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做出如下四项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方面的诚意，对于国民党内部震动很大，孙科、冯玉祥等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决议案。宋庆龄、何香凝等着名左派人士也要求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迫使国民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在这种条件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机基本成熟。
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直接同蒋介石谈判。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在党内早期的地位曾经一直在毛泽东之上，也有机会成为中共的一把手。但是淡泊名利的周恩来一直不肯接过最高权力的“大印”，甘做副手。他的谈判和外交才能，在中共高层中无人可及。派他同蒋介石谈判，是最合适不过了。
1937年3月上旬，在西子湖畔，蒋介石终于见到了分别十余年的昔日同事周恩来。周蒋杭州高级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蒋介石承认，中共具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蒋介石还说，由于国共分家，致使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要求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蒋介石希望在这次中共转变政策之后，能与他永久合作。
蒋介石表示，今后关于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仍由陈立夫负责与中共商谈；关于红军的改编及其经费问题，由宋子文负责与中共商谈。
1937年3月30日，周恩来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后，众领导人都感到很兴奋。4月9日，周恩来电告蒋介石：“归肤施（延安）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4月15日，蒋介石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召来张冲道：“你马上去西安找周恩来，催其迅速弄好双方合作纲领及编制人事问题。这事不能再拖延了。”顾祝同得到蒋介石的旨意，不得不给周恩来连去数电，敦促他去西安。
中共方面却不急不躁，与顾祝同打了十来天“电报官司”。4月26日，周恩来再次风尘仆仆地登上了国民党派来接他的飞机。6月4日，周恩来到达美丽的庐山。庐山一直是国共领袖们青睐的避暑胜地，蒋介石和毛泽东都瞩目这块福地。
在庐山的谈判桌上，周恩来和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对峙。周恩来很快发现，与杭州会谈时相比，蒋介石的态度向后倒退了。杭州会谈时，蒋介石曾答应红军改编后可在三个师以上设立总司令部，但是现在却改为设立政治训练处指挥，并公开要求朱毛出洋，企图把中共融化在国民党内。
谈判的进程一波三折。出尔反尔的蒋介石提出不设总指挥部，各师副职由国民政府委派，可以在团以上部队设政训处，负责政治工作，师上面的政训处，由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特务头子康泽任主任（11年后，作为襄阳警备司令的康泽被我刘邓大军俘虏）。蒋介石还要求，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部队。
这实质就是要控制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取消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蒋介石提出的这些无理要求自然遭到了中共代表的坚决反对，周恩来对蒋介石这一方案予以严正驳斥，坚决不同意领袖离开军队，坚持红军改编后由朱德任总指挥，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反对国民党派人到红军部队中任职。但蒋介石予以拒绝，红军改编之事再次搁浅。
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这次庐山会谈无果而终，周恩来于6月18日返回延安。中共高层对此进行了彻夜讨论，为了顾全大局，准备做出重大让步，在国共双方组成的最高会议上，以蒋介石为主席。如蒋介石同意红军三个师以上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在名义发表后就改编。否则的话，就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4万5千人。
为了结束旷日持久的谈判，1937年6月26日，周恩来就红军指挥问题致电蒋介石，陈述中共的立场。周恩来的电文代表了面对民族危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灼见——“惟三师以上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党中同志认为非有此实无法进行改编，尤以朱同志去留影响极大，务请鉴察此间实情，改编处置。”
而蒋介石不为所动。中共方面为了抗日大业，准备再做出让步，同意改编后的红军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力争以朱德为政治主任。这已经是真诚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了。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做好准备，万一上述要求仍不能得到，则径直在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
