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余嘉锡根据对《四库提要辨证》的考证提出了两点疑问。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伦粹编·家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文章时不遗余力，从编定到重刊，历经31年，却没有收录这首比岳飞其他诗词都著名的词。《满江红》这首词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年间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赵宽亦未说明这首词的来龙去脉，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历史学家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宋、元时期的相关记载和题咏中并未发现它的踪影。
此外，在岳飞的朋友和跟岳飞有交往的其他同时代人的作品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首词。直到四百多年后，并且又是到了跟宋朝的情况有些相似的明朝中后期该词才被发现，这是否有可能是明朝人为了鼓舞士气，才假托岳飞之名而伪造的呢？并且这首词的慷慨雄壮的风格，与岳飞其他诗词作品中的委婉曲折有所不同。
另外，词中有一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这与当时的历史情况有出入。贺兰山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而金国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岳飞不可能以在西夏境内的“贺兰山”来比喻攻打金国黄龙府的志愿。岳飞曾与将士们相约“痛饮黄龙府”，所以他进攻的方向应是今天的吉林省农安县。实际上是明代北方鞑靼族常取道贺兰山人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
因此，从“求真”的角度来说，《满江红》可能并非出自岳飞之手。
●《西厢记》究竟为何人所做
元代戏剧《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史上的一株奇葩，作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书生张生与相国女儿崔莺莺恋爱的故事。这为后来以爱情题材为主的文学创作提供直接借鉴，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从它那里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激励青年男女不畏强权，追求美好爱情。但是，谁创作了这部影响千年的戏曲名著，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普遍认为《西厢记》为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所著。元末钟嗣成的《录鬼簿》、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都支持此种观点。也有人认为作者系关汉卿，更有人提议《西厢记》为王实甫和关汉卿合写，只不过存在“王作关续”和“关作王续”的问题。
近年来经过研究者大量翻阅文献资料，又得出新的结论：《西厢记》前四折为王实甫所作，第五折由元朝的民间艺人加工而成。
其理论依据是：一般说来，元杂剧是一本四折，每人负责唱一折，而现存的《西厢记》却有五折，打破原有限制。如果说这是王实甫力求创新的结果，但是前四折和第五折的创作风格、语言运用，甚至主题思想也大不相同。第五折所用的曲调完全打破了前四折用北曲联套的习惯，唱法也发生改变，自由运用声腔。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元曲创作阵地南移杭州受南戏的影响，由元代后期作曲家加工整理。而且，就前四折来说，如果《西厢记》至此结束，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戏剧的结构特点，而且以悲剧结尾，改变当时戏曲作品以大团圆结局的老套戏路，无论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手法，都要高同期作品一等。所以说王实甫创作《西厢记》前四折，第五折由元朝末年民间艺人加工而成。
探究《西厢记》的作者是谁，这对正确分析《西厢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重要意义，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古典戏剧在元代的发展状况。
●刘伯温写《烧饼歌》的目的是什么
刘基，世称刘伯温，是明朝开国宰相。相传中国三大民间预言之一《烧饼歌》的作者就是刘伯温。
