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维藩觉得要福州无法干下去了，便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恩寿将15万两白银的本利还清后，辞职还乡。当他路经汉口时，恩寿亲自带领大队人马隆重迎接，并行过街，好不威风，一路有说有笑，进人恩寿私邸。在汉口，恩寿对阎维藩设宴款待，临别时，恩寿又亲书一札，让阎维藩带信给山西巡抚胡聘之，托其关照。谁知阎维藩回乡，又经恩寿隆重迎送之事，很快传到了祁县。大德恒票号财东乔致庸，欣赏阎维藩杰出的才能，而自己的票号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派孙子半路上将阎接回乔家，并聘为大德恒票号经理（掌柜），全权负责大德恒票号的业务，并与之结为儿女亲家。这时，正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国内政局不稳，阎维藩为报乔致庸的知遇之恩，殚精竭虑，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分别采取“少存多放”、“南存北放”或“多存少放”、“北存南放”的策略，应对了当时的局势，从而使大德恒票号不仅没有受到战争损害，反而大获其利。很快，大德恒票号就成为晋商中最有活力的票号之一。账期由四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账期最高年份每股分红曾达到1万多两。各地分号也有了增加，这时，共有25处，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天津、安东、汉口、平遥、太谷、介休、忻州、禹县、周口、孟县、博爱、清化、沈阳、营口、********、张家口、开封、长沙、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当时的业务，不仅有汇兑、存款和放款，还发行了银票与代办捐项。在经营管理上也不断完善，分工更细致，职责更加明确，各方面要求更严了，并且严格了规章制度。诸如收学徒川人要挑眉眼、看门弟，学徒三年不给发工资、换班（班期）回家（返里）须先到总号检查，不准单人出去看戏，不准赌博宿娼，不准挪用号银，不准自办店铺等。由于阎维藩为大德恒制定了严格的号规；又能认真执行，所以培养了不少人才。如贾继英就是一名代表。贾继英人大德恒票号后，在阎维藩的培养教育下，进步很快。阎维藩发现贾继英精明干练，有胆有识，能够独挡一面，便将他提拔为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号的跑街。贾继英担任跑街后，社会交往日广，在太原逐渐有了声望。1900年慈禧、光绪等人西逃路过太原时经济拮据，贾继英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大清江山短期内不会灭亡，万一大清江山亡于旦夕，票号也难于生存。于是，当场答应借银30万两，这件事向阎维藩汇报后，不但没有受到批评，阎维藩反而更加赏识这位青年人。后来，慈禧回北京后将沿路收的银两，存入大德恒票号，对大德恒票号的业务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由于阎维藩大胆使用贾继英，后来贾继英进步更快了，成了大清银行的第一任行长。阎维藩还非常重视发展实业，力主发展地方经济，在渠本翘等人领导的赎矿斗争中，阎维藩积极响应其的号召，开由大德恒票号出资白银3万两，支持赎矿斗争。民国3年（1914年），阎维藩又兼任了祁县益晋公司董事，后来，外国在中国设立银行，中国也设立过银行，阎维藩就向阎锡山提出建议，应将铜元局改为银行，这一建议被阎锡山采纳了，成立了山西省银行筹备处，由阎锡山任处长，让阎维藩具体筹办，征集股本，制定章程，编定营业计划。认定山西省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官私两项共集资本120万元，于民国8年（1919年）1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地址在太原市鼓楼街。首任总经理阎维藩，协理齐梦彪。山西省银行成立后，很快建立了董事会和监事会，通过选举，选出了乔尚谦、鲁奎儒、徐一清、王玠、贾继英、李步青、严慎修七人为董事；赵戴文、崔廷献、杨兆泰三人为监察；郝清照、阎毓芹等7人为候补董事；张汉杰等三人为候补监察。阎维藩将董、监事会建立起来后，又组建了组织机构，在太原设总管理处。总管理处下设总稽核、总文书、总营业、总会计及司券、司库，时称“四总两司”。另设太原分行对外营业。在各主要县城及地区也设了分行、办事处和寄庄。后来又在天津、上海、汉口、北京、石家庄、保定、绥远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山西省银行的用人制度，由于是曾任票号经理的阎维藩领导，所以也就沿袭了票号的一些封建旧习，如行员入行必须有社会名流或政界有声望的人推荐，找殷实铺保；入行后当练习生（即学徒），当学徒期间，只能站柜台，不给设座位，还必须给总经理、经理、协理等人铺床叠被，提茶壶、倒便壶、点烟沏茶、端饭、打手巾把。如不照此办理，就可能被辞退。行员的待遇也是三等九级，学徒期间每月只发3元津贴费，一等一级月薪140元，三等九级月薪6元。此外，在山西省银行，也和票号一样，实行了人身股制度，根据工作能力和贡献大小而评定人身股的多少，总经理最高，有的行员没有人身股。山西省银行一开业，民众信不过，阎维藩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信誉度，如延长营业时间，搞好服务态度，到处作宣传等。还采取了办票号时的特殊办法，那就是假运货，用骡驮假货，出出进进，来往运输，表示山西省银行资本雄厚。采取了这些措施后，营业额逐渐上升，盈利也逐渐增多。阎维藩尽管为阎锡山的山西省银行出了很大的力，但阎锡山还是对其不太信任。很快将徐一清（阎锡山的叔丈人）聘任为山西省银行总经理，换掉了阎维藩。
