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们票选中国历史上惩治贪官最厉害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肯定是高居榜首。作为草根皇帝，朱元璋深知贪官赃吏欺压贫民会激起民变这一千古不易的道理，因为他自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正因为自己有着切身的经历，所以朱元璋在处罚贪官的手法上才极其酷烈。
在朱元璋看来，别的罪过都可以商量，一旦官员涉及贪污，一个也不放过。
在他制定的惩贪律法中，规定凡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均枭首示众，而且还要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填上干草，摆到官府公堂对面，用来警告继任者。后来，见此举仍不能制止贪污，又规定：“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只要是贪污，即使只有一两银子，照杀不误！除了杀头之外，朱元璋还制造出抽肠、刷洗、锡蛇游等骇人听闻的酷刑来惩罚贪污犯。
洪武皇帝的治下如同地狱再现，几乎帝国每个地方的县衙里都摆着一个皮人，举国杀掉的官员十数百万。上自朱元璋的义子干儿、皇亲国戚，下至无品级的胥吏，只要稍涉贪污，一个也不放过。
明朝初期权力结构奉行的是一文一武、一德一威，双管齐下的治理办法。朱元璋采用如此酷烈的手法来惩治帝国出现的贪官，使得他的那些官吏们个个胆战心惊，所以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帝国的政治生态还算清明。我们先来看一看，以武治贪方面的表现。
明朝进士出身的官员陆容写的《菽园杂记》中，借着太仓老和尚智暕之口一语中的：“洪武年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
“善终者十二三耳”，十个人能够存活下来的只有两三个人。由此可见，那时候在朝廷做官是一项高风险的职业。当个官当得连命都保不住，其他身外之物也就成了浮云。
其实官员的堕落过程就是皇帝与官僚集团的一个博弈过程，无论皇帝也好，官僚也罢，他们都是依靠从民间榨取油水来维持自己的寄生生活。对于皇帝来说，江山社稷为重，惩治贪官并非权力的主流。他们最多只是在建朝初期激情燃烧一番，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诸多社会矛盾的纠结不朽，锋利的“刚性制度”会逐渐转化为“道德感化”的软措施。
大明隆庆三年（1569年），南京街头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气氛，豪门权贵忙着把自家红色的宅门涂抹成黑色，平时在街上飞扬跋扈的地痞流氓也都不见了踪影，就连一向趾高气扬的江南监织造的官宦们也都低着头赶路匆忙，更有一些平常臭名昭著的官吏更是主动请求免职。
究竟是谁能够拥有如此大的威慑力，让平日里繁华异常的南京城突然变得如此异常？老百姓心中狐疑，私底下纷纷猜测：是当今天子驾临，还是周边县城的土匪来袭？当谜底揭晓，他们无不额手称庆，原来是当朝著名廉吏海瑞大人要来巡视。
这时候海瑞的名声早已传遍全国，他初入官场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取消了自己辖区内官吏们捞取油水的“常例”；随后又在担任户部主事期间拿出誓死的决心（买上棺材）与嘉靖皇帝直接叫板。这些几近疯狂的举动让海瑞早已成为官场同僚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如今最让南京城的豪门权贵们忌惮的还是海瑞的清廉，那种像是天生与富人贪官有仇的态度让他们忐忑不安。海瑞初入官场担任浙江淳安县令，上任不到十天就革除所有常例。常例是帝国官场上不成文的规例，明朝官员俸禄本来就低，这是官员为获得制度外的收入而形成的“灰色地带”。虽然没有红头文件，但人人都心知肚明，人人都墨守这一陈规。海瑞一上来就在“常例”上动起了刀子，直接将地方官吏获取黑灰色收入的管道截断，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费”一刀切，不光是自己应得的那部分，还包括县丞、主簿、典吏、教谕、师爷、衙役、门子。也就是说，全县大小官吏的全部额外收入全都被取消。海瑞这种做法无异于给帝国官场来了一场强地震，权力系统内部从上到下都将目光聚焦到了海瑞一个人身上。