明太祖朱元璋建政后，最关心的当然是自己可否永保江山。他知道辅佐自己打下天下的刘伯温是深明数理的道中之人，便向刘伯温询问有关将来的事情。这个问题可难住了刘基。回答不是，不回答也不是。
最后刘基含蓄而隐晦地答道：“我皇万子万孙，何须问哉！”
历史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明朝的江山是传到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皇帝为止的，此后便是满清王朝的天下。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明思宗自缢而死，明王朝宜告灭亡。而这个明思宗便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孙子。很明显，刘基回答朱元璋的问话，是一句双关语，表面上是一句恭维话，说明朝江山将会传至千秋万代，实际上是明确预言：明朝的江山将会传到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为止。这里可以看到刘基的智慧，既不冒犯天子，又回答了天子的问题，准确预言了未来。
太祖说道：“虽然是这样，但自古兴亡原有定数，况且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只有有德的人才能享用。你但说无妨。”刘基说：“泄漏天机，我的罪会很重。请陛下恕臣不死之罪，我才敢冒奏。”太祖随即赐给了刘基免死金牌。
这样刘基才对以后的几百年作了预言，既全面地演绎了此后大明王朝的几乎所有大事件，连同清朝甚至清后的历史进行了推演，直至清末及以后的事，其中包括“土木之变”，“宦官乱政”，“清军入关”，“汉人剃发”，“康乾盛世”，形成了至今仍然在市井中流传的《烧饼歌》。
据称刘伯温面君之时正赶上太祖吃烧饼，所以称之为《烧饼歌》。《烧饼歌》中的隐语歌谣，词句饶有兴趣，朗朗上口，易于记忆。
例如：
此城御驾尽亲征，一院山河永乐平，
先顶人来文墨苑，英雄一半尽还乡。
北方胡虏残生命，御驾亲征得太平，
失算功臣不敢谏，旧灵遮掩主惊魂。
国压瑞云七载长，胡人不敢害贤良，
相送金龙复故旧，灵明日月振边疆。
（燕王得宦官之助，篡夺王位成功，并自立为帝，即明成祖，改年号为“永乐”元年，并迁首都到北京。明成祖在位之时，北方蒙古及夷人亦常兴兵侵犯我中华，明成祖五次亲自领兵作战皆大胜，故当时天下得以太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北方胡人瓦刺大举南侵，明英宗也效仿先帝御驾亲征，但却被掳。英宗之弟随之继位，胡人见要挟不成，于是七年后将英宗送回北京，这就是历史上的土木之变。）
●三寸金莲为何能流行
缠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陋习，即把女子的双脚用布帛缠裹起来，使其变成为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三寸金莲”也一度成为中国古代女子审美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古代妇女缠足始于何时？裹足小脚为什么被称为“金莲”？三寸金莲为什么能够流行起来？却始终是一谜。
关于缠足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说始于隋朝，有说始于唐朝，还有说始于五代。有人甚至称夏、商时期的禹妻、妲己便是小脚。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缠足成为一种习俗，还是在宋代，五代以前中国女子是不缠足的。北宋时期已经有了关于缠足的记载。诗人苏轼曾专门写词咏叹缠足。宋室南迁之时，缠足的风俗也由北方传到南方。南宋时，妇女缠足已比较多见，甚至南宋末年时，“小脚”已成为妇女的通称。但是妇女缠足还并不十分普及，仅限于上层社会。可以说在社会观念上，缠足尚未人人接受。宋代的缠足与后世的三寸金莲也是有区别的，宋代的缠足是把脚裹得“纤直”但不弓弯。
元朝时，蒙古人本来不缠足，但并不反对汉人的缠足习惯，还持赞赏的态度。
明代，妇女缠足之风进入兴盛时期，并在各地迅速发展。这时对裹足的形状也有了一定的要求，女子小脚不但要小，要缩至三寸，而且还要弓，要裹成角黍形状等种种讲究。脚的形状、大小成了评判女子美与丑的重要标准。在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娶妻，都以女子大脚为耻，小脚为荣。“三寸金莲”之说深入人心，甚至还有裹至不到三寸的。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起初极力反对汉人的缠足风俗，但后来并未达到禁止的目的，故而有“男降女不降”之说。由此可见缠足之风的根深蒂固。
那么，妇女缠的小脚为什么被称为“金莲”？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也是倍感兴趣，却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有学者认为，这与佛教文化中的莲花有关。莲花在佛门中被视为清净高洁的象征，在中国吉祥话语和吉祥图案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故而以莲花来美称妇女小脚。为什么要在“莲”前加一个“金”字？学者认为这可能与中国人传统的语言习惯有关。中国人喜欢以“金”修饰贵重或美好事物，如“金口”、“金睛”、“金銮殿”等。在以小脚为贵的缠足时代，在“莲”字旁加一“金”字而成为“金莲”，当也属一种表示珍贵的美称。