三、为国为民，入选首席参议员。
阎维藩还是一名为国为民尽心竭力的仁人志士。民国25年（1936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时，阎维藩为抗日救亡捐献了5000元，并当众销毁了1000余元的借据。他说：“国难当头，身家性命难保，还谈什么你借的、我借的！”1938年春，日军战领了祁县，想利用阎维藩的声誉，统治祁县人民，在汉奸带领下，日本军的铃本团长专程来到下古县村，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要阎维藩出任日伪祁县县长。阎维藩绝意不去，又不想硬抗，便采取了软的办法，装聋作傻，30分钟上了四次厕所，语无伦次，胡言乱语。铃本看着面前的“精神病”患者阎维藩，大为所望，将带领他的汉奸训斥了一气，扫兴而归。阎维藩不但不给日军卖力，还暗地里为抗日战争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经常向抗日军民献粮捐钱，并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希望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把日军早日赶出中国去，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的气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积极为根据地的民众办了很多好事，得到了革命政府和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所以，1946年3月，共产党领导下的祁县革命政府在祁县下古县村召开的全县代表大会上，选举参议员时，阎维藩被选为首席参议员。当选为参议员后，他革命热情很高，对解放事业表现了高度的热情，积极参加参议会，提供合理化建议。并捐助政府白洋4000元，小麦3万斤。在秋天的土地改革中，以开明绅士对待。1949年1月13日，阎维藩病故。
10．乔映霞：参加过同盟会的晋商财东
乔映霞，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于祁县乔家堡乔家，乔致庸之孙，乔家第五代掌门人。乔映霞青少年时，正值康梁维新变法，他崇拜康梁并对孙中山推崇备至，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倡办教育，改革陋习；主张禁烟，破除迷信；经商有方，善于筹划。民国10年（1921年），移居天津，1956年在北京病故，时年81岁。
一、生于富商之家，追求思想进步。
乔映霞，字锦堂，乳名成义，乡人称其为成义财主。乔家世代经商，到乔映霞的祖父乔致庸时，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富商巨贾。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乔家的生意。乔家的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市面，“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一直流传至今。乔映霞的父亲是乔景仪，过继给伯父乔景岱，人称“务财主”，为人机警，善于交往，久住北京，经商之道熟谙，是一个行家里手，后因在包头做霸盘遭忌恨，被人暗害身亡。乔映霞叔伯兄弟共十一人，他排行居长。乔映霞从小受过多年的家塾教育，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追求思想进步。在他青少年时期，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企图通过光绪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史称“戊戌变法”。他对康、梁十分敬慕。同时，向往西方文明，从而信奉了西方传来的耶稣教。乔致庸在世的时候，儿子辈仅剩三子景俨，乔致庸死后，本来由乔景俨当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乔景俨性格内向，不爱言语，不愿和人交往，所以，乔致庸一直没有让乔景俨掌握家政管理商业。而景俨也对乔家的商务不感兴趣，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而长孙乔映霞，脑子灵活，善于交往，而且从小学习用功，成绩优良，知书达理。所以，乔致庸把希望寄托在乔映霞身上，对其进行了认真的培养，言传身教，并让映霞处理一些商务。因而，乔映霞在商务方面很快就成熟了。但是，儿子辈还有一子，不能把家产全部交给映霞管理，更不可能让其掌握家政。所以直到乔景俨去世后，乔映霞才正式当了家。他当家时，正赶上辛亥革命。由于他思想进步，倾向西方民主，所以他积极地响应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他率先剪掉象征大清子民的长辫子，又脱掉了长袍马褂，穿上了西眼洋装，被人们称为“洋少爷”。乔映霞非常仰慕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还在天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的举动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有的人反对，有的人支持。总之，他的这些行为，在晋商人物中是少有的。
