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但敢于以票号垫借巨款赎回矿权、路权，而且敢于和洋商面对面地较量竞争，维护国家荣誉，保护国家利益，同时也善于学习最新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西为中用，抛开旧的认识、旧的习惯，清除旧有企业中的不良制度，为山西近代工业发展树起了一面旗帜。也为中国民族企业开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
3．同心协力，共御外侮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开放港口，上海成为外商侵华的重要据点，也是国内最大的国际国内贸易和金融市场，这里华洋商人聚集，西方的尔虞我诈的商业行为泛滥，使华商累累受害，于是华商共同抗御外商的事也就不断发生。
晋商在上海的力量，以山西票号为大，通常设有分号二十四五家，并在上海建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山西汇业公所”。
票号相当于现在的银行，是从事储蓄和汇兑业务的。汇兑分为票汇、信汇和电汇三种。票汇，又分为即期票汇和远期票汇，是汇兑业务的主要汇种。票号自诞生经营票汇之日起，不管汇票上书写抬头还是不书写抬头，只要确认汇票无假，也不管谁来兑取，一向是执行“认票不认人”的凭票兑付的制度。这种制度，赵三的汇款张四也可兑取，便于汇票转手和流通，免去了收款人兑款再向售货人交款的麻烦，深得商界称赞，堪称一良法。
票号一开始在上海设立分点，由于初来乍到，一切都不是很熟悉，再加上对客户群不清楚，有时因为兑付汇款资本准备不足，曾发生过“每有验票无误，转瞬饰词抵赖”延期付款的事，引起商界不悦。同治七年（1868年）商办状告上海县衙门，经县知事断定并出榜晓谕：“凡有远近汇票，无论本人或隔手向收，均应如期兑银，永远遵守，以杜流弊，而免滋讼。”自后30多年来，各地汇票到沪，往往并不兑款，或向洋商购货，或向钱庄抵划银钱，便利客商，大家确信无疑。但是，当汇票成为市场流通的信用工具后，在辗转流通中，遗失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当华商汇票遗失向票号挂失后，有一种牟利之人拾得汇票，或与洋商勾结来号兑款，或请洋人出场恫吓挟制，票号多有受亏。在这种情况下，票号运用“山西汇业公所”的力量规定，凡遗失的汇票，除向票号挂失外，还要登报声明和向英美租界会审委员声明转饬各洋商一体遵照，藉以防止再发生假外商势力坑骗票号之事。
然而，在中国横行已久的洋人根本不吃这一套，继续坑骗票号银钱。票号为彻底抵御外商的侵略行为，通过众票号共同议决，由“山西汇业公所”董事白云纬、范家俊出面，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1898年5月3日），具禀呈送英美租界会审委员，改“认票不认人”为“认票又认人”的制度。为给其改“认票又认人”提供根据，故意将其过去说成是“认票又认人”的。
“山西汇业公所”的禀文中这样样写道：“禀为汇票各有原主，若非人票两认，不得支取，预杜盗冒，而免讼端事。窃职等向在治租界分设汇兑庄号，专汇各省埠银两生理。凡汇票往来，必于汇券开头写明收银人之姓名或字号等字样，其持票来取，必须查明来人与此票所出抬头之人是否相符。假如汇给甲处之款，乙处持票来取者，即为人票不符号规，不得支取。是既认其票，并认其人，与本埠钱庄、银行之银票通行市面，认票不认人者不同。查汇项远处为多，原主带寄汇票每有疏失，或被盗窃，或被串骗，讼案累见。沪上为各国通商总会，中外云集，人类不齐。职等恐有前项假冒情弊，票落他人之手，或转向中外商人以票抵押银两货物，致丢失和争讼之端，环恳批准立案给谕，并乞照会各国领事存案，知照各洋商：此后凡有各省埠汇券到沪，但有抬头人名、字号字样之票，其银必交本人，既不能代人支取抵押货物，更不能如钱庄、银行之银票一律行用。人票苟有不符号规，即停支取，票落他人之手，便成废纸。职等为陈明号规，杜绝弊端起见，伏乞大老爷恩准批示施行，商贾均感实为德便。”
把以前汇票兑付制度改为“认票又认人”，与外国银行的汇兑制度是相符的，故而把以往“认票不认人”就说成是“认票又认人”，以此来瞒混外商与租界官员也是可以混过去的。但明眼人和了解票号汇票制度的人，一看就会明白，它是专门对付外商串骗行为的，所以只禀呈英美租界会审委员要其照会各国领事转饬洋商遵行，而并不要求华商一体遵行。此中的故事，租界官员并没有发现，于是租界委员详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并照会律法官备案，英美租界委员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给谕山西汇业职董。其谕文如下：
“军机处存记花翎补用直隶州正堂、办理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分府张录批谕知事。案据该董禀请照会各国领事知照各洋商，凡有各省埠汇票到沪，但有抬头人名、字号字样之票，必交本人收取，既不能代人支取抵押货物，更不能如钱庄、银行之银票一律行用，人票苟有不符号规，即停支取，票落他人，便成废纸，杜绝弊端等情，业经批示并据情详请道宪照会在案。兹奉道宪批开，已据情照会租界领袖德总领事并法总领事查明饬知，暨函知正副律法官一体备案矣，仰即知照，缴，等因奉此。合行录批谕知。为此，谕仰该董禀便知照。此谕。右谕山西汇业职董白云纬、范家俊准此。”
