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段由第一段引接而来，回答文章开头的诘问，以三槐堂的由来和渊源变化为论据，证明“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的中心论点。苏轼认为，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一定会有厚德载道之人臣出现。这是泛说前人“厚施”与后人“得报”，然后具体说明“三槐堂”的由来。认为是由于王巩的先祖王祜“厚施”，侍奉了太祖、太宗两代皇帝。他文武忠孝，德行操守高尚，所以担当宰相之职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接下来，文章宕开一笔，先批评了世人在报应问题上的浮浅、短见。图报应恨不得如同做买卖一样，立时交换，唯恐白白做了善事福报落空。而王巩的先祖，却只是注重修炼自己的德行，将回报的事情交付于天道，而且交付于未来。所以他的善报是必然的结果。这是通过进一步论述“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和“仁者必有后”，来歌颂王氏的高尚德行，并寄托了更加光明昌盛的未来。进一步深入论述王氏宗族方兴末艾之势，同时进一步批判世俗对因果报应的偏见。
文章的最后，是正式的铭文。用四言韵语赞颂了王氏三槐的茂盛，王氏几代人德行的高尚，进一步说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积德，子孙获报”的规律。启发人们扬弃浅识短见，不要侥幸能不劳而获，启发人们不要急功近利，而要厚积善德，方能够获得庇佑。这种“前人积善，后人得福”的说法未必准确，但绝不是迷信，对于促进社会避恶扬善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后人评论
钱丰寰评本文：“先以疑词说起，后以正意决之，方见文势曲折之妙。”（《苏文忠公文选》卷六）
书黄子思诗集后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①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②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③，天下翕然④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苏、李⑤之天成⑥，曹、刘⑦之自得，陶、谢⑧之超然⑨，盖亦至矣⑩。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11}之姿，凌跨百代{12}，古今诗人尽废{13}。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14}。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15}，而才不逮意{16}，独韦应物{17}、柳宗元发纤秾{18}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19}所及也。唐末司空图{20}，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21}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22}，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才，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注】
①钟、王：指钟繇和王羲之。②颜、柳：指颜真卿和柳公权。③极书之变：极尽书法的变化。④翕（xī西）然：形容言论、行为一致。⑤苏、李：苏，指苏武。李，指李陵。⑥天成：谓其诗作自然而不雕饰。⑦曹、刘：指曹植和刘桢。⑧陶、谢：指陶渊明和谢灵运。⑨超然：指意境与语句自然、超脱。⑩盖亦至矣：都是极具代表性的。{11}英玮绝世：卓然出众，举世无与匹配。{12}凌跨百代：超越百世。{13}尽废：意谓相比之下不值一提。{14}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指潇洒高洁的风度与超然出世的韵致，也渐渐地衰落了。{15}间有远韵：间或也有意旨深远的诗篇。{16}才不逮意：才力不能把意蕴完全地表达出来。{17}韦应物：唐代京兆万年（今山西西安）人。曾任江州、苏州刺史，故称“韦江州”“韦苏州”。{18}发纤秾于简古：以质朴古雅的语言抒发细微浓郁的感情。纤，细微。秾，原指草木繁茂状，此指浓郁。{19}馀子：其余的人。{20}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人，唐末诗人、诗论家。{21}承平：太平年代。{22}反复数（shuò朔）四：反复多次。
黄孝先，字子思，福建浦成人，以善治狱迁大理丞，历太常博士，卒于石州通判。本文是苏轼为《黄子思诗集》写的一篇序跋文，大致写于宋神宗熙宁四年至元丰七年（1071—1084）。是古代文论中的名篇，备受历代学者瞩目。
跋，是指附在书后或诗文后的带有说明性或议论性的文字。按理，这样的文字应该是对作品进行评价，或是对作者的创作作一个概述，一般来说应洋溢着赞誉之情。可苏轼却并未遵循常规，而是把这篇文章当做阐述自己诗歌理论主张的平台。
本文以书法为喻，把魏晋与唐代的书法作比较，苏轼于两者间更推崇魏晋时期钟繇、王羲之的书法。因为他们的书法“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而颜真卿、柳公权虽“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为古今集大成者，但已经开始偏离钟、王那种“妙在笔画之外”的风韵。评论诗歌时，指出于平淡朴素之中寓深远意境方为好诗。对苏、李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简古”“淡泊”，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苏轼继承了庄学中“虚静”与“物化”的理论，并将其运用到艺术创作理论中。创作中的“虚静”和“物化”要求艺术家把整个身心都要融入到创作中去。例如，琴师弹琴应心与琴化，画家画竹要身与竹化。其中，从诸多的例证中也不难发现，苏轼的这种审美情趣反映了宋代诗坛所追求的“平淡”之美的一个整体倾向。
在这里，苏轼用了一个“远韵”的概念，主张创作艺术形象要“随物赋形”，并做到生动传神。并举韦应物、柳宗元的诗与司空图的诗论为例加以阐述。其中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主张，那就是“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这是他赞赏韦应物、柳宗元诗风的话语，也表达了他的审美趣味。在他看来，以质朴古雅的语言抒发细微浓郁的感情，在朴实自然的风格之中寄托深远的韵味，也就是在外在的平淡中包含丰富的意味和理趣，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似乎更加提倡和推崇。
苏轼的理论主张其实正符合了司空图论诗所说的“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的意思，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远韵”。意在说明，诗歌应该言有尽而意无穷，不能没有形式，但又不能拘泥于形式。
