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奥抬头举足都像一个医生，这是被认可的治病术士角色。通过接纳而不是拒绝这个角色，梅奥就能够认识到治病术士的价值，尤其是任何医生都不可能奉行但却依然保持同事们的尊重的一些价值，即性在精神神经病起源上的重要性。在澳大利亚，除非在开业医生的监督下，否则他是没有任何机会进行医治的；只有在美国，他才有可能被人称为医生，并表现得像医生，且像医生那样受到尊重，而不必拥有法律所要求的医疗资格。在他的角色中，梅奥一方面需要整合彼此冲突的冲动，另一方面希望鉴别并治疗想像中的身体疾病。他的自尊心和身份感被一种角色所增强了，在这种角色中，他就是他觉得应该是的东西，并最终相信，他拥有很好的理由被人们尊称为医生。
有感染力的人和魔法师这两个角色奉行以下价值标准：出人意料的变化、挑战和创新。对梅奥来说，这些价值标准就存在于备受尊崇的科学道路上，它们是治病术士和医生的较显著一面，但是它们又是专为梅奥量身定做的角色。这是因为，它们也有助于补偿因没有符合家人的期望所带来的遗憾，与此同时，它们设定了边界，在这些边界之内，顽固的、敌对的冲突可以得到升华。新的想法从对立的冲突中产生了，这些想法的起源始终是一个谜。作为一个有感染力的人，梅奥的技巧通过词语的使用得到了发展，他那魔法般的思考方式可以使这些词语起作用。
梅奥的思维可以同亲密朋友亨德森的思维相媲美。亨德森运用他的智慧恰如梅奥所称的破坏者运用其固执观念一样。对于亨德森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摧毁其他智者：为什么？你的意思是……？关于……你能够举个例子吗？
对于一个论点或者给予一个观察的无意识的指导，“为什么？”能够揭示所潜藏的假定。梅奥的思维是隐喻的、创新的、直觉的和充满洞察力的；在交谈过程中，他似乎是才华横溢的，常常是意味深长的。跟不上他的思路或者失去他尊重的人，要么被他置之不理，要么受到粗暴无礼的对待。所以，在寻找其他人的思维中的弱点方面，梅奥和亨德森可谓殊途同归。如果亨德森向梅奥问“为什么？”以后不仅仅出现了一个答案——隐喻式的思考是没有穷尽的，这意味着旨在颠覆传统假设，这时，揭示或暴露无意识的愿望的其他答案也就随之喷涌而出了。“为什么？”变成了“为什么我处于当前所处的方式？”这个问题对亨德森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帮助他理解了家庭悲剧给他的生活所带来的情感贫乏。
亨德森的第二个问题“你的意思是……？”体现了讲话人的不明确的和非理性的思考。梅奥依靠不明确的和非理性的成功——这是他的事业的原材料——向他提供了接纳还是拒绝他人的标准，磨砺他的智慧，展现他的幽默，赢得以下个人和群体的认可和赞扬：认为他才华横溢的人，被他的讲话和讨论所打动。“问题不在于贪婪社会的病态……（而）在于病态社会的贪婪”。此类话语证明了，通过使他的用语晦涩难懂、运用不合理的反义，梅奥能够提出全新的问题，亨德森的第三个问题“关于……你能够给我举一个例子吗？”批评了学院式的知识分子。在梅奥的用语中，这些知识分子采用了过于简单的理论或者公式，并过分地把理论或公式设想成一堆精巧的定义。他们不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和他们对世界的观察关联起来，对这个世界不屑一顾。亨德森会让任何一个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感到愚蠢，而梅奥则不然，他会采取更具建设性的方式，邀请这个人和他自己一起到心理诊所去看一看其他人的情形。对于现实的正常处理，这些人的心理过程变得过于复杂精巧了。拉里·亨德森就是这样一个观看者。梅奥喜欢举例、例证和奇闻轶事，在什么场合都使用案例。原则上，亨德森会利用知识分子自己的无益的抽象概念来羞辱他们，而梅奥则会指引他们用事实来检验这些抽象概念；亨德森对蠢材完全没有耐心，而梅奥则认为“寸有所长”，即便是最愚蠢的人也有闪光之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去发现、去倾听。
