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启功说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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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启功最容易被误解的六个问题

批评家与表扬家:关于作者的立场与视角

从1957年反右运动、特别是“****”以后,文艺批评敢言直言的风气为之一变,在改革开放后,随着艺术市场的形成,艺术批评更是整体蜕变为艺术表扬,在美术界,除了个人恩怨与团伙帮派的斗争会有剑拔弩张的批评(其实只是大批判)以外,一般情况下在报刊与图书中,顶着美术批评的名义的已经基本上全是美术表扬了。中国没有了美术批评家,只剩下了形同广告文案的美术表扬家,这是一大怪现状,也是一大悲剧。

美术批评家应当站在学术立场,跳出利害关系,不靠所写的文字从被批评者手里换取报酬,也不用所写的文字报复打击以泄私愤,对所批评的人或作品完全是出自独立的见解与观点。这样的美术批评,无论是赞美还是贬斥,都不失公允、客观、理性、超然,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良知与良心。不盲从,不附和,不应酬,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这是我从事美术批评的原则。古诗有云“调与时人殊”,这其实并不是有心标新立异,而是本来的正格即当如此,只是社会风气污染严重,反而使清者显得与众不同。我本人与启功的关系,只是一个学者或美术报刊出版人、编辑与学界前辈与书法名家的关系,我不是启功的学生或弟子,也谈不上是忘年交,不是启功的崇拜者与追随者,只是他的欣赏者与学习研究者。我认为自己的立场是公正客观的——而在启功生前生后,凡是写到他的文章或图书,几乎全是一边倒,以至于我在动笔评论启功时,不由要考虑是否会因为没有一边倒、而是有保留地欣赏而引起误会。古训有云:“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中国现在缺少的正是谔谔之士,余虽不敏,天性未能从俗,正所谓无欲则刚,我之于启功先生,无恩无怨,只就学问论学问、就艺术论艺术,所以还是一吐为快,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不必像某些启功的学生或弟子那样在公开场合永远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的评论可能多有谬误,但是却表里如一,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教。如果有人觉得不正确,尽管批判。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虽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这是启功先生六十六岁时撰写的墓志铭,在报刊与图书中传播甚广,成为当代达观名士的一段佳话。人们都欣赏这种自嘲的冷幽默,但是绝大多数人没有领会,按照古今中外的传统,一个人的墓志铭要么是自我总结,要么是自我评价,总之都要与生平相符,不会完全是玩笑。启功也不例外,在墓志铭中固然有自谦与自损之处,但更多的则是客观写实,倘若我们句句当成真心话来看,因为全篇不仅没有笑意,简直字字是泪!然而,世人还是更愿意曲解或误读这篇墓志铭,这是社会风气使然,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沦入喜剧小品的时代,远离了悲剧,远离了严肃的思考。

启功是个传奇性人物,而古往今来凡是传奇人物,都会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身世与经历。对于启功,公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他的学问、他的书画、他的鉴定以及他的师友、他的为人处世,无不津津乐道,可以说,从80年代开始至今,在书画文物圈与京城文化界、教育界,特别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启功是个很多人都喜欢谈的话题。启功其人、其学、其艺,为人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谈资。这一点,可从他去世后涌现出的大批回忆、传记性的图书与文章反映出来。

启功不同寻常的身世,跨越了袁世凯、北洋军阀、******、日本占领直至新中国成立、反右、“****”到改革开放等错综复杂、变化剧烈的各个历史时期,历尽沧桑,旁人如果没有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以及对他的经历的了解,就很难看得清楚、说得明白。因此,启功在成名后,也即80年代以后,其实是个最多被人误解的人,他的名气太大,对他的误解也就最多。。概括起来,启功最容易被人误解的,有六个问题:

误解一:启功是失学青少年,靠自学成才

“中学生,副教授。”这六个字成了启功的标准照,以中学生而进入大学执教,这是传奇经历。“****”结束后,恢复高考,极难极高的考试门槛把百分之九十几的考生拒之千里之外,自学成为全国性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启功就成了不上大学同样可以成为大学教授(事业有成)的样板之一。

但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是,要成才,是不可能完全靠自学的。启功只是没上大学而已,他并非自学,他的老师都是极一时之选,学画能拜在吴镜汀、齐白石门下,可见不是一般城市里的贫苦孩童。进而言之,在1949年以前,从皇室开始,权贵富豪的子弟大都不肯入学校读书,而是聘请私人教师,末代皇帝溥仪就是例子。与启功同是书画鉴定家的徐邦达,也没上过学校,而是在家里跟名师学。

