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大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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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中国智慧(6)

美国国家计算机公司经理帕特森认为:一个高层的企业领导人应该是机器的设计者而不是机器的制造者。他有一句至理名言:“不要去做可以交给别人做的事情。”美国凯罗柯电气公司负责人有一条领导原则:交给下属的工作,绝不再故意察看,只最后验收工作结果。这种高度的信任感,使下属更加努力工作,工作效率提高,下属心情也舒畅。

这叫做“抽身谋大计”。

美国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有十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名列世界第一:发明第一部电话机;发明第一架电传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金;设计第一个通信卫星;发明第一只太阳能电池;第一次应用激光技术;发明第一部高传真电话;发明第一盘有声唱片;发明电视传真电话;发明真空管;研究微型集成电路等。它何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该实验室负责材料物理研究的陈煜耀博士说,靠的是他办公桌前所挂的“无为而治”四字条幅。在这句格言下面有他的英语译文,即“最好的领导者是能帮助人,让人不再需要他”。陈博士进一步解释说:“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既要做到你在领导,又要做到别人并不认为你在干预他。”贝尔实验室的成功,实际上也就是“无为而治”管理思想的成功运用。

道家所主张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思想,同现代管理学家所提倡的“分级管理”理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美国管理学家怀尔德在《管理大师如是说》一书中提出“分级管理”的原则。日本的土光敏夫在《经营管理之道》一书中也主张“分级管理”,他指出:一般说来,首脑提出“目的”,各级主要负责人将它变成“目标”(达到目的的战略),中层管理者将它转为方针(达到目的的方法),一般工作人员将它转为工作步骤。在这里,现代管理学家要求企业家在实践中善于识别、选择人才,一旦选定录用,就要充分予以信任,通过授权和分权,实行分级管理,逐级监督,各司其责。

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

实际上,任何一位高明的企业家的管理幅度都是有极限的,超过这个极限,只能造成管理系统的混乱和低效。只有分级管理,才能使管理者摆脱烦琐事务,集中精力抓全局性的“大事”。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分级管理”理论是对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四、兵家智慧: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博大精深的战争哲理,启迪心灵的斗争智慧《孙子兵法》这部中国古代兵学名著虽然仅有数千字,却以其博大精深的战争哲理、启迪心灵的斗争智慧在中外军事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那么,在21世纪怎样看待这部诞生于2500多年前的兵学著作,它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思想借鉴价值吗?

《孙子兵法》曾被誉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时期的伟大军事家孙武,大约成书于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写的《战争论》早2300年。

《(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

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该书被翻译成英、俄、德、日等29种语言文字,全世界有数千种关于《孙子兵法》的刊印本。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它列为教材。据报道,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

《孙子兵法》也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主流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以“成就人、成就事”为目标的应用科学。时至今日,更是成为商界必备实战手册,不仅可以启迪人作正向思考,更可以开发人权变创新的智慧。

上兵伐谋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开宗明义,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因素是:

“道”——政治,“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包括了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也包括了军事指挥者个人的素质和士兵的素质。

孙武在《谋攻》一篇还提出:“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知彼知己”就是认识战争双方的客观实际,并按照客观规律决定自己的行动。孙武把战争双方的客观实际分为五个方面,在各篇中阐述了各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一是“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这一条表现了对战争的重视和慎重态度。孙武认为战争是关系军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作战》篇指出:进行一场战争,动用轻车千辆,重车千辆,步卒十万,向千里之外运输粮食,加上前后方的费用,每天要开支“千金”巨资。如果进行战争而不能取胜,将使军队疲惫,经济枯竭,给列国诸侯之入侵以可乘之机,那时虽是有智谋的人,也无法善后了。“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火攻》篇又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只有在确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方可以作战。

二是“识众寡之用者胜”。

这一条是说,要掌握敌我双方兵力数量对比,按照数量的对比关系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谋攻》篇具体说到兵力数量对比与相应的战术,“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三是“上下同欲者胜”。

《计》篇中说,“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是战争胜利的条件。这里包括军队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和君主与将帅之间的上下关系。将士一致,君臣一致才能进行战争。如果君臣不和,上下相怨,必然导致战争失败。这里也包括对敌我双方上下关系的了解。

四是“以虞待不虞者胜”。

就是说要考察敌我双方的作战准备情况;要在战争中取胜,不但要有物质准备,尤其要有周密的谋划。“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计》)通过周密准备,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寻找战机,打败敌人,夺取战争的胜利;不存侥幸心理,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不打准备不足的仗。这是孙武军事思想的一个特色。

五是“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孙武很重视将的地位和作用,把“智、信、仁、勇、严”(《计》)五个条件作为选将的标准。要求智可以权机识变,信可以使人不惑于刑赏,仁爱士卒可以使他们勤劳,勇可以断疑取胜,严可以威镇三军。君主按照这样的标准任命了将帅以后,就要放手使用,不可牵制他的行动。战争是复杂多变的,必须依据一步百变的形势当机立断。

如果作战中时时处处等待君命,犹如“白大人而救火”,还没有等到指示下来,房舍早已烧成灰烬了。孙武有句名言:“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兵法》一书渗透着军事辩证法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孙武看到战争是取得政治、经济利益的手段;军事是实现政治、经济目的的工具。所以他认为,如果能够不用兵或不打硬仗而达到政治、经济目的更有好处。他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第二,论述了战争中的一系列矛盾及其相互依存和转化的关系。