海瑞不光劳别人的筋骨，苦别人的心志，更重要的是他先苦自己。他靠着月薪五两银子，居然能够在当时养活一大家人。当然在这个奇迹背后，生活质量是无法保障的，既然不愿意拿俸禄之外的“常例”，那就要从其他地方想办法来贴补家用。海瑞自己动手在官署后院开辟了一块菜地，里面种上黄瓜、豆角。每天在官府衙门忙完公务，他就会换上粗布衣服，像个农民似的扛上锄头在地里忙活。全家人每天吃的都是粗茶淡饭，一年到头也不沾荤腥。自从海瑞当了官，家庭生活水平反而直线下降。就连那身官服在海瑞身上都穿了六年，四处补丁，看不出颜色。每天烧饭用的柴，都是家里的仆人上山砍的。有一天，海瑞发现仆人砍来的山柴枝叶枯干，不像是新砍的，就把仆人叫来讯问。仆人交代说是街上有人为了巴结他，替他打好背回来的。海瑞立刻叫他把送柴人找来，当场付了五十个铜钱，回头关上院门就把仆人狠狠教训了一顿。
淳安府的县丞、主簿们都不愿意与海瑞共事，纷纷要求调离此处。就连那些临时聘用的衙役、门子宁愿失业，也不愿意留在海瑞身边。本来胥吏就没有国家派发的正式工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常例”。如今海瑞又将他们的收入渠道堵死，也就等于让他们失业。身边共事的人能离开的都离开了，忙得海瑞焦头烂额，一年没有几天休息的时间。不光与同事之间出现僵局，就是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海瑞也是左支右绌，不按规则来。比如说上司生日、红白喜事，别的官员都奉上成百上千两，他只送上一封贺信。上级官员来检查工作或者路过，海瑞在招待住宿上严格按照洪武年间定下的标准来执行。渐渐地，海瑞的淳安县成了官员们的回避之所，不到逼不得已，谁也不愿意上门找不痛快，此时的海瑞就这样成为帝国官场上的“怪物”。
大明隆庆三年（1569年）闰六月，李春芳为大明首辅，任命海瑞为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巡抚应天十府。消息传开，应天十府中一些贪墨官吏，吓得纷纷自动离职，一些高门大族把红色大门自行涂黑，连在苏州府等地监督皇家织造的太监违规乘坐的八抬大轿也换成了四抬小轿。海瑞威慑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海瑞自己也踌躇满志，朝廷把国家赋税重地的治理权交到自己手中，他感受到的是更为深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路上地方百姓夹道欢迎，使他感动之余更坚定了信心。上不负天子，下不负万民，他决心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在江南之地干出一番事业。也就是说，此时的海瑞是作为皇帝的代表，来南京地区巡视的。这次巡视的主要目的，一是察看地方的民情，二是看看地方官员的官绩政效如何。而当时海瑞的主要职责是监察百官为政的操守，比如行政效率，行为作风等等。在明、清时期，都察院的官员就相当于皇帝的耳目。如果让他们不满意，那就等于得罪了当朝天子。所以南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一听说海瑞来了，唯恐避之不及。
盘点古往今来的官场精英人物，海瑞绝对算是清官中的VIP。作为古代官员无法超越的道德标杆，海瑞符合民间对于一个清官的种种诉求。海瑞以一己之道德所长，试图补救帝国在官家制度和技术上的漏洞。自洪武开国到海瑞出任巡抚，帝国的钟摆已经整整摇动了两百年，这时候，由朱元璋引领的以武治贪的酷烈之风已经渐渐趋于转向理性的道德面。帝国权力系统中的吏员早已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展到各个角落。
洪武时期，全国上下只有八千名官员，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两万人。当年朱元璋为了防止胥吏和官员祸害百姓，规定胥吏们不许下乡。如今这项禁令早已经取消，曾经被取缔的那些常例陋规又渐渐成为官场上的显规则。
一个地方县令，其家中的生活费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馈送上司的礼物，也都在地方上摊派。对于貌似合法而非合法的收入，朝廷也是听之任之却又遮遮掩掩。在各地区之间，官员捞取的黑灰色收入根本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一个富裕的县，税收上稍加几分，县令就可以大捞特捞，而在一个贫穷的县要征收同样的数字，则已是极为暴虐的苛政了。
