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甘肃民怨越积越深，爆发了苏四十三的起义，乾隆派阿桂领兵前去镇压的时候，阿桂将捐监的实情禀报了乾隆，乾隆知道后大发雷霆，质问和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面对这样的情况，和珅是这么回答的：奴才到达甘肃之后，确实细细核对过府库帐目，并没有发现什么虚假不实之处，现在想来，一定是奴才无能，受了蒙蔽，那些粮仓，未必即是捐监的粮仓。
乾隆当然不是傻瓜，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肯定不会让和珅这么简单的蒙混过去，于是便责问他是不是收了什么贿赂所以才谎报情况。和珅为了逃脱险情，装作惴惴不安的样子对乾隆说：奴才确实收下了勒尔谨送与的四颗宝石，因为这几颗宝石实在是太好看了，奴才想，这样的宝石要是公主佩戴，必是好看，这才收下，现在已经在后宫公主处了。现在回想，奴才当时是有些托大，被陕甘的官员稍一吹捧，就有些飘飘然了，那帐本仓库必定是他们假做的。肯请皇上治奴才不察之罪，和珅说完这些话自己连忙跪地请皇上治罪。
乾隆听了觉得和珅说的也有道理，地方官一个奸滑狡诈，那时和珅初次办案，又年青气盛，捉弄于他也是很有可能的。由此看来和珅这次也当属于无心之过，也不能全都怪到他头上去。就这样，一桩天大案子，到了和珅这里变得轻如鸿毛了，原本应获得重罪的和珅也在花言巧语下化险为夷。
所以和珅也是个聪明人，他总是在乾隆正式发难之前，先给他造成一种与已无关的假象，要么自己早就发现了别人举报的案件，要么自己就是被人蒙在鼓里，不知而不罪。再重大的责任都被他推脱得干干净净。并且还能给乾隆留下好印象。
和珅这一招之所以屡试不爽，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乾隆皇帝心中偏袒和珅，别人在他面前告和珅的状，他的第一反应是不过是和珅得恩宠太多，遭人嫉妒，所以先不考虑人家告状的内容就先对告状人产生怀疑了。等到和珅一巧妙辩解，见有理有据，合情合理，马上深信不疑，哪怕铁证如山，乾隆也很难治罪和珅。而乾隆对和珅的偏袒，表现最为突出最具体的事件，恐怕还是前面提到的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管家刘全一案。
五、揣摩圣意登峰造极
和珅侍君二十五载，成为乾隆晚年须臾不可离的人物，他细心侍奉，亲自与侍卫一起给太后肩舆，身为宰相，在朝上为老迈的皇帝接唾，可以说，和珅受到了乾隆极度的信赖与恩宠。
关于和珅是乾隆帝的知己，民间还有一个传说。乾隆三十年（乙酉年）乾隆帝出完了贡士的考题，让太监将《四书》送还内阁。和珅向这位太监打听皇帝出题时的情状，太监说，皇帝捧着论语的第一本，从头翻到尾，这才微笑着欣然命笔。
太监只不过短短数语，和珅却从中窥到了机密，他翻到最后几页，深思良久，猜出是从“乞醯焉”这三个字上出题，因为“乞醯”二字，嵌有“乙酉”两个字，与这一年的干支暗和。他把这个秘密泄露给某些人，结果这些人果然考中。而和珅的读心本领由此可见一斑了。
乾隆帝非常疼爱他的小女儿和孝公主，因为这个公主与他长得非常像。乾隆常常对和孝公主说：“你可惜不是个男孩，要是男孩的话，我一定立你为太子。”和孝公主刚毅坚强，不比一般女孩子柔弱，据说她十多岁就能拉弯十石硬弓，乾隆对这个女儿非常宠溺。
和珅为了让乾隆开心，总是想方设法地讨好和孝公主。有一次，他们去圆明园游玩，圆明园福海之东有同乐园，皇帝每年赐大臣在这里观剧。乾隆年间，每到新年，园中还设有一条买卖街。这条街上，凡古玩估衣，茶馆酒肆，一切应用之物，应有尽有。这些走买坐卖的，都是那些专门为宫中办事的皇商经营。
一日，和珅陪同乾隆帝和和孝公主来到买卖街闲逛，走到一家店铺门前，和孝公主见到一件大红呢夹衣，微露喜欢之色，和珅立即以二十八金的高价把那件衣服买了下来，进献给公主。以后，和珅更能攀龙附凤，成为皇帝的儿女亲家。他将女儿嫁给宗室子弟。乾隆帝为他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丰绅”为满语“福泽”之意），得尚乾隆帝的爱女和孝公主。和珅可是权势熏天了。
