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友三曾当过安徽省主席、四方面军总司令、十三路军总指挥等，他一生投机钻营，反复无常，三次背叛冯玉祥，二次背叛蒋介石，1932年又曾投降日军，组织伪军在冀东一带活动。1933年，他又被国民党军收编。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一八一师师长、六十九军军长、第十军团总司令。石友三一度还与八路军联合，邓小平、杨秀峰曾到石友三部做统战工作，但他仍脚踏两只船。1939年，中共干部从石友三部撤出。1940年石友三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协议，公开投敌。
1940年12月1日，蒋介石命令高树勋在河南濮阳将石友三诱捕，活埋于黄河边。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我们接着言归正传。石友三为何会提前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石友三一向与日方驻北平高层人士往来密切，得知日方的阴谋计划，是完全有可能的。虽然实际的军事行动由于某种原因没能按时进行，但石友三所透露的时间，与事变实际爆发的时间已非常接近。石友三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即公开投敌，他此说也可说明他从日军处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仅不想抵抗，不立即汇报，反而害怕殃及池鱼。
这次与今井武夫见面，石友三还欲核对一下此事是否确实无误。如消息得到证实，则事先与日方通气，企图置身事外，由此保存实力。
然而，今井武夫却将石友三的话歪曲为中国人的阴谋，在回忆录中将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卸给中国人。他说：石察觉到部下的阴谋，所以才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不能不考虑这是因为和我有多年的交情，所以才将7日的阴谋计划赶在6日善意地预报给我。
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也对日军的阴谋有所察觉。1937年5月，中共北方局党组织曾获得一份日本特务机关印发的高度机密文件。文件透露，日军将在6月底左右在平、津、唐、保地区发动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汉奸殷汝耕正在通县加紧训练特务。
这一消息非同小可，事关重大。当时华北局势岌岌可危，一触即发。
如果日军真是有所动作，那么将是一个大的行动。中共地下党组织立即将这一消息通知驻防北平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建议核实，加紧防范。
果然，6月29日，第二十九军便破获一起重大的特务案件。据被捕的特务供认，他们于6月23日奉令潜入北平，准备冒充学生中的“共产党分子”在4日夜12时放火、开枪，而以演习为名埋伏在城外和东交民巷的日军，则以枪声为号，马上在“防共”和“安民”的名义下占领北平。只是因为第29军有所防范，日本特务机关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七七事变前，华北平津地区尤其是卢沟桥一带，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中日双方军队均厉兵秣马，积极备战。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秘密联系。1937年6月26日，周恩来就红军指挥问题致电蒋介石，陈述中共的立场，显示了中共方面的诚意。
面临日军步步紧逼的威胁，曾经兵戎相见的国共两兄弟，准备再度联手，罢兵休战，一致对外。毕竟，国共之争只是兄弟之争，而中日之争，却是两国交战。
就在蒋介石对刚到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大动干戈之时，却在另一条战线和中共进行着一场秘密的接触。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向国民党发出了一致对外的讯息。蒋介石并非酒囊饭袋之辈，很快捕捉到了这条重要讯息。蒋介石意识到，在国内反日情绪高涨的形势下，对此不能无动于衷。
令人惊异的是，国共之间的这次秘密接触，竟然不是在国内，而是在万里之外的“红都”莫斯科。
1935年12月上旬，中国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受到蒋介石的召见。蒋介石单刀直入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马上返回莫斯科，去见王明。问问政治解决他们的可能性。”邓文仪在南京过了元旦，匆匆赶回莫斯科。
1936年1月的一个晴朗的黄昏，邓文仪尝试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代转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转达国民党方面希望与中国共产党秘密会谈的意向。但王明弄不清邓文仪的来意，未有回音。
急不可待的邓文仪，把求助的目光对准了一位特殊人物。他就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代表胡秋原，希望能转达与王明接洽的信息。就是这位胡秋原，在50年后毅然从台北来到北京访问，震惊了世界。
胡秋原很快把讯息传达过来。中共代表团收到信息后，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虽然大家对国民党方面的真实意图无法判明，但最后决定先派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的名义出面与邓文仪见面，以摸清对方虚实。
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由此，一波三折的第二次国共谈判序幕，徐徐拉开。
蒋介石执意要和共产党联系上，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个邓文仪。在邓文仪回国前，蒋介石已让陈立夫设法去找共产党了。过了1936年元旦，蒋介石见到宋庆龄，适度地表示了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并感叹说客的缺乏。宋庆龄向这位年长的妹夫投去疑惑的一瞥后，答应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帮蒋的忙。
