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肯定也动了，不过，不是向前动，而是原地踏步甚而倒退一步。转回到过去，他们认为此时的危机与“长毛作乱”一样，虽然巨大但终会过去，亏损甚至撤庄会随着时局平稳而好转和恢复。孰不知，此一时彼一时，处于外国银行和大清银行的两面夹击之中，票业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若不断然变革，那连补救的机会也都没有了。但他们不相信时势变化，不相信各地的吁请是实情，只凭已经过时的经验就想应对危局，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5．用人：失一士而商亡
1914年阴历9月，发生了一件令山西票号及全中国商界都永远难以忘怀的事情。号称“天下第一票号”的日升昌轰然倒闭了。初创时，它曾像一轮红日一样升腾，辉煌无比，败落时，却也用一末残阳苦诉着自己的无奈。
资金雄厚、信誉卓著的日升昌票号，为何这么快、这么早、这么惨地走向倒闭呢？
据《大公报》分析：“所以关闭如此之速者，尚有种种之近因。第一种原因为广西之官款……第二，该号之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惟梁为人公正朴实，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因而不得东家之欢心，梁无耐遂于去岁出号。梁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亦为之瓦解。第三，京号之股东（应为经理）有赵邦彦者，因号事吃紧，托病回晋，一去不归。代理人侯垣（侯资格甚浅，又因作保合盛元一案，合盛之执事人逃匿无踪，检察厅屡向侯垣索人，如无被保人即将保人押起等语。侯外遭检察厅之逼迫，内受各债主之追索）遂私携带伙友账簿逃归。有此三种近因，二百余年之日升昌，遂乃一败涂地矣。”不难看出，日升昌开始倒闭的直接原因是用人失误！
首先，选聘赵邦彦这样一个不能独当一面，遇难即退，既无才干又无勇气的人，在面临危机之时去充任至为重要的北京分号经理，无疑是其总经理和东家用人的一大失误。其次，在极不称职的赵邦彦“托病回晋，一去不归”的情况下，绝对不能再派一位“资格甚浅”的侯垣接替。正由于侯垣“资格甚浅”才冒然牵涉到“作保合盛元一案”，成为日升昌开始倒闭的最直接的原因。同样，这位侯垣与赵邦彦一样，遇难不是设法周旋，寻求解决的良方，而同样是逃之夭夭。这无疑是其总经理和东家用人的第二大失误。
那么，在连连用人失误、危及整个票号生存的危急关头，郭斗南作为“总领号事”的总经理，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该号之正经理郭斗南见事不祥，托辞觅取，逃避无踪，故外间有郭已投井之谣传……此处之各执事人，更纷然若鸟兽散矣。”北京分号经理一个个都逃跑了，连总经理也“逃避无踪”，日升昌又怎能不倒闭呢？
“其副经理梁怀文已经辞号年余，闻此消息知东家李五典等破产在即，无人出来料理，心不自安，乃挺身而出，自谓年已六旬，久蒙东家豢养，今当急难，若袖手旁观，良心何在，乃随同冀体敬等四人投往县中，来京料理债务之。”（《大公报》1915年1月23日）在“今当急难”之时，一个“逃避无踪”，一个挺身而出，对比是如此的强烈，差别是如此的明显，选聘错了总经理是日升昌最大的失误！
郭斗南虽能“得东家之欢心”而任总经理，但既无总经理之才又无总经理之德，在“今当急难”之时，不顾号事，竟一逃了之，是一点也不称职的。由此可见，他既能“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提供方便，其他违犯号规的事肯定也干了不少。比如像接连选用赵邦彦、侯垣这样和他一样毫无责任感的人，其中的“方便”还会少吗？
而用人失误的根子在东家李五典身上！
他明知梁怀文“为人公正朴实”，“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论资格应居正”，却弃梁怀文，而让郭斗南做总经理。显然，在对票号经营和发展有决定影响的总经理聘任上，东家李五典私心起了关键作用。他仅仅看到了郭斗南会以违号规提款讨自己欢心，对于他的无能和缺德缺乏应有的预防和制止。以致于造成了票号内“人心为之瓦解”的严重后果。在“今当急难”之际“纷然若鸟兽散”的，正是那些平时会讨“东家之欢心”，为东家违犯号规提供方便，更为自己违犯号规设置掩护的人。
因此，用人当用那些“公正朴实”之人，“素为大家所推崇”之人，知恩图报、“心不自安”之人，决不能用背信弃义、违背良心的人。
品德和才能同等重要。
如果东家李五典在总经理聘任上，能量才录用，出于公心，让梁怀文做总经理，那日升昌可能就是另一种局面了。梁怀文是一位正直且极有才干的人，他做总经理，赵邦彦、侯垣之流就绝不会受到重用。那来自北京分号的危机，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能得到很好的控制。
如果东家李五典能够洁身自好，自己不带头违犯号规，而是让藏有私心的赵邦彦等人“出号”，那何至于“人心为之瓦解”，“纷然若鸟兽散”呢？
