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初期满族的葬俗大都沿袭女真族的旧礼，即人死之后用火葬。这是与汉族葬俗迥然不同的。对此雍正帝曾说过：“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徙无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可见这种丧葬制度是与当时满族居无定所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并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
早在努尔哈赤时代，满族就火化死者。据《建州见闻录》一书说，那时候人死后的第二天在旷野中将其焚化，亲属都参加火化仪式。这从现在发掘的清永陵武功郡王、恪恭贝勒二墓中没有棺椁，只有装着骨灰的瓷罐中可得到证明。以后满族火葬不断发展，至顺治九年议定了火葬制度：“和硕亲王薨，停丧于家，俟造坟完，方出殡，期年而化；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停丧五月出殡，七月而化；固山贝子以下、公以上停丧三月出殡，五月而化；官民停丧一月出殡，三月而化。”与努尔哈赤时相比，这时的火葬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
清代共有三位皇帝实行火葬，即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和清世祖福临。其制度基本为先停丧在宫内，等陵墓修好后，再移灵至陵区建筑中安放，一年以后再火化葬人地宫。与王公大臣的葬礼相比，皇帝的火化仪式相当隆重。以皇太极的葬礼为例：他于崇德八年八月九日逝世于沈阳故宫的清宁宫，其尸体于日落之后入棺停放在故宫崇政殿内。九月二十一日移至沈阳城北的昭陵存放。一年以后，即顺治元年八月九日，皇帝亲率亲王以下、佐领以上，固伦公主、和硕妃以下，奉国将军、淑人、都统、尚书、命妇以上臣民齐集昭陵，读文致祭，行大礼后将皇太极尸体焚化。八月十一日，中宫太后率众妃及公主到焚化处将骨灰装殓在金宫（即骨灰罐）内，放到预先设置的御案上，跪献三爵，行三叩头礼举哀。之后由内大臣、辅国将军等捧金宫安放在地宫内，陈设祭物。整个火葬仪式才算结束。
康熙以后，由于满汉民族的不断融合，满族深受汉族习俗的影响，因此其丧葬习俗也随之逐渐改变。康熙帝崩逝后，雍正皇帝采用汉族的土葬方式为其举行了葬礼，并规定以后皇帝均不再火化而改用土葬。至乾隆时更将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全国臣民，即不管什么人，死后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从而将土葬列为清朝国法。
（郭福祥）清西陵由来之谜
雍正七年，皇帝下谕旨，让大臣着手为他寻找建陵的吉地。根据当时的一些原始资料记载，受命的大臣先在东陵（见“宫规、礼制篇”）的孝陵（顺治陵）、景陵（康熙陵）旁“卜择吉地”，都没有找到适合建陵的地点。后来又选择了九凤朝阳山，离孝陵、景陵都不远，也正好符合雍正帝的初意。但是经精通风水的大臣再三勘测推算，坚持认为该处地势宽阔但地形不完整，挖掘发现土中含有砂石，不宜建陵用。因此雍正只好放弃这块地方，另行派人继续搜寻。后来又命怡亲王允祥和大臣高其倬在京城西南一条山脉周围勘测。最终，他们在易州县境内天平峪、兴隆庄一带发现了“万年吉地”，并立即向雍正作了汇报。
这一带西有云漾山，北有泰宁山，东面为丘陵，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阴阳交汇之所”，风景极佳，为吉祥福地。雍正帝看了简图后，十分满意，但是由于该处地处京城西南，与在东北方向的东陵相距甚远，显然违背了古制中“子随父葬”的制度，不便马上同意。于是让大臣们为他考证另辟陵区是否符合古代帝王的规制。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传统中有“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昭穆之制”。“昭穆”是古代宗法制度，并按照这个制度排列宗庙次序：始祖庙居中，以下父子交替排列，左为昭，右为穆，父为昭，子为穆，父为穆，子为昭。这种方法也用于墓葬区坟墓位置的左右次序。照此传统，雍正应在东陵内随孝陵和景陵而葬，而不是另辟陵区。
善于体察上意的众大臣经过反复查找，引用繁琐的经典，证明历代帝王父子营建陵墓可以不在一起。他们提到从夏代到汉唐诸帝，父子陵墓相距不一，远到四五百里，近到二三百里，都未严格依照昭穆之制。虽东陵与此地相距百里之遥，但两者都在京城附近，拱卫中央，已可弥补了。况且选帝陵关系到帝国长治久安、国运兴衰，应以选择吉祥福瑞之地为出发点，不应拘泥于古制。雍正帝听完这一番高论之后，才稍觉安心，于雍正八年，派恒亲王、内大臣常明、尚书海望、查克丹，侍郎留保、德尔敏，侍讲学士塞尔敦、朝阳等先后总理，郎中苏尔泰、罗丹苏、住安图等监督；于是年八月十九日动工修建泰陵，开辟了西陵陵区。
对于雍正帝不随父葬的原因，还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雍正帝并不是光明正大当上皇帝的，心中有鬼，他担心自己随父康熙而葬的话，在地府之中遇上父皇时会受到斥责，做鬼也不得安宁，因而把远离东陵数百里的易州天平峪确定为自己的墓地。但这明显是雍正篡位传说的继续，只是这一说法本身就不符合史实，所以关于建陵的传说也是一种借题发挥。第二种是说雍正帝好大喜功，另辟陵地，突出自己，这种说法也只是推测之词。
雍正帝一生信风水、祥瑞之兆，因此在选择自己的陵地时特别注重好的地势、风水，以期万年之吉，因此才将昭穆之制置于脑后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罗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