青少年能够请到或拜到名师,无疑与个人天赋与才能关系不大,主要靠的是家庭背景。启功是典型的八旗子弟(此处没有贬义),虽然家道败落了,但是祖荫尚在,准确地说,他的祖父结交的官员与文人,在社会上还有很高地位与影响。

启功以中学生学历到大学教书,完全是陈垣慧眼识才。陈垣之特别青睐启功,在才学之外,还有回报故人的因素。皇城根下的子弟,与外地的平民百姓子弟,在这点上是无法相比的。陈寅恪、钱锺书都是出自名门,在这点上何其相似。

误解二:启功主要是书法家

启功的专业是大学中文专业教师,他过去最向往的是当画家,他与书法的关系,只是他作为书法家的名气最大,其实,他更多的是书法学者。作为书法家,启功自己反复讲过,天性并不善书,虽然后来发愤学书,然而其造诣与成就,可能自己也并不满意。社会上常有人推崇启功是书法大师,正如外行传媒把季羡林冠以国学大师的头衔,这是善意的赞许,但不是科学的评价。盛名之下,启功字体甚至成为电脑中字库中的一种字体,由专业公司开发设计出来。当代书法家中,此前得到这一待遇的是舒同,舒体很早就成为电脑里预设的几种美术字之一,广泛应用。不过,由于技术门槛的不断降低,字体开发也像Dv一样,只要有资金、有卖点,谁都可以把自己的字体设计成电脑字体,影视娱乐界明星就有这样做的,而且还成为炒作的题材。

中国的书画家,“****”以前还是有标准、有门槛的,因此名下无虚士。而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文化浩劫造成的书画传统的沦丧,造就了很多徒有虚名的书画家,而人们只认头衔与名气,根本不懂书画,这本身更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所以,最有名的书画家,不乏其实根本没多少水平的俗手与低手,而随着年龄与名望的积累,在书画界的地位与名气渐渐地变为既成事实,可以倚老卖老,似乎越老越值钱。这种畸形现象,已经让书画界有识之士为之郁闷久矣,以至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即有以退出书法家协会相抗议的书法家,如吴丈蜀。

对启功先生一生的成就进行全面评价,恐怕还是他的墓志铭更为符合事实:教书育人是他最大的成就所在。在书法领域,启功的贡献在于书法理论与书法教育,他所主编的几种书法教材,与其他教材相比,要更简洁而扎实。

误解三:启功牌匾写得好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是世界上启功题写的牌匾最密集的地方,不大的校园里不知有多少学院、研究所乃至一般高校内都有的附属设施都挂着启功的牌匾。北京师范大学有史以来不乏大师泰斗,论学问与成就,坦率地说,启功并不是名列前茅的。就是在书法的学养与艺术成就方面,也还有不止一位名家。但是,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却很少能见到其他著名学者与教授的题匾,到处都是启功的字。

启功的书法娟秀,宜小不宜大。即使是写擘窠大字,启功所用的也是蝇头小楷笔法,因此,一旦放大,骨力便显出软、松、懈,与中国传统牌匾榜书所崇尚的厚、重、黑,完全不沾边。启功先生一度提倡书法使用简化字,而且也一再用简化字题写校名等牌匾,这在响应政府语言文字政策上固然是积极模范,然而,书法与简化字本身似乎很难兼容。在启功亲笔题写的牌匾中,又以使用简化字的最为不和谐。

在书法文化常识不普及与书法审美标准杂乱无序时,这样的牌匾当然不比大量的官员题写的牌匾更差,不过,如果以之为最值得敬仰或效法的书法典范,则实实会误导正处在学习阶段的青少年。市面上很多启功题写的牌匾,只说明启功的书法家名气大,慕名求匾的多,并不意味着启功善于写匾,甚至不意味着启功的书法好。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所见到的启功题写的牌匾,就都不算精彩,甚至可以说,在艺术水平上很一般。同一人所题的牌匾如此高密度,一方面反映启功先生德高望重、校内各部门都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如今社会风气的过于一边倒,不避雷同,而且没有严格的标准衡量取舍。极而言之,这一现象从侧面折射出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艺术趣味荒漠化,人云亦云,没有分寸感,一窝蜂直到臭了街。

以启功先生对书法的精研造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洞悉,当然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写的牌匾在本校太多并不合适,然而或者是关系太熟、无法推脱,还是题写了。

