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晋商，人们多有“小气”之说，然而事实上，晋商决不仅仅是一个“小气”就可一概括的，单看那些气势恢宏的大院阁楼，就知道他们骨子里有的并不只是小气，在需要“大气”时，他们绝不会吝啬于自己的银子。
1．晋商的大气魄
一、两百年前，在北平、上海、汉口这样一些大都市，曾广泛流传过一首民谣：“山西人大褥套，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这是在讽刺挖苦晋商，把他们看做“沐浴而冠的猴子”，有了钱就只想着赶快衣锦回乡，盖起一座座让人羡慕的大宅院。
山西省祁县乔家堡乔家大院伴随着同名电视剧的热播，已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这座气势不凡，巍然屹立于晋中平原的大院让人惊诧。
乔家大院是在乔家发家始祖乔贵发的手上开始兴建的，期间经历了乔氏家族的六代人的共同努力，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修建才最终落成。它的兴建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750年左右，也就是清乾隆中后期。而最后一次修建则是在1937年。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形式日益紧张，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已经伸向中国，所以这次修建刚刚着手，就因为中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
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乔家大院占地面积大约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这样的规模即使放到现在，同那些世界级的富豪住宅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晋商所修建起的深宅大院并不止这一处，乔家大院的规模也不是最为浩大的。仅乔家大院所在的山西祁县，占地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的院落就有十七座之多。据粗略统计，山西境内保存基本完好的深宅大院大概有一千多座。
这些古老的院落虽然散落在山西各地，由不同的家族在不同的年代修建而成，但它们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就是建筑规模都十分庞大。曹家三多堂建筑占地6700平方米，房屋276间。常家大院占地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房屋1500余间。在大院之内，仅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就有40多座。王家大院虽然地处偏险的吕梁山区，但它的规模并没有受到地形的限制，相反由于大院依山而建，看上去更加雄伟神奇。
晋商如此大的气魄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从目前散落在全国不同地域的明清居民建筑来看，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占地面积或者房屋的富丽堂皇，与晋商修建的大院相比都是甘拜下风。
由此可见晋商气魄之大，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晋商具有如此之大的气魄呢，他们为什么要化这么大的气力去修建这些只是用于居住的房屋呢？
事实上，这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晋商的心理因素，对于以前的中国人来说，落叶归根几乎是每一个游子心灵深处最大的愿望。四处奔迫，忙碌辛劳，不就就是为了能够有朝一日荣归故里？而晋商又恰恰是所有离乡背井的游子中，走得最远，漂泊时间最长，受苦最多的一群人。他们中许多人从十几岁就离开家去当伙计，学生意。不论是哪里的晋商票号，其伙计制度都是三年才允许回家探亲一次。如此计算，当一个60岁的晋商告老还乡时，他在外飘零的时间大约是四十二年！
那么在外发财的晋商在回到故乡后用什么是最能体现他的“荣耀”的呢？答案自然就是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盖起属于自己的宅院。
所以在晋商修造住宅时，做得往往比别人更投入，更加不惜工本，随着晋商的崛起，山西中部开始了此起彼伏地大规模修造房屋。数量众多的高墙大院密集地坐落在晋商的祖荫之地，既昭示着他们的身份、地位，又摆明各自的实力，故其气魄不可谓不大。
2．实业求国，力挽狂澜
同其他地区的商人相比，晋商很早就把目光投向了近代工业，1900年，山西商务局就曾主办了一个晋升火柴公司，但由于经营不善而效益不佳，濒临破产。
消息传出之后，各地晋商纷纷作出反应，意欲接管此企业，而最终“抢标”成功的就是杰出的晋商、爱国民族资本主义家——渠本翘。他与其亲戚乔雨亭以5000两银子的价格把这个官办企业盘过来，又注入13000两银的资本，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当时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值庚子之变后百业凋零之际。渠本翘的大胆作为给山西近代工业带来了希望，注入了极大的活力。
十年后，也就是公元1912年，辛亥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虽使山西票号商人受到冲击，但渠本翘一面筹备山西保晋矿务公司事宜，一面为双福公司继续购添排杆机，改进生产工序，扩大生产规模，使日产量增加到100～120箱，产品畅销陕西、山西两省及周边地区。十几年间，公司总值积累增至40万元，渠、乔两家各得红利20万元。渠本翘以他当时的官吏身份，开辟了一条民办企业的路子，使他成为山西最早的民族工业家，同时开了山西民族资本工业的先河。