至此，蒋介石开通了三条渠道，向共产党抛去了政治解决两党冲突的绣球。蒋介石政治解决的底牌：共产党必须承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权威。
宋庆龄见过蒋介石后，立即着手与共产党的联系工作。她的努力较之蒋介石本人要实际得多，周密得多，细致得多。1月下旬，宋庆龄委托董健吾带一大包以她的名义慰问红军的云南白药及她自己电台呼号密码，化名周继吾，以财政部调查员的身份赶至西安，准备入陕北苏区。
1935年12月底，CC系首领陈立夫也奉命寻找共产党。中统消息灵通，没几天已通过谌小岑与中共北方局取得了联系。1936年元旦前，中共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和吕振羽前往南京，秘密接触国民党，探询对方的真正意图。
1936年元月，周小舟、吕振羽和谌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立夫和曾养甫的意图拟定了一个意见书，要求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帮助统一中国，以便合作抗日。周小舟的对案则特别要求国民党首先做到以下四点：第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第二，开放民主自由；第三，释放政治犯；第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爱国运动。这样的条件之下，谈判自然不会有任何进展。
但谌小岑对于周小舟的权威性表示怀疑，因为曾养甫见周小舟年纪太轻，怀疑中共没有诚意。是的，周小舟当时只能算作一个小人物，虽然几个月后他当了毛泽东的秘书，也不能和蒋介石的亲信曾养甫等人平起平坐。曾养甫他们想直接接触共产党主事的人，于是委托一位神秘人物张子华入陕。
董健吾和张子华商量后，前去找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求助。张学良电询南京方面，证实了董张二人所负使命之后，立即派专机将董张两位特使送抵延安。2月27日晚，两人抵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他们都来晚了，当时在瓦窑堡留守的中共领袖级人物只剩下博古一人，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实力人物此时正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红军东征。此刻，毛泽东的代表诗作《沁园春·雪》已在东征途中写就。他们出的价钱也太低了，只是来了解共产党“输诚”的条件。刚刚在词中把历史上有作为的几个皇帝评说个遍，得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结论的毛泽东，像是一个“输诚”的人物吗？
显然，蒋介石等国民党当局人物对于共产党潜在的能量估计不足，所以在秘密会谈中始终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对付中共，导致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直到1936年底，一件意外的事情，让蒋介石不得不认真对待中共。
蒋介石在陕西骊山被张学良捉住以后，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2月23日到24日，南京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西安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等人，就周恩来提出的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蒋介石口头答应，但不签字，以领袖“人格”做保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虽然领袖的“人格”没有在书面上保证，即便自食其言，将张汉卿扣押，但是蒋介石此后毕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中共军队大开杀戒了。在磕磕碰碰中，中共与国民党的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内一位昔日曾经炮制“伍豪事件”的中统干将，在日军的炮声愈来愈近的时候，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积极支持国共再度执手合作，他就是张冲。1937年2月上旬，作为国民党中央联络代表的张冲，找到中共代表潘汉年，请潘汉年陪同他去西安，进一步商量国共谈判事宜和顾祝同与周恩来谈判问题。
而此时，国民党内有人放出口风：“淮南（指张冲）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不好会成为千古罪人。”张冲听后则泰然处之，他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时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
顾祝同在“西安事变”后担任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因为西安局势不稳，顾祝同便先留在洛阳处理事务。潘汉年和张冲先到洛阳，会见顾祝同和顾的助手贺衷寒。应顾祝同的要求，潘汉年先去了趟西安，在得到张、杨所部保证他的安全的前提下，于2月9日抵达西安。2月12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在同意周恩来关于谈判的原则后，特意交代要将关于谈判的各项事宜告诉上海的潘汉年。
到了1937年2月中旬，经历了反复和曲折之后，蒋介石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终于停止了对西安的进攻，国内和平局面得以实现。
华北步步紧逼的日军的硝烟，让国民党内许多高层人物头脑清醒了很多。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即将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发去电报，向国民党提出了着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一切尽显了中共的诚意。
让我们看看是哪“五项要求”吧：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