也许有人认为，自乾隆三十九年于敏中结交太监高云从的事件暴露后，乾隆帝就一直想找一个在拟旨方面可以取代于敏中的人。而恰逢此时，和珅从众人之中遂脱颖而出。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使臣也写到在乾隆帝出行的时候，“和中堂紧随着皇帝御驾后面”，“除了和中堂之外，没有其他大臣和皇室宗亲人等跟随着皇帝陛下，足见和中堂地位之特殊”，“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所以，和珅平步青云，得宠于一身，其升迁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乾隆帝的内弟傅恒。当年傅恒在乾隆五年任蓝翎侍卫，两年后迁内务府大臣，而和珅在受乾隆帝赏识一年后由侍卫升为内务府大臣；傅恒从乾隆五年担任蓝翎侍卫到乾隆十年入值军机，用了五年的时间，而和珅却只用了一年。
乾隆帝特能作诗，喜欢触兴吟诗并到处题诗，不过并不是所有诗都是乾隆亲力亲为，也有不少由词臣代劳，和珅就是词臣之一。和珅能在众多词臣之中讨得乾隆喜欢的方式就是大肆赞扬乾隆。他说：“皇上万机之余吟咏，分章叠韵，精义纷论，立成顷刻，真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昔人击钵催诗，夸为神速，何曾有咏十余韵至十叠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乾隆皇帝作诗万首，却没有一首有名的诗是他留下来的。
乾隆帝上朝时，咳嗽吐痰，和珅立即“以溺器进之”。这件事本来是御前侍卫做的事情，和珅当然做得很好。由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和珅与乾隆帝之间的关系的亲昵成分。当年汉武帝用儒者孔安国做侍中，执掌唾壶，因为可以与皇帝零距离接近的缘故，时人都以能跟皇帝如此亲近接触是一件极有面子的事。和珅此举，当然令满朝文武羡慕。
当然，和珅并不是此举的开创者。北宋有一位奸臣丁谓也做过类似和珅这样的事情，一次在中书省进餐，宰相寇准的胡须沾上不少菜汤，参知政事丁谓起身替他擦拭，寇准笑着说： “参知政事是国家的大臣，怎么能干出为长官擦胡须的事呢 但是不可置疑的是，越亲密越容易分享到权力的滋味越能拉近与君之间的距离。
康熙可谓明君，乾隆好大喜功，常常喜欢拿自己与康熙帝做比，也常常把自己比作康熙。所以，他认为康熙帝六下江南是应该的，他自己也喜欢游山玩水。应该向康熙仿效。乾隆南游路线也是沿着康熙帝当年南下的路线。
然而南游耗费巨大，正直的大臣如纪晓岚就劝乾隆帝不要出游了，被乾隆骂一个狗血喷头。和珅知道皇帝的喜好，则跟纪晓岚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对皇帝爱出游极力赞成。从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和珅担任内务府大臣时起，乾隆就把理财的重任交给了他。和珅负责为乾隆帝理财，必须保证银子花的跟淌海水似的，又永不枯竭，皇上才高兴。和珅是捞钱能手，工作很称职，于是更加得到乾隆帝的赏识。
现在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乾隆帝六次南巡，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巨大耗费，是乾隆后期国力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珅的贪赃枉法。皇帝的开销由内务府支出，当内务府不敷支出时，和珅可以用崇文门的关税所得供内务府开销。