帝国有一千多个县，而建立在县制之上的官僚系统基本上都在常例的支持下运转。没有这些收入，官员们根本连最起码的生活都失去保障，更谈不上维系自己权力的运转和人情社会的关系网。所以说，这时候的常例已经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这种情形使得文官集团看重的操守，也变得毫无意义。
上至皇帝，为了自己的私人小金库加收矿税；下到地方的小衙役，通过权力垄断，坐拥上万家资。居官如同市场贸易，读书只为利益敲门。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官吏上下其手，腐败的细胞已经渗透到帝国的心脏。
前文中有一个细节：南京城里的当地人听说海青天来了，吓得把自家大门的红色涂成黑色的。这是为什么呢？过去住宅跟我们现代人是不大一样的，现在只要有钱住什么样的房子都没人管你。过去就没有这么自由了，住宅是分等级的，只有那些豪门望族的人，才有资格拥有朱漆大门，平民老百姓只能用黑漆大门。好端端的大门为什么会改成黑色，就是因为海瑞驾临，这些豪门望族怕被海瑞查出问题来，所以就把自家的大门给涂黑了。这就等于告诉海瑞，自己只是普通的小老百姓，你的眼睛就不要盯着我了。这些人自愿降低身份，就是为了躲开御史海瑞的注意，逃避检查。
海瑞在江南之地对官场的奢侈做了种种限制，颁布了一份《督抚条约》。这个条约可谓事无巨细，就连各地方官员参见巡抚时应该穿什么服饰，招待巡抚应该采用什么标准，巡抚临时的住宅应该如何装修都做了详细规定。他要求物价高的地方，在招待巡抚的时候，只准花银三钱；物价低的地方只准花银二钱，菜肴只能三菜一酒，严禁海吃海喝。甚至还规定公务用纸，不许用高价厚纸，只能用低价草纸等。一句话说到底，能省则省。
海瑞的清廉到了让同僚们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平日里自己放着八抬大轿不坐，偏要骑个毛驴去上班。他这样的省部级高官都不坐轿子，其他官员谁还敢坐？应天府那些当差的“属吏惮其威，墨者自免去”。这就是说，海瑞清官的权威是树立起来了，可没有人愿意再替他干活儿了。有人以此来推断，海瑞不像是一个官员，更像是堂吉诃德式的精神斗士。堂吉诃德是一个人在战斗，可海瑞不是。
谁给了海瑞这么大的胆子？不是别人，正是开国皇帝朱元璋。海瑞所效忠的大明朝，是一个过度强调道德意识形态的朝代，尤其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维护农民利益，不惜牺牲官僚利益。他通过酷烈的手段打击地方豪族、限制官吏伤农以及事无巨细的道德教化，将大明王朝的权力系统打造成为扁平化结构。国家上层建筑方面，他除了动用酷烈的惩戒手段，更是通过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低水平的薪俸制向帝国官员进行道德批发。
然而事后官僚集团们发现，在这种高姿态里面其实充满了谎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们对一个特定时代的道德指令产生了厌弃，同时夹杂着对道德****的逆反，进而容易变成对道德本身的怀疑与不信任。到了海瑞所生活的晚明时期，官场腐败，贪官横行，社会矛盾日趋紧张。
即便如此，这时候左右着帝国命运的文官集团，并没有完全摒弃儒家的道德观。从嘉靖朝的“大议礼”事件，再到万历朝群臣抗议张居正“夺情”风波，帝国的官员们可以为了一个虚无抽象的道德目标，不惜罢官流血，也要犯颜上书。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海瑞才会挥舞着道德的大棒与富户贪官一较高下，才会敢于和皇帝公开叫板。
他把朱元璋提倡的各项原则都奉为自己的金科玉律，对自己和身边的人要求近乎苛刻的节俭。他的道德大棒是从朱元璋手里接过来的，他和太祖皇帝都天真地认为只要官员都回到社会的道德规范中去，很多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能避免。
比如贪污就是因为官员们道德败坏而产生，所以需要加强这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对于制度性的腐败，历朝以来可供借鉴的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杀”，也就是从肉体上消灭贪官；另一个是“教育”，通过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来感动人转化人。而朱元璋希望两手抓两手都硬，他除了派发道德指令，还动用了残酷的整治手段。
在权力结构中，作为皇帝的朱元璋这么做可以做得百无禁忌；而作为官员的海瑞要想将朱元璋的这些金科玉律使用到位，就会处处受到掣肘，还有可能会被已经变灰甚至变黑的制度反咬上一口。
