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赞颂范公功德，列举古之君子相比附。先总说伊尹、太公、管仲、乐毅四位先贤，因为他们可作为一类人，都是“王霸之略”“定于畎亩”“非仕而后学”的人。后分述韩信和诸葛亮二位先贤，加以类比。这样有总写，也有分述，使章法富于变化，叙事更显活脱。援引的六位古人的事例，都与范公的事功相比照，凸显了范公生平所建的卓越事功。
第三步，先言早在“天圣中”，范公便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以应范公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后据范公的“万言书”发意，谈个人阅读以后的感受：“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这种感受是切身的、深刻的，是本文中具有实质性内容的精华所在，是范仲淹文章的重点。
综上所述，本文布局章法堪称精妙，叙事写人流畅自然，饱含作者苏轼对范仲淹的怀念和景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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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行：“上半篇叙景慕之情，中言公规模先定，末乃言其文集底蕴，要分段落看。”（《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
日喻
生而眇者①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②，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③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④曰：“善战者致⑤人，不致于人。”子夏⑥曰：“百工居肆⑦，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南方多没人⑧，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世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⑨，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注】
①眇（miǎo秒）：本指瞎一只眼，此指全瞎。②揣籥（yuè月）：揣，摸索。籥，一种乐器。③相：察看。④孙武：春秋时齐国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⑤致：招致，调动。⑥子夏：孔子弟子，名卜商。⑦肆：手工作坊。⑧没人：能潜泳者。⑨吴君彦律：即吴琯，字彦律。
《日喻》的“喻”是比喻的意思，借用形象生动的事物进行比喻说理，是议论中常见的一种论证方法。本文以一个盲人识日的生动事例来作比喻，说明要亲自观察，不要以耳代目，才能获得完整的知识。没有直接观察，道听途说，对事物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但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仅仅是一则作为论据的“寓言”。但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从比喻导入正题，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即抽象的“道”比有形的日更难捉摸。告诫人们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然后，进一步阐明盲人识日的道理：因辗转“相之”，谬之千里，结果闹出笑话。非常形象地说明自己缺乏实践经验，无切身感受，只从别人那里转述第二手材料，就不可避免地得出盲目的结论。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那么“致”与“求”有什么区别呢？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习到一定程度，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这样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世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
这篇文章语言十分流畅亲切，没有板起面孔说教的味道。但是在轻松、风趣的后面又俨然存在着郑重严肃。当然，最精彩的还是那几个丰富多彩而又恰当准确的比喻。全篇文章一共用了四个比喻，一头一尾，盲人不认识太阳和北方人学潜水是两个明显的、由作者直接创造的比喻，形象性很强，一眼就看得出。中间两个，则是借用古人现成的、比较隐晦的、间接的比喻。一个是引用孙武的话，用作战来说明人应该掌握主动；另一个是借用子夏的“百工居肆”的比喻来说明“道”与“学”的关系。这两个好像是引经据典，其实是利用古人现成的材料为自己服务。这就看出作者的笔触灵活，功力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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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稼说①送张琥②
盍尝③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馀。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④，而地力得全⑤。其食足而有馀，则种之常不后时⑥，而敛之⑦常及其熟⑧。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⑨而多实，久藏而不腐。
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⑩，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耰铚艾{11}，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
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12}焉如婴儿之望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馀，而发于持满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
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已妄{13}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14}，吾告子止于此矣。
子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曰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语之。
【注】
①说：古代一种文体，有的如论文，有的如杂文。②张琥：字子严，常德人，苏轼好友。③盍（hé合）尝：何曾。④更休：轮流更作，使土地得以休整。⑤地力得全：土地的生产能力得以保护。⑥不后时：不误时令。⑦敛之：收庄稼。⑧及其熟：等到粮食成熟。⑨秕（bǐ比）：即子实不饱满。⑩百亩之田：指苏轼贬黄州生计无着，由友人帮助申请了一块荒芜的旧营田，他躬耕其中，除草开荒，春种秋收。{11}锄耰（yōu优）铚（zhì至）艾（yì义）：指平整土地、下种、锄草、收割等。耰，古代农具，形如榔头，用来平整土地。铚，古代一种短小的镰刀，用以收割。艾，通“刈”，收获。{12}闵闵：小心的样子。{13}妄：虚妄，不实。{14}博观而约取：广泛阅览而谨慎采纳。厚积而薄发：多积累而少显露。
本文是苏轼送和他一起考取进士的友人张琥的一篇赠别小品文，是作者贬谪在黄州时候所作。题目虽然为《稼说》，但庄稼之事，只是作者导入评论的道具而已。文章中心是谈论治学之道，主旨是提倡“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种科学的治学之道。