公生廉，廉生威。东家李五典用人不公在前，郭斗南等误号事于后，也算得上因果报应吧！
所幸的是，尚有梁怀文这样有良心、有才干的人为日升昌善后。当时，梁怀文等抵京“辗转两月，开会数次，与在京各债权筹商办法，再三斟酌，与其破产于债权无甚裨益，何如别开生路或有挽回之望。”（《天津商会档案》1914年）
希望总是有的，全在于争取。
梁怀文等的努力没有白费。“京外债权人多数赞成复业”，给濒临倒闭的日升昌带来了一线生机。
这无疑全赖梁怀文之功！
《中央银行月报》对此已有公论：“更有票号一家倒而复起者，为日升昌。日升昌本于民国五年倒闭，所欠外款约二百万，经理逃避。赖副经理梁怀文君出面与债权人周旋，开诚布告，和盘托出。除将东家李姓宣告破产外，复将该号内外财产清理明白，尽其所有交代债权。于是债权人感其诚恳，佩其正直，遂将该号财产仍托梁君经理，恢复营业，票号首创者日升昌之招牌因以保全。”
由此可见，成在用人，败在用人，实乃千古不移之至理名言。
从现实的角度讲，当今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不仅要有经营才干，还要有良好的品德，两者缺一不可。
人才能够兴业，庸才只会毁业，有些晋商中很多票号之所以败落，大都与日升昌相似，犯了用人上的错误。
6．取利丧身：国难财可以发吗？
在晋商发展史上，有这样一种特别奇怪的现象，让人感慨万千。那就是，民族危难越深重，晋商似乎就越发达。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加上所谓的赎辽费共约二亿多两白银，在财政人不敷出、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清政府靠举借外债偿还了这笔对日赔款。这便是所谓的“俄法借款”和“英德借款”。
清廷在1895年和1896年两次向俄法英德等国银行借款折合白银一亿九千多万两，支付了前两次赔款。后来，感到这几国银行是在趁机勒索，便筹发行内债券，“昭信股票”就出笼了。但由于认股有限，同时，由于“英德续借款”又借了一亿多两白银，对日赔款才算全部赔清了。
那么，这么多的外债，又如何尝还呢？
“臣等昼夜焦思，万不得已计，惟有先将俄法英德二款本息，由臣部库与各省及各海关分别认还，庶几犹足集事。拟以每年应还俄法英德二款作为一千二百万计算，先尽部库内有之西征洋款改为加放俸饷一款，并新筹之盐斤加价一款，及应提之广东闱姓捐输一款，三款内凑银二百万两，各省司库分认五百万两作抵外，下余……而派令各海关分认五百万两，量其物力定以等差，开具清单，恭呈御览……”（《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十六下）这样，就等于把战败赔款的负担全部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了。这就是腐败无能的清廷所谓的“皇恩浩荡”吧！只要能克扣就克扣，只要能加征就加征，“于各省所收地丁、盐课、货厘、杂税及各海关所收洋税、洋药税厘项下，除常年应解京饷、东北边防经费、甘肃新饷、筹备饷需、加放俸饷、加复俸饷、旗兵加饷、因本加饷、备荒经费、内务府经费、税务司经费、本关经费、出使经费等项仍照常分别批解留支外，其余无论何款，俱准酌量提划，各照分认数目按期解交江海关道汇总付款。”（《同上》）
分摊的直接后果就是各地方官员的负担加重了，而各地官员应对的方法就只会是搜刮民众。以第一期总数为一千二百万两赔款的分摊中，摊派还款最多的广东为例：仅盐斤加价就多达十万两，地丁盐课、盐货厘等多达六十二万两，捐输多达四十八万两，加放俸饷十万两，总共多达一百三十万两。其他地方虽总数没有广东多，而各项征收都在成倍增加，百姓之苦可想而知了。
犹如抽血一样，百姓之血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抽走了。
而获暴利的，首先不用说是列强了。日本依恃武力一次就掠夺二亿多两白银，无疑比强盗还强盗。其国势的日益强大，显然，有赖于此次“大输血”。俄法英德四国虽未动武，却挟银勒索，获利不见得比日本少。
除列强外，票号便是最大的获利者。前文虽已提到过战乱给晋商带去的是破坏，但面对这种破坏，“聪明”的晋商却能于火中取栗。
战前，清廷曾多次明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款，或仅仅只默许部分地方的官款交票号汇兑，相当多的官款仍按老办法现银解运。
但这次变了。
还外债皆集中于江海关，有两难不得不依靠票号：一是外债不同于内债，是绝对不可拖延或抵赖的。拖延日期就要加罚金，洋人的淫威会让清廷惧怕万分。因此，按过去的现银解运肯定难以准时，惟有交票号汇兑才不会延误。票号汇兑的便捷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向票号借垫。尽管各地都分摊了认还的银两数额，但这只是纸上的数字，要想一一变为白花花的现银，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在税捐本身就已极重的情况下，再成倍加收，老百姓身上会有多少血汗，能供如此疯狂地吸榨呢？
但还外债是一两银子都不能少的。
