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念中的所谓“安”有两层意义：一要有房子，二要有孩子。有了房子和孩子，既能安居乐业，又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完成古人所谓的成家立业两件大事。安字的结构正好表达了这两层寓意，上为房子，下住女子。“娶媳妇、盖房”不就是在图一个安吗？传说，西汉汉武帝刘彻为太子时，长公主想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嫁给他。刘彻高兴地说：“若能娶阿娇，我将修建一座金屋，让她愉快地住在里边。”这便是成语“金屋藏娇”的来历。皇帝固然可以造金屋、娶公主，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高标准”呢？
他们在贫穷的时候，想的是温饱；在温饱的时候，想的是安定；在安定的时候，想的是富有。
只有在温饱了的时候，人生的两件大事才有指望；只有在富有的时候，人生的两件大事才能办得更好。
晋商作为“先富起来”的一代人，自然有条件、有能力把人生的两件大事办得更风生水起，非同凡响。他们不仅在当时备受艳羡，就是在今日，人们提起来也羡慕不已。现代人的两件大事如果能办到晋商那样的程度，就足以为自己骄傲了。
兴修大院，是晋商所办人生两件大事中最为世人所称道的，也是他们留给今人的一大笔遗产。
在晋中汾河平原上，晋商的富商大贾所建的大院由北向南依次形成了一个大院分布带。从榆次常家大院到太谷的孔家大院、曹家大院，从祁县乔家和渠家大院到灵石的王家大院，那一家大院不是富丽堂皇、雄伟壮观？那一家大院不是庭院春深、冬日苦长？
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坡上，崛起了一大片一大片飞檐翘壁的房子，在今天也是非同凡响的，在一二百年前，那不是奇迹是什么？
在残烂不堪的矮小茅屋中，鹤立鸡群地矗立着一座高楼深院，这样的反差，是何等的强烈？
把祈求平安、幸福美满的心愿，全部寄托在大院之中。乔家大院的整体布局是一个“喜”字，祈求每一间房子、每一位主人，每一堵墙及阳光，每一株花草及柔风，每一个日日夜夜，都喜气洋洋、喜不胜喜、喜出望外、喜从天降、喜上加喜。同样，曹家大院的整体布局也是一个大大的“寿”字，想让这高楼深院里的人都能长寿，人脉绵延不断，这是曹家巨商的美梦。而乔家大院正门砖雕影壁上的“百寿图”，那一百个字形、字体各异的“寿”字，不正表达了所有晋商百倍祈安、百倍祈稳、百倍祈长久的心愿吗？
让木头说话，让石头呼吸，大院凝聚了晋商全部的激情和希望。
融南方的秀美、北方的雄浑于一体，大院体现了晋商所有的灵性……
但“喜”真能在大院中常在吗？
“寿”真能比南山吗？
“福”真能如东海吗？
乔家堡、王家堡、毛家堡，堡堡厚重却阴森；大院、大院还是大院，院院高墙拱卫却暮气沉沉。
一房挨一房，一座四合院又一座四合院，但祈求平安长寿的梦，真的能实现吗？
“北京看故宫，晋中看大院。”
无疑，在大院和故宫之间，是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
豪华奢侈的宫廷与富丽堂皇的大院，皇帝老子与巨商豪富，这两者存在着怎样的相同之处？
百官朝贺与儿孙满堂，三宫六院与妻妾成群，这又有何区别？
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主奴有别；对有的人是天堂，对有的人是地狱；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无论是白与昼还是生与死。
皇帝们住进故宫，就不愿再出去了。那里倾尽天下之财、天下之美、天下之梦，足够享乐和满足的了。但宝座下，可能藏着陷阱；金銮殿上，往往充满了杀机；御宴中，也会下了毒药；美女手里，有时也紧攥着绳索……乐极生悲，富极必衰，说的不仅仅是品性，更是哲理。沉湎于享乐的皇帝，总以为天下太平了。孰不知，此时民变蜂起，生灵涂炭，他升天的大限也已不远了。
家国一理。
常年累月深居大院中的晋商们，也已经“蜕化变质”了。由走南闯北、叱咤商场的大商人，变成一个个养尊处优、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大老爷，难道仅仅只是改换了一下称呼吗？
他们关注的不再是江南的货源，焦虑的不再是塞北的行情，盼望的也不再是海外的客商了。整天“饰亭台，聚古玩，买娇童于吴闾，购美王子燕赵”，哪里还且点商人的味儿、商家的风习呢？
他们看的不再是可以生银子的货物，而是只花银子才肯粉墨登场的戏角儿；谈论的，也不再是市场的动态，而是鸦片烟的味道；怀抱的，不再是千里贩运的行囊，而是千挑万选出来的粉面、酥胸和玉腿……这样躺在美色上的安乐，又怎能长久呢？
虽然也有家规号规约束，但与那时的所有法规一样，还不是一纸空文？
如果说故宫是一个王朝又一个王朝腐败、没落的根源的话，那一家又一家大院正是晋商衰败的象征。