孙武提出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速决与持久、兵力分散与集中的矛盾,还提出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正奇、死生、虚实、动静、勇怯、治乱、胜败等对立范畴。认为这些矛盾和对立是互相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例如:“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势》)等等。

第三,重视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战争是敌我双方实力和智慧的较量。敌人实力如何,谋划是否发生过失,事在敌人,因而“事可知,而不可为”(《形》),胜利可以预见,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但发展和正确运用自己的实力,避免自己的被动,去造成敌人的被动和失败,就可以为胜利创造条件。所以又说:“胜可为也。”(《虚实》)如《计》篇明确地说:“兵者,诡道也。”用兵使敌人不知其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讲,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为。

所以,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要打。要向近处,装作要向远处;要向远处,装作要向近处。给敌人以小利,去引诱敌人,迫使敌人混乱,然后打败敌人。如果敌军士气旺盛,体力充沛,团结一致,可以设法使其士气懈怠,精力疲困,上下左右离散,使敌人的强点变成弱点。又如《势》篇用“正”、“奇”表达战争态势的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认为军事指挥者根据战况,从“正”、“奇”两种基本战争态势出发,可以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战术来,“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因敌情变化而灵活地改变自己的作战方式,使敌人无法推测自己的作战意图和行动规律。这些都是主观能动性。

治兵如治水锐者避其锋,如导疏;弱者塞其虚,如筑堰。故当齐救赵时,孙子谓田忌日:“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擞,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

对敌作战,好比治水:敌人势头强大,就要躲过冲击,如用疏导之法分流;对弱小的敌人,就抓住时机消灭它,就像筑堤围堰,不让水流走。所以当齐救赵时,孙膑对田忌说:“想理顺乱丝和结绳,只能用手指慢慢去解开,不能握紧拳头去捶打;排解搏斗纠纷,只能动口劝说,不能动手参加。对敌人,应避实就虚,攻其要害,使敌万受到挫折,受到牵制,围困可以自解。”

因此,这种做法也体现了政治、哲学矛盾分析法中的“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论。

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欲释失中山的旧恨,便派大将庞涓前去攻打。这中山原本是东周时期魏国北邻的小国,被魏国收服,后来赵国乘魏国国丧伺机将中山强占了。魏将庞涓认为中山不过弹丸之地,距离赵国又很近,不若直击赵国都城邯郸,既解旧恨又一举双得。魏王从之,欣欣然似霸业从此开始,即拨五百战车以庞涓为将,直奔赵国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王急难中只好求救于齐国,并许诺解围后以中山相赠。齐威王应允,令田忌为将,并起用从魏国救得的孙膑为军师领兵出发。这孙膑曾与庞涓同学,对用兵之法谙熟精通。魏王曾用重金将他聘得,当时庞涓也正事奉魏国。庞涓自觉能力不及孙膑,恐其贤于己,遂以毒刑将孙膑致残,断孙两足并在他脸上刺字,企图使孙不能行走,又羞于见人。

后来孙膑装疯,幸得齐使者救助,逃到齐国。这是一段关于庞涓与孙膑的旧事。

且说田忌与孙膑率兵进入魏赵交界之地时,田忌想直逼赵国邯郸,孙膑制止说:“解乱丝结绳,不可以握拳去打;排解争斗,不能参与搏击。平息纠纷要抓住要害,乘虚取势,双方因受到制约才能自然分开。现在魏国精兵倾国而出,若我直攻魏国,那庞涓必回师解救,这样一来邯郸之围定会自解。我们再于中途伏击庞涓归路,其军必败。”田忌依计而行。果然,魏军离开邯郸,归路中又陷伏击与齐战于桂陵,魏部卒长途疲惫,溃不成军,庞涓勉强收拾残部,退回犬梁,齐师大胜,赵国之围遂解。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

12年后,魏国在国力恢复之后,再次发动战争,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另一邻国——韩国。韩国难以抵挡强大的魏军,遂派使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议,在魏韩两国几经激战、韩危魏疲之际,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韩。孙膑依然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率兵长驱魏境,兵锋直逼大梁。魏国鉴于桂陵之战的教训,遂撤韩国之围,调10万大军,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副,准备与齐军进行一场战略性决战。孙膑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果断引兵东撤。一路上,他用减灶计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诱敌深入。庞涓果然上当,便丢下步兵,率轻骑精锐,兼程穷追。至马陵时,遭到齐军主力伏击,庞涓智穷力竭,愤愧自杀。齐军遂全歼魏军,俘太子申,取得了马陵之战的重大胜利。

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终于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系与《孙子兵法》区别之故。《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概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十六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

五、发家智慧:发、术、势执法公正,令出如山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礼”针对贵族,“刑”针对普通百姓。在西周奴隶制社会里,各种社会关系主要依靠个人接触和个人关系来维持。天子、诸侯都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尖,与普通百姓没有直接关系,而与百姓打交道的人,则是一些下级诸侯和小贵族。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称为“礼”,而贵族依靠“刑”迫使庶民服从。

到了东周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这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中可以得到印证。各国领导人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国家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强化国家的统治,这就需要中央集权。

面对这样的形势,儒家、道家、墨家等各派都力图解决君王的各种问题,可是都过于理想化,不切合实际。各国君王爱听的不是怎样谋求民众的安居乐业,而是如何解决当前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就这样,一班“方术之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一些人为他们鼓吹的统治方略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构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张。有一种对法家的误解,认为他们主张法学,其实,法家是主张组织领导极权主义的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