一直到结尾处，苏轼才提到诗集的作者黄子思，但也未用大量篇幅评述其诗文，而是简单几句话概括自己的观点。他以“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高度赞赏了黄的诗文，同时也重申自己的作文主张，即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方可姿态横生，其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
后人评论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十七：“公之诗不入诗家品题，而其论诗处，兴味自远。”
方山子传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①。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②，闾里③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④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⑤。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象乎⑥？”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⑦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⑧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⑨，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⑩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11}，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12}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时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13}，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倘见之欤{14}？
【注】
①光、黄：光州（今河南潢川）、黄州（今湖北黄冈）。②朱家、郭解：西汉时著名游侠。③闾里：乡里。④折节：改变从前的志节、行为。⑤岐亭：镇名，在今湖北麻城。⑥方山冠：汉代祭祀时乐师所戴。⑦陈慥：其父陈希谅，曾任凤翔知府，苏轼任凤翔府签判，与其父子友善。⑧矍（jué决）然：惊惶、急视的样子。⑨环堵萧然：形容居室的狭小和简陋。萧然，空寂的样子。⑩使酒：饮酒成性。{11}岐山：指凤翔府。{12}鹊起：喜鹊突然出现在前面。{13}世有勋阀：指其先世是有功勋的显赫官宦。勋阀，功绩，爵位。{14}倘：或许。
《方山子传》系作者被贬黄州时写的一篇托文言志的名篇。传，是古代一种文体。是以记人物事迹为主的一种文章，多介绍人物的姓氏、籍贯、生卒年月、世系、生平行事等。方山子弃荣利功名而自甘淡泊贫贱的行动，对大难不死的苏轼有不少的触动，他便结合自己当时被贬黄州的处境，于文字之外，又寓有自己之情，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写方山子未尝不是自悲不遇，本文可以说是作者在黄州心态的一种形象的折射。
第一段主要介绍方山子其人的人生经历，可以概括为少而侠、壮而儒、晚而隐。文章先对方山子作概括的介绍，开头点出他目前的身份是“光、黄间隐人”，为下文叙写二人在黄州重遇伏脉。然后概述其自少时至晚岁的大致经历：“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当指其钦慕朱家、郭解仗义疏财、排难解纷的品格，因而乡里之侠“皆宗之”。
但是这么一个意气风发的方山子，为何最终“晚乃遁于光、黄间”，以至行为奇异、装扮奇特，连当地人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和姓名，只看他所戴的帽子像古代方山冠的式样而给他取了一个“方山子”的外号。是什么原因让他走上了归隐之路呢？“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原来是一直有志于用世，却不得赏识任用，仕进无门，所以退隐以明志。
第二段先叙与方山子在黄州猝然相遇的情景。由于事前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就在黄州，故岐亭适然相遇使双方都感到惊异。苏轼的惊异是少慕游侠、壮怀经世之志的“故人”何以以这副装扮、这种形象出现在眼前；方山子大概也有同样的疑问，何以苏轼也竟沦落至此。
苏轼答以贬黄之故的遭遇以后，方山子听后竟然表现出“俯而不答，仰而笑”的情态。这七个字中颇含深意，是对人物细节的一次很生动的刻画。俯仰之间是一种人生况味，是一种人生姿态！不答是因为不遇的人生悲苦痛楚本不可答，然亦不必答，同是天涯沦落人；继而仰天一笑，那是方山子对待生命态度，笑对人生，放下沧桑，不以物伤性，自得人生。然后写夜宿其家所见：“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生活如此清苦，精神意气却如此昂扬自得，妻子奴婢尚且如此，主人更不必说。侧面着笔，虚处传神。
接着，作者却突然撇开眼前相遇的情景，转笔追叙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的侠少风貌和19年前在凤翔所见到的壮岁方山子的形象。“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时豪士。”这一节人物形象的特写，将方山子壮岁时的文韬武略、意气抱负描绘得异常生动。
第四自然段交代方山子的家世背景，是为了突出其“异”于常人之处，甘心放弃显赫的家世而庵居蔬食必有其自得之处。作者在此极度赞颂方山子独特的品德与修养，及超脱世俗的高尚美德，直接赞语仅有最后的“此岂无得而然哉”。前后联系来看，方山子虽走过了一条由少慕游侠，壮欲经世，晚隐光、黄的生活道路，但他身上又自始至终体现出侠的豪纵不羁之气。岐下与苏轼相遇，正值其壮岁“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的时期，但他身上却没有一般士人的那种儒雅温文之气，而是英气勃勃，驰骋骑射，“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大有豪侠风采。直至晚隐光、黄，岐亭相遇，“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他身上固有的这种豪侠之气，正与其奇才异行相互表里。
这篇人物传记完全摒弃了平铺直叙其家世、经历的线型叙述方式，没有按时间顺序先写其家世、产业，再写岐下相遇。而是采用了曲折起伏、纵横跌宕、夹叙夹议的方式，完全颠倒这一时间顺序，先写岐亭相遇，由相遇时“耸然异之”的印象折回到19年前的岐下相遇，以突出其壮岁的文才武略、英雄豪气，然后又转回目前，以“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作照应，波澜迭起，跌宕曲折，淋漓尽致。篇末又故作荡漾不尽之笔，越显出烟波浩渺，含义深远。
后人评论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十三：“余特爱其烟波生色处，往往令人涕洟，故录入之。”
亡妻王氏墓志铭
治平①二年五月丁亥，赵郡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六月甲午，殡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③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④。轼铭其墓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