双福火柴公司创办的巨大成功，引发了晋商中有识之士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的兴趣。与渠本翘共同筹办保晋矿务公司的刘笃敬，是山西有名的富商之一，号称刘百万。曾任清政府刑部主事，后又任山西商会会长。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先在阳曲县创办永泰煤窑；宣统元年（1909年），投资20余万元，创办太原电灯公司；同时于电灯公司附设机器面粉厂，此后又创办大同面粉公司。刘笃敬在辛亥革命前后还曾在筹办同蒲铁路时担任总办；他还接任渠本翘但任保晋矿务公司的第二任总经理，对保晋公司的管理制度进行过大胆改革。称得上是山西近代工业的先驱和奠基者。
继双福火柴公司之后，山西火柴生产企业迅速发展起来。闻喜商人段连岭筹集资金10万元，自办荣昌火柴公司；平遥商人赵鸿漠等集资9万元，创办金井火柴公司；新绛商人王廷甫集资10万元创办毓华火柴公司；平遥富商冀全义集资6．3万元，在汾阳创办昆仑火柴公司。前后经20多年，晋商几乎垄断了中国大半个火柴市场。
不仅是火柴业，在其余新兴行业，晋商也都做了初步探索和不断的努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官办新绛纺织厂宣告破产。十年后，晋省绅商集股重办，也未能奏效。但晋商始终没有放弃努力，1922年，徐子澄等人集股150万元，创建了晋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27年，新绛程关庄商人李通、李玉山父子在前人的遗址上，成功地建立“大益成纺织厂”，拥有6048枚纱锭。山西终于有了自己的近代纺织工业。
山西商人以卓越的远见和满腔的爱国热情又一次走到了其他商人的前列。
山西近代工业最有影响，成效最大的还是渠本翘、刘笃敬筹办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渠本翘本人入股银5万两。继渠、刘之后，第三任总经理崔廷献，是一个窖主兼地主的士绅，他毕业于山西大学，有一定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第四任总理是常氏家族的常旭春，曾任山西大学教授。另外协理白象锦、总工程师张景良，均是留学海外的商材生；总稽核杨仁显是英国伦敦帝国大学毕业生。保晋公司领导层的总体素质很高。总公司的职员75名中，光大学生就占了17名；阳泉各矿厂职员68名，大学生5名。这样的人才和知识结构，使保晋公司具备了引进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管理经验的条件，这在当时国内企业中是绝无仅有的。
从组成模式看，保晋公司已初具资本主义企业的各种条件，公司的股份制在吸取晋商过去实行的银股身股股俸（份）制的基础上，按照新的资本主义企业有限股份制的办法加以改进。股东大会是保晋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分常会和临会两种。常会于每年度结账后举行，负责报告上年营业情况、结算情况、分配盈利、筹补亏损等，并选举董事和监察人，由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即是保晋公司的领导机构，由董事会选出主任董事主持工作。主任董事、董事每届任期三年，一般由13人组成。监察人经股东常会选出，由8人组成监察小组，任期一年。凡公司账目、财产、业务可随时检查，年终负责查核公司账务、并署名报告。这对于营私舞弊、侵吞公款，或伪造账目、股票、图记等诈骗行为，是个极好的自我约束机制。
经理、协理都是在董事会上共同推举而产生的。经理按照董事会共同意见，具体主持公司事务。改变了过去经理权力至上的办法，经理要对董事会负责。1916年至1932年保晋矿务公司又针对公司中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减少中间剥削，缓和劳资矛盾，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对平时工作谨慎的工人，以增加工资作为奖励，年末还给以额外分红。对招用职员，由推荐制改变为正式考试录用制，为此公司明文规定：“凡有荐举职员者，必须用函件通知本公司，先行登记，遇到急需人才时，由公司定期召集，分别考试，如能合格，再行录用。”这在山西商号、票号中就曾严格实行过，如今在近代企业中又不得不严格申明，以抵制并杜绝官僚作风的浸染。
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在当时是全国民族资本创办的最大煤矿公司。它除了在阳泉大规模开采煤矿外，还先后在大同、寿阳、晋城成立了分公司。同时还开采铁矿，建立了一座炼铁厂。
在20世纪初期，全国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民族工业在轻工业生产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在重工业方面，却面临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举步维艰，而晋商在护矿保路，争回利权的特殊背景下，于极其艰难的处境中挑起了向开矿冶炼这一重工业方向投资的重担。与轻工业相比，重工业投入资本多，资金周转期长，利润率低，技术、管理水平要求较高，没有一定的资本和过人的胆略是不敢冒此风险的。然而，晋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再次体现出来，并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