误解四:启功是国学大师

国学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以经史子集为核心,在专业上大概涵盖高校中的中文、历史、哲学、美术、音乐、戏剧、中医、农学、园林等领域。国学以小学、经学为主体,诗文为辅翼,余项则为须尾枝节。所以,自民国以来有国学这一说法之后,世所公认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章太炎,都是以小学、经学立基,而又兼及诗文。

所谓大师,必须是同时代同领域最杰出者,还得能与前辈大师比肩而立不遑多让。大师是跨越时代的,每个大师都是永远耸立在人类知识文化的王国里的高峰。

在这个意义上,进入21世纪,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国学大师的。因为只是在同时代出类拔萃而无法与前人相提并论,则不免有五十步笑百步之议。启功无愧国学学者或国学专家甚至国学权威的称号,但是,国学大师这一顶桂冠,对他恐怕还是太沉了些。

启功先生毕生所从事学术研究,几乎都有其他学者的同题著作,在开创性与独创性上,可以说并没有迈越群伦之处。

启功先生在国学意义上最主要的学术成果,大概就是收在《汉语现象论丛》里诸篇,其中包括《汉语声律论稿》。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在汉语言文字学界,启功先生的这些文章或著作,一直是少有反响的,也少有人引用或评论,倒是在汉语言文字专业领域之外的书画界,有若干评论与引证。这种情况启功先生自己在书中都明确写出来了。

学术评价是极专业的事情,尤其是高层次的学术成果,真正有资格评价的也许只有不多的几位专家。显然,启功先生不能被认为是有巨大影响与成就的语言文字学家。相比之下,在中文系的语言文字专业,与启功在治学领域有着重合之处的王力先生,在词汇学、诗歌格律学等领域都有专著,影响无远弗届,学界公认,非徒虚名。

误解五:启功先生命运多舛实际上,启功称得上是少有的福将,从民国到去世,除了曾被打成****以外,几乎没有经历任何磨难。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启功先生多次自称是靠抄写大字报练的书法,号称大字报体,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能够长期抄写大字报,显然就不是运动的打击对象或目标。他也曾面临过抄家的危险,大兵压境,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可是居然侥幸逃过一劫,只是被阶段性查封而已,没有遭受大的损失。

启功先生后来被借调到中华书局,标点《清史稿》,所以,当我向他请教陈垣先生当年是否通读过二十四史时,启功先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通读二十四史也是很平常的事的意思,轻描淡写。中华书局的借调,在启功一生中是极为关键的转折点,他后来的《诗文声律论稿》与《启功丛稿》能够在中华书局出版,奠定了他的学术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晚年功成名就的最主要决定因素。

在举国焚书坑儒、停课闹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环境中,连钱锺书这等超级读书种子都落到只能在河南、湖北乡下干校天天啃一部《辞海》的地步,而启功却可以从事整理正史的工作,这在全国的知识分子中也是极个别的幸运例外。启功先生到了晚年更是众望所归,先是******文物鉴定小组组长,后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声名天下闻,中央文史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等极有地位的荣誉职务也都一一被兼任。固然是启功先生才学实至名归,但也折射出来国已无人的严酷现状。

误解六:启功先生笑口常开是好好先生

启功先生人缘好,也喜欢开玩笑,平日多是笑眯眯的,不过,他是外圆内方,在性格上有刚的一面。

徐邦达与启功先生是书画鉴定的老同事、老朋友,徐邦达2001年在北京荣宝斋举办书画展,启功先生特意冒雪乘车前往,可见二人关系;2003年徐邦达艺术馆在海宁开幕,现场展示并朗诵了启功特意创作书写的贺词,我当时在场,事后启功先生对我说起那首词的内容与所指,我才明白其中不光是祝贺。

原先一度有过“启功不打假”的美谈,而且在很多场合启功先生说过“凡是写得好的就不是我写的”之类的趣谈,但是在最后的岁月老先生却打起了官司,对拍卖行里有人公然造他的假牟取暴利拍案而起。其实,启功先生的前后言行,并不对立矛盾,不打假时,是因为启功先生认为某些搞字画的人混不上饭吃,仿临他的字蒙几个钱花,他认为怪可怜见的,都不容易,所以一笑置之。后来打官司,则是因为世风曰下,人心不古,造假已经不止于是为了谋生,而是要发大财,若再容忍,就是纵容犯罪!对于弱者可以同情谅解,所谓“大人不计小人过,无君子不养小人”,而对贪得无厌的强盗,则“是可忍孰不可忍”。启功先生是很有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