官秘藏的”大内档案”，因而《清史稿》在史实的论述和材料的引用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讹误和缺漏，成为憾事。对于档案典籍的重视和利用，是我国自古相传良好的历史传统，孔子整理六经，司马迁编纂《史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章学诚编写地方志，都重视搜求并使用过大量档案材料，取得卓越的成果，是据档修史、以档证史以及体现史档结合的突出的成功范例。
三、总集
汇集多人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系为总集，与别集相对而言。我国古代文献典籍采用”四部分类法”，其第四大类称为集部。《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它把个人的诗文集称作”别集”，把许多人作品的合集或选本，称作”总集”，它在《别集类小序》中说别集的产生，始于东汉，盛于齐梁；同时在《总集类小序》中对于总集的产生。说了这么一段话：”《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哀，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这说明总目编定者纪昀也认为《诗》、《骚》应为先秦时代的总集，确已无疑，那么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并不迟于别集，当然定型和完善是后来的事。《晋书？挚虞传》上说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后人把《流别集》所作各种体裁文章的评论，集中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论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等11种，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段，散于唐宋类书中。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代以迄陈、隋，总集共有249部5224卷。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集》、刘义庆的《集林》，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因为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总集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包罗一个时代的全集，如《全辽文》；一类是经过精选的选本，如《古文观止》。关于总集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中说：”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就是说：总集既可把散佚的、零星的作品，集中起来，又可做一些鉴别删选的工作，去其芜杂，取其精华，使它成为一个文章的总汇。这些大型的总集和重要选本，对于古籍研究，有很大的参考和使用价值。在历代编写的总集中，《古文苑》、《玉台新咏》、《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中州集》、《河汾诸老诗集》以及《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魏晋南北朝诗》等，都是公认的著名的诗文总集。
总集是古典目录学的名称，当代一般多用”专集”这个体裁名称来指称这类汇集多人单篇文章的集子。从实际内容来看，现在编的一些专集，应该都是总集。这些专集，有把不同作者专门就某一题目写的单篇文章汇编而成的，也有专把同一作者在不同时间里围绕同一题目写的单篇文章汇编而成的。在通常情况下，这类专集都有一个直接表示书籍内容的醒目的书名，如果是围绕某一时期内研究或议论热点收集文章汇编而成的专集，往往具有时效性，这一点可说是它与旧时的总集不同的地方。
四、别集
汇集一人的多种文体作一书，称为别集，与”总集”相对而言。多数别集以文艺性作品、诗文书牍等为其主要部分，但有的别集也包括论说、奏议、序跋、书信、语录、传记等著作，内容相当广泛。如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苏轼的《东坡七集》、归有光的《归震川大全集》、吴伟业的《梅村家藏稿》等，都是别集。《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小序》说：”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于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脁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后，名目益繁”。由魏晋到齐梁，是我国文学形式发展并走向定型、成熟的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标志着文学已经取得了正式的独立地位。纪昀说别集始于东汉、盛于齐基本上是对的，其实他还是沿用了《隋志》”别集之名，盖东京之所创”的说法，他们大概都因为《汉志》有”诗赋略”而无文集。所以作了这样的推论，余嘉锡先生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周、秦、西汉之人，学问既由专门传授，故其生平各有主张，其发于言而见于文者，皆其道术之所寄……以成一家之言。故西汉以前无文集，而诸子即其文集，非其文不美也，以其为微言大义之所托，言之有物，不徒藻绘其字句而已”(《古书通例》卷二)。不过，在历史上大凡一种文献体裁的出现，都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的。据《后汉书？文苑传》记载：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可见在汉代文章还是以单篇著录的。由此不难推想，西汉末年即使已有别集之实，但决然没有别集之名，别集似乎处在若有若无之间，这种状况，至东汉才有所改变，至魏、晋则有更大的改变，魏晋文人多有诗文专集，见于《晋书》、《隋书》著录的，不下一二百种。
传世的古代集子，都为后人所编，经过传抄，内容常有出入。唐人诗集，大都不分类，也不分体，宋人编定唐人集子，喜欢分类，明代刊行时，又喜欢分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本子，已经不是唐人文集的原来面貌。存留至今的明人文集的数量，尚无全面的统计数字，据有关资料报导，除诗集外，约有2000余种，作者1500余家，包括元、明之际和明、清之际两批跨朝代的学者。清代别集特别多，更难统计出确切的数字。据《清史稿？艺文志》的载录，共收别集类书目1685部，《清史稿？艺文导补编》又续收别集类书目2890部，包括一部分清人所辑前代人的诗文集子，又据有关资料透露，曾有学者检索中国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有关书目卡片，共得清人诗文别集目录约1．3万余种，但也不是最终核实的数字。
“别集”是古典目录学的名称，当代人从它的内容出发，多把个人的”别集”称作”文集”。文集分全集、选集两种。全集除收录作者的全部著作外，还可附各种异文、草稿、日记、书信、札记等；选集则根据选家所定标准，辑录作者的主要著作，有时亦酌情加附录。有些选集，收罗较广，但总不及全集齐备。现代所编的全集或选集，一般都按作品写作或发表年月也可根据作品的体裁或题材加以分类，然后按时间先后编定。
五、政书
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称为政书。它收集历代或一个朝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方面的史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具有制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性质。它的内容，议论较少而资料丰赡，具有较强的工具作用。
“政书”一词最早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在史志目录及私人藏书目录中称其为”故事”、”典故”、”仪注”。通常所说的政书，包括”十通”和历朝的”会要”、”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