“盍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开篇一句反问，引出了两段关于种庄稼的议论。起篇后，作者从两方面阐述“富人之稼”，这便是“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馀”。然后又从这两方面分别引申开去，说明这两种情况产生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从这段看，文字平淡无奇，道理也颇浅显，使人似乎不清楚作者为文的底蕴所在。
第二段，作者又写了自己十口之家种田的情况，“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这样种庄稼当然不会有好收成。此段与上段的情况形成对比，意思深入了一层，但令人仍不明了其本意何在，难道作者仅仅是要说种庄稼这个尽人皆知的道理吗？当然不是。
第三段，作者笔锋一转，写道：“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原来作者前两段都是在设喻，以物喻人。此段则由物及人，说明人的才智在于积累，通过古人治学的情况，说明“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馀，而发于持满之末”。这是全篇主旨之所在，也是作者苦心设喻之后而所要点明的道理。
第四段则由古人说到自己，“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已妄推之矣”。这当然是不利于学业长进的，故应“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进一步阐发了上段提出来的论点：才智在于积累。“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两句如奇峰突起，振聋发聩，使文章达到高潮。其中，“厚积而薄发”一语源自《战国策·秦策》中的“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自此以后成为千古名句，至今仍作为成语而经常被人们引用。
最后一段，作者告诉张琥：你回去路过汴梁的时候，问问有没有个名苏辙字子由的人，他是我的弟弟，请把这个道理也告诉他。这种结尾亲切自然而又别具一格，看似轻松平淡的闲笔，如作家常之语，其实在表明自己所说的道理是发于内心的肺腑之言，更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闲笔不闲，寓意可谓深远。
本文全篇结构严谨，讲究谋篇布局。仔细品读不难发现，第二段与第一段反向递进，第四段与第三段反向递进，而第三段与第一段呼应契合，第四段又与第二段承接相扣。每段中又运用排比句分层推进，形成连环扣式的结构，层次多而不乱，条分缕析，脉络分明。分析本文，我们甚至能据其内容画出一张线条清晰的结构图来，可以说是清晰隽永，娓娓道来。
后人评论
谢枋得云：“首截托物发端，以稼喻人才。稼之美者，暗指有养之人；而稼之不美者，暗指无养之人。看后截议论自见。”（《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卷六）
三槐堂铭并叙
天①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②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③之寿，孔、颜之厄④，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⑤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⑥，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⑦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⑧，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⑨，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⑩，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11}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12}，其孙德裕{13}，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14}，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荫{15}；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16}。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17}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注】
①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最高权威，为万物主宰。这里指天的意志。②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③盗跖（zhí值）：跖，据传为春秋末期人，曾率众数千人攻城掠地，横行一时。旧时被诬为“盗”。④孔、颜之厄：春秋末期，孔子与其徒颜回等人在游说各国诸侯的途中曾被困于陈、蔡之间。⑤贯：贯穿，经历。⑥晋国王公：指王祜。⑦三公：宋代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此处为朝廷重臣的泛称。⑧魏国文正公：王旦，王祜的次子。⑨左契：古代的契约分为左右两联，债权人持左联，债务人持右联，索债时需两联当面验对。⑩懿敏公：王素，王旦之子，累官至工部尚书。为人刚正不阿，不避权贵。{11}李栖筠：字贞一，赵郡人。唐时举进士高第，累进工部侍郎。{12}吉甫：李吉甫，字弘宪，唐宪宗时两度为相。{13}德裕：李德裕，吉甫之子。遭人打击，贬官潮州、崖州，卒于贬所。{14}巩：王巩，王素之子，号清虚先生，擅作长诗，是苏轼的诗友。{15}荫：引申为保护、庇护。{16}砥平：像磨刀石一样平坦。{17}皇：通“遑”，闲暇。
北宋初年，兵部尚书王祜写文章、做官都很出众。他相信王家后代必出公相，于是在院内种下三棵槐树，作为标志。后来，王祜的儿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当时人称“三槐王氏”。苏轼同王旦之孙王巩是朋友，时在湖州任上，便应其请求，为王巩家中的“三槐堂”题写了这篇《三槐堂铭》。
本篇由叙和铭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叙，是记叙性的文体，主要是讲述写作本篇铭的由来；后一部分铭是正文，由四言韵体写成。苏轼这篇《三槐堂铭并叙》，对王祜、王旦、王懿、王巩等王氏家族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其中对王旦的评价更是充满赞誉。
本文开篇就突兀不凡，不铺叙主人公的功德懿行，以一句“天可必乎？”开启文章，提出自己的困惑：天意到底如何，“必”与“不必”的命运到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接着，苏轼对天道之说提出诘难，反对了因果报应的说法。并引入古人申包胥的观点来说明白己对这个疑问的看法：天道和人道是相互作用的。人们之所以会有“必”与“不必”的疑问，是因为世俗之人在说天道的时候，往往不能等到其最后的时刻就谋求其结果，所以当没有看到自己所希望的结局时，就以为天道茫茫，不能扬善罚恶。苏轼认为，这都是因为“天之未定者也”如此，为善的人就懒得再做善事，为恶的人却更加肆无忌惮地干坏事。自然就出现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这种反常的怪异现象。并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核定验证这个道理，提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的道理，以此作为全文的中心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