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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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苏轼(10)

第二步赞颂范公功德,列举古之君子相比附。先总说伊尹、太公、管仲、乐毅四位先贤,因为他们可作为一类人,都是“王霸之略”“定于畎亩”“非仕而后学”的人。后分述韩信和诸葛亮二位先贤,加以类比。这样有总写,也有分述,使章法富于变化,叙事更显活脱。援引的六位古人的事例,都与范公的事功相比照,凸显了范公生平所建的卓越事功。

第三步,先言早在“天圣中”,范公便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以应范公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后据范公的“万言书”发意,谈个人阅读以后的感受:“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这种感受是切身的、深刻的,是本文中具有实质性内容的精华所在,是范仲淹文章的重点。

综上所述,本文布局章法堪称精妙,叙事写人流畅自然,饱含作者苏轼对范仲淹的怀念和景仰之情。

后人评论

张伯行:“上半篇叙景慕之情,中言公规模先定,末乃言其文集底蕴,要分段落看。”(《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

日喻

生而眇者①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②,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③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④曰:“善战者致⑤人,不致于人。”子夏⑥曰:“百工居肆⑦,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南方多没人⑧,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世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⑨,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注】

①眇(miǎo秒):本指瞎一只眼,此指全瞎。②揣籥(yuè月):揣,摸索。籥,一种乐器。③相:察看。④孙武:春秋时齐国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⑤致:招致,调动。⑥子夏:孔子弟子,名卜商。⑦肆:手工作坊。⑧没人:能潜泳者。⑨吴君彦律:即吴琯,字彦律。

《日喻》的“喻”是比喻的意思,借用形象生动的事物进行比喻说理,是议论中常见的一种论证方法。本文以一个盲人识日的生动事例来作比喻,说明要亲自观察,不要以耳代目,才能获得完整的知识。没有直接观察,道听途说,对事物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但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仅仅是一则作为论据的“寓言”。但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从比喻导入正题,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即抽象的“道”比有形的日更难捉摸。告诫人们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然后,进一步阐明盲人识日的道理:因辗转“相之”,谬之千里,结果闹出笑话。非常形象地说明自己缺乏实践经验,无切身感受,只从别人那里转述第二手材料,就不可避免地得出盲目的结论。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那么“致”与“求”有什么区别呢?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习到一定程度,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这样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世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

这篇文章语言十分流畅亲切,没有板起面孔说教的味道。但是在轻松、风趣的后面又俨然存在着郑重严肃。当然,最精彩的还是那几个丰富多彩而又恰当准确的比喻。全篇文章一共用了四个比喻,一头一尾,盲人不认识太阳和北方人学潜水是两个明显的、由作者直接创造的比喻,形象性很强,一眼就看得出。中间两个,则是借用古人现成的、比较隐晦的、间接的比喻。一个是引用孙武的话,用作战来说明人应该掌握主动;另一个是借用子夏的“百工居肆”的比喻来说明“道”与“学”的关系。这两个好像是引经据典,其实是利用古人现成的材料为自己服务。这就看出作者的笔触灵活,功力深厚。

后人评论

《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稼说①送张琥②

盍尝③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馀。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④,而地力得全⑤。其食足而有馀,则种之常不后时⑥,而敛之⑦常及其熟⑧。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⑨而多实,久藏而不腐。

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⑩,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耰铚艾{11},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

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12}焉如婴儿之望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馀,而发于持满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

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已妄{13}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14},吾告子止于此矣。

子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曰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语之。

【注】

①说:古代一种文体,有的如论文,有的如杂文。②张琥:字子严,常德人,苏轼好友。③盍(hé合)尝:何曾。④更休:轮流更作,使土地得以休整。⑤地力得全:土地的生产能力得以保护。⑥不后时:不误时令。⑦敛之:收庄稼。⑧及其熟:等到粮食成熟。⑨秕(bǐ比):即子实不饱满。⑩百亩之田:指苏轼贬黄州生计无着,由友人帮助申请了一块荒芜的旧营田,他躬耕其中,除草开荒,春种秋收。{11}锄耰(yōu优)铚(zhì至)艾(yì义):指平整土地、下种、锄草、收割等。耰,古代农具,形如榔头,用来平整土地。铚,古代一种短小的镰刀,用以收割。艾,通“刈”,收获。{12}闵闵:小心的样子。{13}妄:虚妄,不实。{14}博观而约取:广泛阅览而谨慎采纳。厚积而薄发:多积累而少显露。

本文是苏轼送和他一起考取进士的友人张琥的一篇赠别小品文,是作者贬谪在黄州时候所作。题目虽然为《稼说》,但庄稼之事,只是作者导入评论的道具而已。文章中心是谈论治学之道,主旨是提倡“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种科学的治学之道。

“盍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开篇一句反问,引出了两段关于种庄稼的议论。起篇后,作者从两方面阐述“富人之稼”,这便是“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馀”。然后又从这两方面分别引申开去,说明这两种情况产生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从这段看,文字平淡无奇,道理也颇浅显,使人似乎不清楚作者为文的底蕴所在。