庐山盛夏暑期训练团开学典礼上的雄壮歌声
这天，在南中国的庐山，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举行。
蒋介石本是办军校出身的乱世枭雄，深知学校这一特殊的培植亲信方式的深远意义。为了培养高级军官，蒋介石于1933年在南昌开办军官训练团。1935年移驻庐山，成为着名的庐山暑期训练团。训练团的任务是训练部队中高级军官，蒋介石亲任团长，具体事务由陈诚负责。蒋介石就曾明确将庐山训练团称为“第二个黄埔军校”。训练团中担任教官的多为中将、少将级高级军官，总教官为陆军大学校长杨杰。杨杰留学日本时，曾被日本天皇赞许为“天才将军”。
“反共”与“剿共”，是这一时期庐山军官训练团的主要内容。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1934年后，蒋介石也在训练团中增加了有关抗日的内容。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作了长篇演讲《抵御外寇与民族复兴》，对未来的战争中中国取胜提出了一系列战术。但是蒋介石的讲话也充满了悲观情绪，说什么孙中山先生说过，中国不能和日本打仗，否则必败，日本人三天之内即可打到中国的内地边境。
1937年6月26日，新一期庐山暑期训练团开学典礼，在庐山海会寺大营房前升旗广场隆重举行。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训练团团长蒋介石、副团长兼教育长陈诚、步兵学校教育长王俊，还有蒋百里、冯玉祥、周亚卫。
而蒋介石这次上庐山的最初目的，却是为了疗伤。西安事变中，蒋介石为了逃脱东北军官兵的搜捕，在攀越华清池围墙到骊山途中，跌伤了背脊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休养四个多月，却一直不见好转，故而性情暴躁，动辄骂人。背脊骨跌伤后，蒋介石整天忧心忡忡，焦虑异常。
1937年4月16日，蒋介石决定上庐山疗养。他这次来庐山前和宋美龄吵过嘴，故宋美龄没有和蒋同行。蒋介石在庐山观音桥住下后，宋美龄虽说心情不快，但还是请来了美籍华人正骨科医师杨大夫，并和杨大夫一起乘专机到达庐山。在初期治疗中，杨大夫用钢材制成一个圆圈，如婴儿学步架椅形式，将蒋介石的两腋夹在圆圈钢环上，让背脊椎骨和腰部逐渐恢复垂直状态。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蒋介石积极配合杨大夫，在钢圈套上腰椎时，每天要禅坐几个小时，但他从不发脾气，心情极好，还经常和杨大夫、护理人员谈心说笑。经过20多天的精心治疗，蒋介石可以伸直腰背了。丢下钢圈后，蒋介石每天清晨下楼散步缓行。
在治疗期间，蒋介石除了散步、处理国家大事外，每天清晨还要到慈航普渡观音菩萨像前焚香祈祷。伤愈后的蒋介石，每天夕阳西下时，独自坐在观音桥别墅的茅亭里静思，不许任何人打扰。有时他在池塘边、溪畔观看宋美龄钓鱼。每当看到宋美龄钓起一条鱼再丢进池塘中，他总是报以轻轻的掌声。就这样，蒋介石在庐山愉快地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治疗期。
伤愈后，蒋介石移居到庐山海会寺大营房的团长室。庐山海会寺大营房系中央军校特训班校址，此室规模较大，东距海会寺，上至五老峰。蒋介石为了开办庐山暑期训练团，命令康泽把中央军校特训班学员4000余人从海会寺迁移到星子县城，腾空海会寺营房，作为开办庐山暑期训练团用。
1937年6月26日，新一期庐山暑期训练团开学典礼在海会寺大营房前升旗广场隆重举行。典礼开始后，鼓乐齐鸣，全团学员6000余人高唱庐山暑期训练团团歌。
歌词唱道：“济济多士，峨峨干城，起舞五老峰下，挥戈鄱阳湖滨，服从革命领袖，遵照总理遗训，养成亲爱精诚之德行，抱定杀身成仁之决心，努力复兴中华民族之基础，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典礼会上蒋介石和各界要人先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蒋介石懂得培养门生的长远意义，早在黄埔军校时，就单个召见每位学员，以示嘉奖。在庐山暑期训练团，深谙此道的蒋介石为了分化收买这些军官，除许以高官厚禄外，还赠给每位毕业学员一柄刻有“中正”二字的短剑，俗称“中正剑”。这就是后来“佩剑将军”的由来。蒋介石在对军训团全体人员致训时提出，“希望你们能实实在在来做我的一个部下。”在“革命军人成功立业之道”的训话中，蒋介石特别阐释了“道”的涵义——即“不成功即成仁”。
蒋介石亲自担任训练团团长，让副团长兼教育长陈诚感到非常荣幸。当部下尊称陈诚为“总座”时，他并不高兴；而称其为“副座”或“副团座”时，陈诚就感到非常得意了。
庐山暑期训练团开学不到半个月，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7月8日早上升旗时，陈诚宣告诸学员：“7月7日晚日军已借口向我卢沟桥发动军事进攻，我守军寸土不让，战斗激烈。”他还说：“我辈军人，只有马革裹尸，为国牺牲，来保卫祖国。”
在训练中，为了培养学员们的耐力和生存能力，每人每餐限量一碗饭，以做长期抗战的打算。训练的内容着重突出爱国教育，同时进行爆破演习、防毒演习和炮击演习。
这期训练团开始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于是增加了抗日御侮的内容。8月下旬，由于日军全面发起进攻，这期训练团宣告结束，学员投入抗战。一位学员曾回忆说，这次训练是“以日寇为假想敌人的，同时学了点游击战术。”
在这期暑期训练团毕业典礼上，蒋介石再次鼓励学员：“国家处在多难之秋，正是我辈军人为国牺牲之时。保卫我中华民族，是我军人的匹夫之责。”
7月20日，蒋介石下山返回南京。
实事求是地说，在抗战爆发初期，蒋介石虽然一度踌躇不定，但抗战的决心，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