海瑞踏足江南地界，就是想能够为老百姓多办些实事，但他在整个过程中个人的刻板与偏执也同样表露无遗。江南之地多乡宦，单是一个松江府，光进士就有二百四十多人，在全国都名列前茅。而进士又大多在朝为官，他们致仕后就成了地方上的官绅。
官绅致仕回乡，就成为富甲一方的富户。其实他们的财富也未必是侵占乡民得来的，这些人在为官时拿国家的俸禄，建功还有赏赐，赋税也有优惠。积累一定的财富也不足为奇。但是海瑞不那么看，在他看来普天之下“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个世界没有干净的财富，干净的人就要像他那样过着清贫的日子。
海瑞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老百姓的权利代言人，他要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来保障老百姓的利益。他不愿意用权力赋予自己的合法伤害权来伤害老百姓，他宁愿将自己置于应天十府的富户官绅的对立面。
接下来对积案的清理，更坚定了海瑞为民做主的决心。海瑞发现，所谓的积案，不过是百姓状告富户乡官之案。官府碍于富户乡官的情面，通常情况下，是将这些案子强行压下来，不予受理。海瑞公开放告，有冤的百姓纷纷前来抚院投状，一天之内，受理的案件就多达一两千。海瑞还制定了几条审理案件的标准，只要符合标准的案件全部实行“一刀切”。标准如下：“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也就是说，当案子疑点重重，纠缠不清的时候（讼之可疑），就采用这一标准：兄弟相争，判弟输；叔侄相争，判侄输；贫富相争，判富输；尤其是有财产争议的案子，判乡宦输。为了凸显自己为民解困的决心，海瑞制定的判案标准完全符合道德的标杆，他概括出两条原则：“以存体也（维护尊卑有序的封建秩序）”、“以救弊也（救济小民）”。海瑞似乎天生就与那些富人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穷人和富人之间打官司，不管谁的对错，海瑞肯定会判富人输。
这样一位高举着“道德理想化”旗帜的清流人物，在一个地方为官一任，到底是误事还是成事呢？无论在哪个时代为官都要讲究方式方法，用现在的话说，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还要讲究和谐安定的政治局面。
而海瑞的这个标准得到的社会反响是截然不同的两方面，平民老百姓拍手叫好，高呼“青天大老爷”；而那些退休的乡绅们则举双手反对，大呼不公。有冤的百姓奋起告状，状纸越来越多。每月放告两次，每次受理三四千件。
海瑞的“一刀切”断案法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那些与尊长纷争的小辈们，聚集在抚院门口高呼不公，明明是叔伯辈无理打伤了自己，自己反倒输了官司；富户官绅们更不满意，他们与贫民打官司，不问缘由就判退田产、出银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海瑞掀起的这场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富户越来越多。这些人都是哑巴吃黄连，吃了亏也不敢站出来辩解申诉。要知道明朝的应天十府，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并不是简单的穷人和富人之分。除了富户官绅、农民佃户，还有不少中间阶层。比如那些无所事事的游民，平日里就爱干些坑蒙拐骗的事。海瑞拿富人开刀，也让他们看到了捞取油水的机会。于是他们也冒充小民，跑去状告富户官绅。一时之间，社会局面陷入失控状态，告状的人越来越多。这大大出乎了海瑞意料，他没有想到仅松江一地“告乡官夺产者几（几乎）万人”。
就连致仕在家的前任首辅徐阶也被海瑞的应天新政推上了风口浪尖。管家徐成、徐远的劣迹被揭发，受徐府仆人欺压的乡民们就把徐家推上了被告席，最后以徐家退还房产，兑现乡民田产赔偿金而收场。一时间，松江一府的富户乡绅，人人都是被告。在乡民看来，种肥田不如告瘦状。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春，刑部都给事中舒化、戴凤翔联合起来弹劾海瑞拘泥固执，理由是：“不谙吏事”，“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意思是说海瑞不切实际，不通人情世故，不达政体，不适合处理地方事务，应该安排到南京的清闲职务“养起来”。 他们还拿海瑞的私生活来说事，海瑞的前两任妻子先后被休，七个月前，家中一妻一妾同时去世，疑似谋杀。明朝官员大多是文人出身，文人生来要有所担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家都不齐，何以治国？