在如此富丽堂皇的高楼深院住惯了，又怎能再穿餐风露宿贩运货物时穿的粗布烂衫了，怎能再吃服牛架车时勉强充饥的粗茶淡饭了，怎能再安步当车、长途爬涉了，怎能仅仅与兄弟、与父子、与朋友为伍了，怎能不一呼百应了，怎能不为头上增添光环了……而每一种“高消费”，每一次“上档次”，都得由银子来完成。但窖藏在大院中的银子再多，也是有数的。只出不进，坐吃山空，是不需要太长的时间的。
大院这样的兴衰与故宫上演的改朝换代闹剧不是一样的吗？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有位女诗人慕名造访曹家大院，回来后，她由衷的感慨有三：如果让她长期住在那里，她会有三种结果，一是自杀，二是发疯，三是狂抽鸦片。这样的结果，其实正是所有“逍遥”在大院中晋商的结果。他们哪一个例外了呢？
4．一言堂：错失机遇的罪魁
“敬启者：我晋人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百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乃自甲午、庚子以后，不唯倒欠累累、即官商各界生意，亦日见萧疏。推其原故，因由于市面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夺我权利；而各国银行复接踵而至，出全力以与我竞争。默计同行二十余家，其生意之减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即如户部银行所至之处，官款即全归其汇兑，我行之向做交库生意者，至此已成束手之势……吾等焦灼万分，徬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以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诸执事久涉界家，阅历最深，于世事变迁更已洞若观火，即无吾等刍言，必已成卓在胸。思为改良之计，吾等睹此变局，悚心骇目，谨合词妄陈，望垂察为幸。专此敬请台安，立候回示为盼。”（《京都祁太平票帮公启》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申）
如此诚恳而强烈的呼吁，如此激切而恭谨的企盼，如此真知灼见，从京都，从各地历经千山万水到了晋中那些安居大院中，悠然听晋剧、抽鸦片的东家和大掌柜手里，但得到的不是一阵无情奚落，就是束之高阁、被灰尘埋没的结局。
在这些手握票号命运的人身上，再也看不到往昔先辈创办票号时，那种勇往直前、南征北战、开拓业务的决心和信心了。幽深的高楼大院和已有的成功，消磨去了他们的进取精神，绵延的太行山已挡住了他们的视线，看不到天下时势，满足于分享大院夕阳的余辉，岂能再像初升的朝阳那样光耀神州？
危在旦夕之间，他们却仍无丝毫警戒之心；厄运已经来临，他们却仍在自我欣赏和陶醉，悲剧怎会不发生呢？
他们对来自京城的再三呼吁尚且如此淡漠，对来自其他地方的建议就更是置之不理了。
营口分号吁请：“祁太平票号诸位乡台大人阁下：敬启者，月初接得京庄我帮公函，去岁前后寄过祁太平公信底一纸，平帮寄过公信底三纸，内云我帮意欲公立银行一事，此举尽美尽善，诚为当务之急务，其中节略已早在诸翁鉴中，谅有主见，弟等曷敢昌渎。惟是时不可失，机会难再，宜急不宜缓也，宜速不宜迟也。”
奉天分号吁请：“银行之立，盖我晋人命脉之所系，急宜筹办，而不容稍缓者耳，谅无不在乡台烛照之中。感蒙及早筹划，合力研究，勿守旧章，决更新法而成立，则我帮之幸甚！仰亦晋人之幸甚！”
汉口分号吁请：“若不改弦易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
广东分号吁请：“各执事名高商界，才裕等谋，对此自设银行之举，当必早有成见。务希联合同志，协力实行，不胜企望之至。”
重庆分号吁请：“倘若再不见机而作，恐将来有无机之叹。”
成都分号吁请：“全晋后辈幸福，全赖平祁谷老号执事成议。”
这样难得的远见灼识，这样可贵的满腔热情，这样异口同声的吁请，足以让顽石动摇，足以使死灰复燃，足以让乌云尽散，但却不能使那些手握票号大权的“乡台大人”动心，却难得到那些“各执事”给与一个满意的回复，难道这些“乡台大人”、“各执事”真的对风云突变的时势视而不见、闭目塞听到了极点，难道他们看不见时势变化，也看不到进账的银子越来越少了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各分号异口同声的吁请与各总号不约而同的漠视，决非“某号某公”一人之偏执，而在于所有票号本身之致命弊病使然。