而摊派认还的款总又收不上来，怎么办呢？
向票号借垫！先应对外债，等各种摊派认还银两收齐了，再还票号。这样，汇兑分摊债款，就基本上由各地票号包揽了。
四川的还款，由协同庆等票号承汇。在四川总督奎俊奏为汇解俄法借款本息片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兹查光绪二十五年限期已届，奴才督饬司道竭力筹措，凑得司库裁减兵丁节省银二万两，减扣六分平银一万两，截留滇饷案内二十五年捐输二万两，加增税契银三万四千两，盐库盐筋加价银三万两，官运局盐筋加价银十万两，重庆关洋税银二万两，共银二十三万四千两，由司体铸。库码一付，于二月十八日支交协同庆等商号承领，限令三月十七日解赴江海关交收。”（《军录》财政类卷号46—48）从这笔款项的来源不难看出，这位总督大人是如何减扣、截留、加增各种税捐的了。而刻意盘剥百姓成为官员和政权的职责的时候，其腐败、丑恶就达到了极端。
惟有票号，能在汇兑这类债款中获利。
说票号在发国难财，一点也不为过。
与协同庆票号承汇四川债款一样，同庆丰票号承汇了云南的、百川通承汇了广西的、合盛元承汇了安徽的，蔚盛长承汇了江西的，乾盛亨、协同庆、蔚泰厚共同承汇了湖南的，蔚泰厚、源丰润承汇了福建的，蔚盛长、新泰厚、日升昌共同承汇了河南的，合盛元、蔚盛长、日升冒共同承汇了山西的……几乎各地的分摊还款都被票号包揽，这些“大宗业务”都是甲午战败的直接“战果”。在老百姓被敲诈勒索的时候，票号却“业务”剧增，获利丰厚，不是发“国难财”是什么？
而“庚子之变”，国难益深。《辛丑条约》赔款达四点五亿两白银，成为列强对中国最大的一笔勒索。
与《马关条约》对日赔款一样，清廷还债的办法仍旧是依样画葫芦，大借外债。四点五亿两白银的赔款转变成为年息四厘、借期三十九年的外债，就增加了一倍多，本息高达九点八亿两了。按当时中国的人口分摊，等于每人被勒索了二两白银。
挟款侵权，英、德、俄、法等国在成为清廷最大的债主的时候，还攫取了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及盐税和厘金的征收与支配权。名义上是以这些税收作为还借贷的保证，实际上列强借此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金融，进而操纵政治，国家的主权横遭侵害，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了。
庚子赔款再加上还日本的“四国”借款等，共八项借款，总数多达十几亿两白银。“据全权大臣先后来电并还款表一纸，计此赔款论定四万五千万两，前数年每年本利银一千八百八十二万九千五百两，嗣后按年递加，每年二千余万两及三干余万两不等。光绪三十九年止，总共本利银九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另有允缓半年付利银九百万两，分三年带交，由西历明年正月初一日，即华历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照数付足。款目之巨，旷古罕闻；限期之迫，转瞬即届。就中国目前财力而论，实属万不能堪。然和议既成，赔款既定，无论如何窘急，必须竭力支持。”
票号在汇兑中，所获利一为汇费，二为得空期放贷的利息，三为平色。究竟有多少呢？1906年，是票号发展的极盛时期。这一年，各票号汇兑总额约在八亿两多。其中，仅日升昌票号一家就多达三千多万两。可见数额之巨大。而汇费也就更多了：同治年间，“适值军务未靖，路途多有阻滞”，由奥海关汇兑京饷，“议定每千两给汇费银四十两”，后增加到了六十五两。到了光绪年间，汇兑京饷汇费每千两仍在四十多两左右不定。汇兑江海关的赔款汇费，“广东至上海，每万汇费二百两，浙江汇上海，每万汇费六十两……其山东；福建、广西三省汇上海之费，尚未议有定章……至借用商号银两，每月以一分五厘利息……（《军录》财政类卷号三十五，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汇费是根据距上海的距离及数额议定的。各地差别很大，比如光绪二十六年安徽汇往上海，每万两汇费为九十两；同年，广西汇往上海，每万两汇费为二百两。广西是安徽汇费的两倍还多。这其中，除必要的支出之外，便是纯利润了，像日升昌的总汇额达三千多万两，那毛利一算便知了。
茬子三二夏、三事夏蓑暮黾：适蔓篡万、数十万前言款，按月息六七厘的利息放出，获利之多，可想而知。而存期越长，获利就越多。从1904年开始，虽然存官款开始计息，存贷的利率之差仍不小，再加上平色所得，票号在承汇赔款中，所获暴利就成了天文数字了。
这样的暴富，对票号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了。但对百姓和国家而言，这样的赔款越少越好，最好没有。倾国家民族之财、之命脉，断送的，不仅仅是根基，更有生机和希望。
全民备受困苦、备遭灾祸之际，独独票号从中渔利，决非民族之福！
而随着造成这一切灾难的制度的毁灭，这样的“业务”也就无从做起了。
现实给晋商也给所有的商人上了一堂课：发“国难财”是难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