和珅为皇帝筹款要督抚“贡献”，羊毛出在羊身上，钱最后还是得老百姓分担。而地方官吏层层摊下去，某些地方官吏甚至借机多捞。有的官员说： “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州县恃督、抚、藩、臬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得其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旧例，牢不可破矣”。
六、和为皇家弄钱甘愿背黑锅
和珅为皇家弄钱的另一手段是把其他官员的财产抄没归公，当然是抄罪臣的家。官员们贪污受贿后终归要把钱财运回老家，或购田建宅，或藏匿转移。雍正帝时期，就大兴抄家之风。在这方面，乾隆帝也不甘落后。被查抄的财物不管是侵吞的公帑，还是搜刮的民脂民膏，一律收入内务府库，成为皇家财产。
和珅经手的抄家案子甚多，他的精明手段很能称乾隆帝的意。比如，乾隆后期最大的一起贪污案，乾隆四十六年，清查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为首的侵吞“监粮”案，就为皇家回收了300多万两白银。除了银子，还有乾隆帝喜欢的珍宝字画等。
乾隆四十五年，在和珅的提议下乾隆帝批准创立议罪银法。根据官员的罪行轻重罚银赎罪。这主要是针对地方官员而设的，但议罪的对象也包括富裕的商人，因为他们更有钱。议罪银收入，大部分解归内务府广储司供皇室消费，少部分留在地方作水利工程等用途。承办和追取议罪银的，是军机处专门设立的机构“密记处”。密记处由和珅直接负责，秘密进行。这也算是和珅做户部尚书为皇家搞的一项创收。
吏部对罪官正常的处罚是罚俸和停发养廉银。名义上议罪银是比吏部所主管的公开罚俸制度更轻的处分，但在实际上却更严厉。因为罪官出多少赀赎罪，没有一定的标准，由罪官自定。罪官为保险起见，也多自愿从重认罚。乾隆帝抓住罪官的这一心理，让罪官自报认罚的数量，由官员本人自己评估官缺肥瘦及收入多寡，谁敢少报呢？其经济惩罚自然要比停发养廉、罚俸重得多了。皇帝雅好字画古玩，缴纳艺术品也能博取皇帝欢心。和珅积极推行议罪罚银法，为乾隆帝聚敛了大量银子和艺术珍宝。乾隆帝真是精明透顶了。
为了从官员身上弄更多的钱，一些官员交纳议罪银均由和珅代奏代办，议罪银的数额虽说是由罪官自定，罪官也要大致了解皇帝的胃口，自己尽量少损失而又能满足皇帝的胃口最好。这就要从乾隆帝的知己和珅那里摸清皇帝的底牌，为此他们也要贿赂和珅。这样，岂不是要交两份罚款了？如果不交两份罚款，和珅必然会在皇上面前给罪官上眼药，那么，乾隆帝就会不满意罪官自认的罚款。如果和珅替罪官说上几句好话，就可以继续任职，甚至能补上更大的肥缺。这又成了一个新的陋规。当年，雍正帝极力铲除陋规，如今乾隆帝却又制造陋规。
和珅提出议罪银制度，为皇帝带来数不清的实打实好处，因此自从这项制度实施以来，和珅的权力和财富都大大膨胀了。为了遏止和珅，并使官员们的贪污行为有所节制，乾隆五十五年一月，内阁大学士尹壮图上奏说：“近来朝廷的有些严罚示惩，反而近于宽纵。如督抚自蹈愆尤，不予罢斥，不过罚银数万，以充公用。因有督抚等自请认罪罚银若干万两者，得到宽免。在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靠属员资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不得不曲为属员庇护。是罚银虽严，不但不能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忽易与之念。臣请永停罚银之例，将罚项改为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常，或即罢斥，或量才予以京职，不许再任外职。”
尹壮图说得句句在理，陈辉祖确实就是因为其弟侵吞冒领赈济银两，自行议罪，认罚3万两银子，因不堪重负，才去侵吞1600两银子。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姓富察氏），勒索属员白银8万两，国泰的父亲文绶在一年前缴纳的议罪银恰是8万两。两者之间的关系已是昭然若揭了，不过，尹壮图的陈恳上书并没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够重视。