第二段,作者又写了自己十口之家种田的情况,“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这样种庄稼当然不会有好收成。此段与上段的情况形成对比,意思深入了一层,但令人仍不明了其本意何在,难道作者仅仅是要说种庄稼这个尽人皆知的道理吗?当然不是。

第三段,作者笔锋一转,写道:“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原来作者前两段都是在设喻,以物喻人。此段则由物及人,说明人的才智在于积累,通过古人治学的情况,说明“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馀,而发于持满之末”。这是全篇主旨之所在,也是作者苦心设喻之后而所要点明的道理。

第四段则由古人说到自己,“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已妄推之矣”。这当然是不利于学业长进的,故应“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进一步阐发了上段提出来的论点:才智在于积累。“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两句如奇峰突起,振聋发聩,使文章达到高潮。其中,“厚积而薄发”一语源自《战国策·秦策》中的“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自此以后成为千古名句,至今仍作为成语而经常被人们引用。

最后一段,作者告诉张琥:你回去路过汴梁的时候,问问有没有个名苏辙字子由的人,他是我的弟弟,请把这个道理也告诉他。这种结尾亲切自然而又别具一格,看似轻松平淡的闲笔,如作家常之语,其实在表明自己所说的道理是发于内心的肺腑之言,更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闲笔不闲,寓意可谓深远。

本文全篇结构严谨,讲究谋篇布局。仔细品读不难发现,第二段与第一段反向递进,第四段与第三段反向递进,而第三段与第一段呼应契合,第四段又与第二段承接相扣。每段中又运用排比句分层推进,形成连环扣式的结构,层次多而不乱,条分缕析,脉络分明。分析本文,我们甚至能据其内容画出一张线条清晰的结构图来,可以说是清晰隽永,娓娓道来。

后人评论

谢枋得云:“首截托物发端,以稼喻人才。稼之美者,暗指有养之人;而稼之不美者,暗指无养之人。看后截议论自见。”(《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卷六)

三槐堂铭并叙

天①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②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③之寿,孔、颜之厄④,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⑤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⑥,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⑦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⑧,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⑨,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⑩,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11}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12},其孙德裕{13},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14},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荫{15};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16}。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17}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注】

①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最高权威,为万物主宰。这里指天的意志。②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③盗跖(zhí值):跖,据传为春秋末期人,曾率众数千人攻城掠地,横行一时。旧时被诬为“盗”。④孔、颜之厄:春秋末期,孔子与其徒颜回等人在游说各国诸侯的途中曾被困于陈、蔡之间。⑤贯:贯穿,经历。⑥晋国王公:指王祜。⑦三公:宋代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此处为朝廷重臣的泛称。⑧魏国文正公:王旦,王祜的次子。⑨左契:古代的契约分为左右两联,债权人持左联,债务人持右联,索债时需两联当面验对。⑩懿敏公:王素,王旦之子,累官至工部尚书。为人刚正不阿,不避权贵。{11}李栖筠:字贞一,赵郡人。唐时举进士高第,累进工部侍郎。{12}吉甫:李吉甫,字弘宪,唐宪宗时两度为相。{13}德裕:李德裕,吉甫之子。遭人打击,贬官潮州、崖州,卒于贬所。{14}巩:王巩,王素之子,号清虚先生,擅作长诗,是苏轼的诗友。{15}荫:引申为保护、庇护。{16}砥平:像磨刀石一样平坦。{17}皇:通“遑”,闲暇。

北宋初年,兵部尚书王祜写文章、做官都很出众。他相信王家后代必出公相,于是在院内种下三棵槐树,作为标志。后来,王祜的儿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当时人称“三槐王氏”。苏轼同王旦之孙王巩是朋友,时在湖州任上,便应其请求,为王巩家中的“三槐堂”题写了这篇《三槐堂铭》。

本篇由叙和铭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叙,是记叙性的文体,主要是讲述写作本篇铭的由来;后一部分铭是正文,由四言韵体写成。苏轼这篇《三槐堂铭并叙》,对王祜、王旦、王懿、王巩等王氏家族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其中对王旦的评价更是充满赞誉。

本文开篇就突兀不凡,不铺叙主人公的功德懿行,以一句“天可必乎?”开启文章,提出自己的困惑:天意到底如何,“必”与“不必”的命运到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接着,苏轼对天道之说提出诘难,反对了因果报应的说法。并引入古人申包胥的观点来说明白己对这个疑问的看法:天道和人道是相互作用的。人们之所以会有“必”与“不必”的疑问,是因为世俗之人在说天道的时候,往往不能等到其最后的时刻就谋求其结果,所以当没有看到自己所希望的结局时,就以为天道茫茫,不能扬善罚恶。苏轼认为,这都是因为“天之未定者也”如此,为善的人就懒得再做善事,为恶的人却更加肆无忌惮地干坏事。自然就出现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这种反常的怪异现象。并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核定验证这个道理,提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的道理,以此作为全文的中心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