这帮同僚的弹劾之辞，激怒了海瑞。既然同僚们都不理解自己，没人为自己辩解，他只好上书自辩，称那些弹劾他的言论纯属虚构，“无一事是臣本心，无一事是臣所行事迹”。海瑞感到万分委屈，自己一心报国，两袖清风，结果却换来了弹劾。他把一腔怒火，烧向朝中众大臣，怒斥“今举朝皆妇人也”。首辅李春芳自我调侃说：“满朝都是女流，那我不就成老婆子了？”
事已至此，海瑞这个巡抚是没办法再干下去了。海瑞在离开江苏地界时，沿路百姓欢送，但南京的官吏、乡绅，却躲在人群中以手加额，弹冠相庆。
在颓风肆意，腐败横行的大环境下，像海瑞这样不参与逐利的官员真正成了异类。而他的同类们，那些饱读儒家典籍的士大夫们，早已认为圣贤之事不合时宜。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过是手伸得不太远，钱捞得有节制而已。在他看来，举国上下，已经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正人君子。那些特立独行的孤高之士，在他看来做得远远不够，而贤士大夫则都是些污秽之人。他恨这些摇摆不定首鼠两端之人甚于大奸大恶，因为他们盗用了圣人的名义，对圣人之道为害更大。
其实，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得那样遥不可及。大明开国之际，太祖朱元璋已经为这个世界制定了一副美好的蓝图，他制定了一系列夯基固本的祖训家规，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作了详尽得无以复加的规定，可以说是为自己的子孙定下了万年之基。在海瑞看来，朱元璋的这些规定接近于完美。从某个角度来说，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对朱元璋的残酷惩贪措施完全赞成：“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
海瑞认为，所有的错误，所有的丑恶，都是因为人们不能严格遵守圣人和祖宗的教训，放任私欲发展造成的。其实今天看来，如果我们用“一根筋”这个词来形容海瑞，估计也没有多少人站出来持反对意见。如果换作褒义一点的词，那就是“执著”。
和那些奉行“以德服人”的官僚不同，海瑞并不完全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上层提倡的一个抽象而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水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
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也仅仅留下白银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
朱元璋为官员们定下了历朝以来最低的俸禄。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只不过其他朝代没有低到像这样让人吃不饱饭的地步。
帝国的官员们一方面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各级官员的权力根本不受制约，他们可以通过各种管道榨取油水。这种“灰色地带”的荒悖，就如同“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导致帝国权力集团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制度下，帝国的文官集团也自然化作两大主流：一种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像海瑞这样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另一种就是浊流，他们遵照官场惯例，通过灰色管道来维持开支，支撑所能建立的关系网。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就会变得无法遏制。就像癌细胞遇上了适合的环境就会疯狂繁殖，直至吞噬掉一个庞大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