到此，改“认票不认人”为“认票又认人”的法律程序已经完成。
山西票号反抗外商侵夺和敢与正面抗衡的精神，深得舆论界称赞。《中外日报》1898年9月14日载文说：“幸票号力量较各号为大，故能齐心一力向各宪呼诉，以雪此数十年暗中之亏，以为后者百年之基。想见其办事人之毅力为不可及，其识见亦非专斤斤于目前者也。然票号如此，其类于此者，租界之上，恐尚不知凡几，其默默不言，不能向公堂一呈诉者，必其力薄而心志不齐故也。然若竟听其自然，则常此受亏安有终极，何不力诉之于官长，伺不登之于各报，以明同其此例，同受此亏，则宜同视此案办理，当亦有欣然愿从者乎！”这说明票号的民族情感和力量，胜于其他华商。
票号改行“认票又认人”的兑付制度，对于杜绝外商的坑骗行为，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但是执行一段后，华商尤其是上海钱庄感到不便，本来由钱庄转手向收的汇票，钱庄不能再做了，影响到钱庄的业务与利益，于是钱业董事屠成杰、谢纶辉、孙广鑫、刘秉耀等代表钱业向上海道申诉：“窃维西帮在各省开设汇兑票号，向须收到现银，或素所相信，方始出给汇票。比如天津某号所出之票汇至上海本号兑银，牌号上下相符，即使转账隔手，到期兑银，向来如此。怎奈，上年四月间，山西汇业职董以此后各省埠汇票到沪，但有抬头人名、字号字样之票，必交本人收取，如有不符即停支取，票落他人即成废纸，禀由会审委员张牧祥立案，实与商务不便，拟请恢复原案。”经上海道审议，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1899年5月7日）出示，废止了“认票又认人”的汇票兑付制度。
“认票又认人”制度的确立，前后历时近一年之久，由于票号只顾及反抗外商侵夺而忽视了上海市场的规律和钱庄利益，最终被无情的废止了，但它至少说明了票号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不畏强暴，具有反抗侵略的中华民族精神，敢于运用“山西汇业公所”力量与外商抗衡的，虽然时间不长，也是值得把这段历史书写下来的，也是值得晋商为之骄傲的。
4．货真价实，不欺童叟
“货真价实”和“童叟无欺”，这在很多老店、大店的店堂都能看到，是店铺对顾客的承诺。而晋商在这方面做的最为彻底，他们虽有吝啬之称，但在这一点上却绝不打马虎眼。
经商言利，天经地义。但晋商却绝不赚昧心不义之钱，他们的发迹是靠优质的商品，公道的价格，薄利多销所致。古语说：“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仁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亲相爱，不称霸，不凌弱，故而“童叟无欺”。“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含义。
一个店铺要赢得顾客，取信于顾客，固然有诸多因素，如店堂华丽，礼貌待客，服务热情等，但最根本的是靠优质的商品和公道的价格取胜的。因为消费者是为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才来光顾的。只有物美价廉才不怕“货比三家”，也只有物美价廉才会有回头客。如果以次充好，漫天要价，顾客也只是上当一次，下次必不再来，故为商家所忌。所以山西商人以“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为其经营最重要的原则。正是这种原则，使山西的老店、大店，都有自己固定的长期的客户，对这些客户可凭购货单送货上门，货钱不方便还可赊账。
义利相通是晋商价值观的核心。这种核心思想的一个表现，就是山西商人崇祀关羽，不仅因为关羽是山西人，主要因为关羽重义气，是义利观的典型代表，因而山西商人会馆普遍敬奉关羽，有的会馆馆名索性就叫关帝庙。山西商人的义利观，对待顾客已如上述，对待家族和同行之间亦是诚信不欺。介休县的侯氏兄弟分为两支，资财亦分拨清楚，“既而有耗减不支者，又两次混合而匀拨之”，后来因战乱，“商号折阅已甚，各房又有拮据者，乃以有余补不足，使之不相悬绝。三分三合，乡里皆传为异事”。袁嘉盛，其祖在明代自山西洪洞移居张家口为商。“嘉盛富而能仁，一夷商某来口贸易，嘉盛与之相识。康熙中，用兵厄鲁特，道阻，商欲急归，乃以资十万寄嘉盛所。且约曰：‘倘公欲营运者，启此无妨，后三年我来，但以原数归我可也。’”事后许久夷商不来，嘉盛探得夷商已死，不负朋友，如数将钱还给夷商之子。高平县在明代有个王珂，“服贾远出，抵扬子江，夜邻舟被劫。珂奋身往救，盗贼散，商船分金以谢，珂坚辞不受，一时高其义”。清代马村人王文宇，贸易直隶完县，“与葛东岗友善。东岗有子，惧不克自立，阴以八百金托文宇。无何东岗死，文宇教其子，将所遗金还之。完县令孔君，为立碑表其事”。凡此种种说明，尽管商人中不乏“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之人，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始终是山西商人的主流，从而造就了一支称雄商界五百余年的商人群体，为山西人赢得了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