从组织结构上看，晋商各票号都实行联号制。其开拓和占有市场的优势显而易见，总号统辖分号，分号只是总号派出的附属机构，只负责所在地的业务经营。在资金支配、人员调整以及重大业务项目上，皆要听命于总号。同时，还实行完全的总经理负责制，把东家的所有权和总经理的经营权有效地分离开来，自然极为有利于经营和票号发展，但在赋予总经理经营权的同时，却没有建立严密而有效的监督机制。作为票号所有者的东家对总经理的约束仅仅只靠双方所订的合约及号规。其中，最严厉的便是辞退了。虽有担保制度，但那都是以防万一。平时对总经理的监督措施几乎没有。东家签了合约，订了号规，商定给总经理的顶身股后，便把票号的经营管理大权悉数交给总经理了。票号经营的亏盈、人位的增减、项目的选定，皆由总经理独裁。总经理以下人员，皆是总经理委任的办事者，只有听命于总经理的义务，而无参与决策的权力，实际上连提建议都不被“允许”。总经理犹如一个封建君主，是不会倾听别人的建议的，尤其是票号内伙计的建议更不会听。即使伙计说的对，也不会听。若听了，不是证明总经理不如伙计吗？就是东家，有什么经营的想法，也只能与总经理商议，否则，就违犯了东家不得干预号事的惯例。显然，总经理全权负责制对东家特权的限制是严格和有效的，而对总经理充分放权的同时却未能有效限权。尤其是从法规和实际上，完全剥夺了总经理以下伙计参与管理和决策的权力，这与现代公司制度相比，是极大的弊病。
在平时，若总经理的经营策略是正确的，那这种制度的优点尽可得到充分发挥，甚至一时能够创造出比现代公司高得多的效率，进而更深地掩盖了其弊病，但如果总经理的决策出现严重错误，危及整个票号的发展的时候，那这种制度的弊病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谁来监督总经理？
是东家，还是其他伙计？
伙计显然根本不可能，他们只是“干活的”，只有惟命是从的权力，谁也不敢去监督“大掌柜”！东家倒是有这个权力，但在总经理聘任期间，东家轻易是不过问号事的，这是惯例，更是规矩，东家如果自己首先不遵守自己订的号规，以后谁还会再受聘于东家呢？
按说，对总经理最有效的监督是市场！赚不回来银子，说什么都不管用，撤庄、亏损的教训，足以证明总经理经营的错误，但那都是“马后炮”，是事后诸葛亮，亡羊补牢犹为晚矣，不能防患于未然，这样的监督又有何意义呢？更何况，拿票号的命运换一个教训，所付出的代价，不是太大了吗？
改组为银行，这件关乎整个票业乃至晋商未来的大事，在这种缺乏活力的制度面前，一次又一次被延误就不奇怪了。上情可以下达，这是这种制度的长处，可以保证总号对各分号的有效统辖，尤其是总经理的决策能够贯彻执行；下情难以上达，是这种制度致命的弊病。一家票号决非一人之票号，若难以集思广益、集众人的智力、共谋发展，是断难以真正“做大”和持久的。而下层在任何时候都是大多数，是最有发言权的，忽视了下层，实际上等于断了根，上层也就不能生存了。票号的下层就是分号和伙计，不仅人数上占了绝对的大多数，其所做业务也几乎是票号整个业务的全部。在总号直接做的业务量很小的情况下，分号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分号只有听命总号的权力，而无参与重大决策甚至建议的权力。这样，总号的决策者们，躲在晋中小县城和山村中所作出来的决策，往往就与通都达邑甚至海外市场的变化相差甚远，有的简直就是格格不入的。就说这办银行，无论京都及各地分号怎样吁请，总号的决策者们就是不为所动，奔走呼号归奔走呼号，没有决策权，到头来就只有遗憾而已了。
与其说这是人为之误，不如说是制度之弊更为确切些。假若已显僵化的联号经营制和总经理全权负责制有所更改，增添一些“下情”，赋予一些下层的权力；假若总号搬离封闭的、远离商业和金融中心的晋中大院；假若总号的决策者变成是对市场动态极为敏感的、富于进取者，那整个票号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如果”，其实是一枚只能想不能吃的“禁果”，都不能送给幼稚园的孩子，怎能用来设想“汇通天下”的票业的命运？！
“根本毫无动摇”，在陈腐的理念和运营模式面前，任何吁请，都会如石沉大海一般，这便是悲剧之所在！
当然，那些晋中黄土高坡上的决策者们，可以不理会来自各地急切的吁请，但不能不管一天比一天少的银子！
银子是命根子！对银子的重要的认识，他们与分号和所有的人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可是他们有一种错觉，他们认为进账银子的日益减少不是由于票号本身的弊病所致，而错误地坚持是承揽官款业务未做到家。因为票号及他们的辉煌，几乎全是官商相合的杰作。所以，这些决策者潜心尽力所为者，依旧在继续结交官吏上，而非研究金融市场的变化。他们笃信，过去结交官吏可以包揽大宗官款业务，现在乃至将来永远会是这样。这才是他们久久不为那么多的吁请所动的最主要的根源。至于其他，都在其次。因为他们再保守、再僵化，也不会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何况，交通日益发达，信息越来越灵，最主要的是银子越来越少，他们岂能不有所思、有所动？
思，肯定是思了，但思路仍在老路上，还是官商相合，而这已经越来越走不通了，可他们却看不透。官款生意的厚利和容易，让他们难以割舍，何况，对于新式银行以工商信贷为主的经营模式，他们也心里没有底，走新路哪里有走老路轻松？因此，他们对此项建议的漠视并不是意气用事的偏颇，而是对“祖业”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