俗话有“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如此看来，缠足给妇女带来的痛苦是不可否认的。那么，缠足为什么能够流行起来？
有学者认为，裹足之所以能在宋元明清流行不衰，是由于传统农业到了后期，孕育出大量城市商镇，原先在农村下田劳动的妇女，进入城市商镇以后，家庭经济来源由丈夫经商、人仕等途径解决，妇女在家里专心带养子女和从事家务，尤其是有钱有势的家庭，妇女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妇女丧失了经济独立的生活能力，只能随男子的好恶而好恶。商业社会又滋生专门为男子服务的茶楼酒馆及娱乐消遣的歌伎娼女，小足的女子步行起来婀娜多姿，成为男性畸形欣赏的玩物，一旦形成了风气，是很难立即扭转了。
●朱元璋为何要把孟子清理出孔庙
明太祖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在翻看《孟子》时，突然大发雷霆。紧接着，他命令人将孟子逐出孔庙，不得配享。并狠狠地说上一句：“（诸大臣）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接到这个圣旨，满朝文武皆惊恐不知所措。
朱元璋对《论语》爱不释手，十分敬佩孔子。而孟子是发挥孔子仁义思想的“亚圣”，为什么他如此讨厌孟子呢？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1.朱元璋的个人经历致使他对文人十分反感
朱元璋出身贫寒，放过羊，做过和尚，当小军官，成大将领，一步一步，终于一朝国家在手，走向权力的巅峰。他深知自己是武夫，没有学识，若要统一文人的思想，巩固统治地位，就需从文化下手。但他天生对文人、文化有一种抵触情绪，从骨子里看不起儒生。如他命令“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习案座，皆以独木为之”，人问其故，朱元璋回答说：“秀才顽，使之坚厚，毋败吾案。”从中可以看出，文人在朱元璋眼中没地位可言。
2.孟子的“民本”思想使朱元璋感到如芒刺在背
众所周知，孟子有句名言“名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人民的地位、国家的利益高过君王。君王作为国家的统治者理应为人民服务，为江山社稷着想。
与孔子提倡的“仁”相比，孟子所说的“仁”，主要是对“民”来说的。孟子阐述，如果天子想得到天下，保有四海，就必须施行仁政，爱护人民。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正所谓“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在《孟子·离娄下》中阐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就是说，在孟子心中，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而是认为谁能保护人民，谁就一定能称王。如果谁残害百姓，谁就是孤家寡人，这种人不配得到天下，即使得到天下，也应该被打倒。推翻这样的天子，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正如周武王“诛一夫纣”推翻殷纣王的统治一样，是为民除害。可见，孟子不主张天下百姓效忠于一人。
孟子的“民本”思想完全从平民的角度告诉国君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大大触怒了本是一个流氓无赖坐了江山的朱元璋，加上他的文化劣势对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先天嫉恨，自然要把孟子的牌位撤出文庙了，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但是孟子毕竟是“亚圣”，是儒生们心中的圣人，岂容他人玷污，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于是他们使了一个心眼，第二天就对朱元璋说，他们夜观天象，发现文星暗淡、天象有异。皇帝都是迷信天命的，得罪了上天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朱元璋于是马上想到大概是因为孟子的缘故，无可奈何之下恢复了他的牌位，但是他还是搞起了另一手：删书。把孟子的书删掉了三分之一左右，可视为“思想的腰斩”，其手段不可谓不狠。
●《永乐大典》流失何方
《永乐大典》自编成后，就被收藏在南京的文渊阁。至今，六百多年过去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永乐大典》也不过只有800余卷，400册左右。这个数字还不到原书的4%，那其余的96%是怎么遗失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