二、提倡国民教育，改革封建陋习。
乔映霞从小受过多年的私塾教育，思想先进，他深感教育的重要性，也十分关心教育。特别是他主持家政后，更是积极提倡办教育，兴学育人。他还积极主张破除迷信陋习，并身体力行，曾亲自带人在乔家堡拆庙宇，改学堂。除在家中办有家塾外，他还在乔家堡村办了一所小学堂。在这所小学堂里，他请了水平较高的教师，并采用了新式教学法，使乡村的孩子们能就近入学。同时，还选择其中优秀者送到太谷铭贤学校及天津南开中学、大学继续深造，有的甚至送到美国留学；因此，乔家堡的孩子们有很多上学深造的机会，上学读书的人比其他村里的要多。乔家子弟更是优先，多数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另外，在祁县中学和太原私立光华女子中学创办时，乔映霞都曾捐巨款资助。除此外，他对名人著述十分重视，不但自己认真学，还将一些名人著作刊印成书，供家人学习使用。他治家严肃，力戒游惰，时时谨遵祖训，办事出于公心。曾有这样一个故事，九弟映庚，体格健壮，少年习武，拜护院拳师车毅斋为师，颇得真传，以形意拳见长。有一次在家庭饭桌上映霞对其九弟说：“听说你武功颇深，你能用四个指头把这双筷子折断吗？”九弟映庚说：“这有何难！”果然，毫不用力，四个指头把一双筷子折为两截，映霞连声赞叹。然后，映霞又将兄弟们的筷子都收起来，令映庚用两手折，这下弟弟们都会意过来了。这不明白着是让大家抱成一团，拧成一股劲吗！于是，大家都低头不语吃起饭来。映霞接着又对众兄弟说：“大家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很高兴，希望以后同心同德，互相勉励，永记此事。”他时刻不忘对家人的教育。在家中，他不仅废除了女子缠足，提倡女子上学读书，并积极倡导体育运动。民国2年（1913年），乔映霞出任祁县第三区区长，禁种鸦烟，不遗余力。后因强行铲除烟苗与农民发生争执，酿成人命案件，事情被山西巡按使金永得知，想借此发一笔横财。为此，乔映霞去出走天津。直到民国5年（1916年），金永调离山西，乔映霞才返回家乡，继续经商。
三、善长谋划，再振乔家产业。
乔映霞，从小受祖父乔致庸偏爱。乔致庸将大德恒、大德通两个票号创立起来后，就交给了乔映霞。在乔映霞的精心管理下，这两个票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乔映霞管理这两个票号期间，其账期由过去的四年改为三年，账期分红，最高年份每股曾分红1万多两白银，一般情况下，每股每次分红也在七八千两，期限短了，但分红少于过去。所以，这两个票号在当时票号界影响很大。据《申报》1914年5月10日报道：“大德恒号，昔为茶帮，嗣后改汇业，财力雄厚，与三晋源等，尤足称者，壬子春间各汇庄微显动摇之兆，而该号掌柜陈照章早于债权接洽，历历认可，同时联号之大德通亦接洽成功。迨各帮或形难涩，或致破裂，而大德恒独见优裕，资力之雄固其一端也。”大德通票号的情况也很好。全国各地的票号于辛亥革命后，很快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衰败了，惟有大德恒、大德通等少数几家票号一直坚持到1940年后改为银号。为什么乔家票号能坚持时间最长呢？除了其资本雄厚外，就是因为乔映霞善于谋略筹划，会用人，所以在他掌管家政时能再创辉煌。首先，乔映霞会用人，使各号的掌柜能诚心诚意为乔家服务，给乔家赚了大量钱财。第二，乔映霞还十分注意用制度管人，他掌权后，曾于1884年、1888年、1901年、1904年、1913年、1921年，六次修改和制定新的号规，这些号规对号内经营、人员管理以及财东都作了详细而又严格的规定：第三，能善待相与。关于这点有一段这样的记述：“民国11年（1922年）的一天，在包头复盛全后院里，乔家财东乔映霞双手扶起一位老泪纵横的人。这个人是包头双盛公、双盛茂的东家杨志五。杨财东在包头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最近他的商号赔了个一塌糊涂，拖欠复盛全（乔家商号）的6万两白银，实在无力偿还，他上门向乔财东哭诉，乔映霞看他可怜，竟答应将欠款一笔勾销，杨志五立即伏地磕头，于是便留传下这段磕一头清欠6万两的故事。”在包头是这样，在其他地方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况。由于他能善待相与，和他的商号打交道的人也能善待于他，这也是乔家商业票号能冉创辉煌的原因之一。
乔映霞妻子去世后，在民国年间，他曾续弦娶了一个知识分子，因年龄悬殊，感情不合，结果离异，乔映霞受此打击后，精神不振，于1921年精神失常，虽然在天津、北京、家乡多处进行过修养和治疗，但仍不见效，于1956年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