都是为大清江山社稷服务者，尹壮图身为臣子，提出对议罪银的异议，出发点是吏治的清浊。乾隆身为皇帝，身负治国之责，出发点却是财源的创收。乾隆帝反驳尹壮图说： “督抚等坐拥厚廉，以其尸位素餐，故议罚充公之项，一令其自出己赀，稍赎罪戾，亦不过偶尔行之，非定例也。”贪官污吏所谓的罪行，归根结底是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经济上惩罚他们，也必然更加重老百姓的负担。记大过，没有银子入府库，就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到了乾隆晚期，政绩与银子是画等号的，只要有银子往上交就好，对于督抚，只要自己出钱就可以“稍赎罪戾”。那么，“罪戾”与政绩也就混淆了。
很多人认为，乾隆到了后期，其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已经不再是年轻时候那个意气风发锐意进取的坦荡君子，晚年实行的政策也与青年时期大相径庭。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乾隆帝曾说，对于地方官员的亏空，限内完赃减等条例将使他们更加肆行无忌。当初他曾批评那种看重经济政绩，而轻视教化政绩的治国思想。从表面上看前后有巨大的变化，其实本质上来都是一样的。所谓“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臣奉君；子奉父；妻从夫，不可倒置也”。（《清实录》乾隆十一年六月）这话是他年轻时期说的，这就是乾隆帝一以贯之的君主为国家主体的思想。
乾隆帝文过饰非而不许臣工批评，忠言逆耳，他对于尹壮图大为不满，要尹壮图就奏疏中所说督抚中有人“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派令资助”，据实参奏。尹壮图回奏说： “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若问勒派逢迎之人，彼上司属员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当年，康熙帝提倡风闻上奏时也说过类似的话，然而尹壮图用这话答复乾隆明显顶撞了皇上，惹皇上不高兴了。
尹壮图是个清朗正值的人，熟读四书五经，不比和珅圆滑世故。因此尹壮图将所思所虑用之于治国；和珅的目的不过就是讨好皇上迎逢皇上，包括他的弱点。尹壮图说吏治有问题，乾隆帝认为是对当今太平盛世的诬蔑。这本不是同一件事，因为尹壮图的得罪，乾隆帝故意混淆两者的区别。无非不满此人以势压人。
从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至五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连降十余道谕旨打压尹壮图。很多人以为乾隆帝被和珅蒙蔽，不了解民不聊生的现状。事实上，乾隆是个聪明人，他对实际情况其实是清清楚楚的。
为了反驳尹壮图，乾隆还命尹壮图随户部侍郎庆成到各地去“盘验仓库”，以确证现在是否为小康社会。尹壮图要求“密往访查”亏空，才能得到确实情况。乾隆帝却说是“无此政体”。又说：“即使偶有亏缺之处，一闻钦差启程信息，早已设法弥补”，所以，压根也没什么好查的，不过是故意为难尹壮图。
庆成奉命出差并且沿路有驿站的接待，按品级支取廪给。尹壮图是“自请盘查之员”，只供驿马，不得支取廪给。尹壮图沿途辛苦窘迫不堪。陪着庆成到处观察大好形势。首先在山西大同盘查仓库，结果自然是“丝毫并无短少”。再历时四十天从山西赶到山东、直隶、再往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