他们两人都重视亨德森提出的这些问题。如果亨德森向梅奥提出这些问题，梅奥不但会加以解答，而且还会把问题转向自己相对于亨德森的优势之处。亨德森偶尔会虐待狂似地提些问题，梅奥的解答则文雅仁慈得多。在这一点上，梅奥的思想更为开明，这使他能够从中央神经系统的理论上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原始部落的经济理论上。他似乎能够在没有很多限制的情况下把来自不同领域的思想整合起来。不过，对于他的思维，有两个限制较为突出：一是梅奥采纳其他人的想法和发现，并习惯性地把自己的论点强加在这些想法和发现之上——他的论点是关于工业文明中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起源和动力学。其次，他认为强迫症人格无处不在。日常生活中“正常的”强迫症患者他喜欢；学术界的知识分子强迫症患者他帮助；权力中破坏性的强迫症患者他担忧；而其他的强迫症患者他则敬而远之。
有些情绪决定着人们的态度、信仰和行为的程度，这些情绪是在遥远的人们意想不到的年代遗留下来的；因此，重要的体验虽然实现了这些情绪的表达，但却不能完全根除这些情绪。梅奥的早期生活片断有助于重新构建他的重要情绪和信仰的特色及风格。
梅奥直接看到了南澳大利亚的工业产业化所造成的后果。向城镇的移居及伴随着经济萧条而来的社会弊端也为他所熟知，虽说他直接从中受损并不确实。他还看到，劳工的联合和慈善事业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无知愚昧的业余政客和蛊惑人心的鼓吹者也没有解决办法。梅奥受到教导，科学将揭示事实，适当的公共教育能够传播事实；只有经过小心谨慎和不偏不倚的研究，社会问题才能够解决——狂暴的意识形态和革命性的政治纲领是极端危险的。
梅奥的父母帮助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医学家庭的立场来了解所在社会的这些特征。这样的家庭把服务于社会当做一种责任，有计划地享受了富人才享有的悠闲生活，把英国当做他们的文化家园。在养育了梅奥的社会中的较为显著的冲突也可以在他的家里发现。他的母亲不是一个慈母，乃至于表现出一个好强、冷漠和疏远的形象；他的父亲看来似乎是一个热情、和蔼的保护者。老梅奥倾向于认为，生活是一场受运气摆布的历险，而不是以勤奋努力来成就事业，然而，他却坚持要这个儿子走一条艰难困苦的医学之路；母亲更喜欢抛头露面、自我表现，信奉勤奋工作和远大抱负，可是她却不喜欢看到大儿子的行为中盛气凌人的表现。父亲希望自己的孩子们随时可以接近父母和长辈，因此孩子们始终感到得到了关怀，迷失时有人指引方向，解决家庭争吵时有人相助，并且有家可回。他父亲希望孩子们和睦相处，而且他在家庭生活中营造了一种民主氛围；他这个大儿子把工作中的参与和合作性的社会关系当做现代工业社会的首要目标。他母亲则希望孩子们远离成年人的视线，让玩伴帮助孩子们学到与同龄人友好相处所需的社交技巧；她这个大儿子把这个建议当做他关于儿童的社会化理论的核心，以及一个摆脱强迫观念、实现健全人格的关键条件。双亲都教导梅奥要重视科学和教育，不仅向他提供技术技能，而且给予了崇高的目标及实现这个目标的社会技巧，这促使他努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为美好。在梅奥的父亲看来，这是一个梦想，就像空中射月；而在梅奥的母亲看来，这是个现实的目标，尤其是一个人能够在英国得到认可并能够服务于或者影响于有权势的人物。而医学就是正途。
学校给梅奥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矛盾。在家里的时候，他纯粹从自己的兴趣出发阅读大量著作，他不愿意被人逼迫从而走上某条学习道路，但是在课堂上，他看到其他人取得了更好的成绩时，他作出的反应是，他在同学当中变成了一个另类，选择独立的而不是团队的运动项目。他在学校似乎没有好朋友，而且学校在许多方面同家庭生活相抵触：权威、刻苦学习、做白日梦、聊天和游手好闲。所以，恰恰是在学校，梅奥开始走上与社会相冲突的道路；当他受到伤害的时候，他感到自己一无是处，而且这种自卑感由于以下的宗教教导而恶化：极度强调年轻人要被迫承受的罪孽观。
作为一项职业，家庭赋予医学以崇高的价值，但是妹妹奥莉芙死于一名不称职的医生之手这一事实，却给这一点带来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然而，梅奥还是接受了父母的要求，也就是说，他像受人尊敬的祖父那样学习医学。他过去就是这样做的。但在良好的开端以后，他并没有为医学职业做好准备，这表明他陷于两难困境：一方面，母亲坚定地认为，只有勤奋刻苦才能取得成就，另一方面，父亲却把刻苦努力视为滑稽可笑。而且，大学生活使他能够自由地结交朋友，但他却没有获得所需要的技巧使社会关系有所节制。梅奥的失败是青春期叛逆举动的一个结果，这给父母的尊严和自己的自尊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被打发到英国，结果遭遇到了一连串的令人沮丧的失败，度过了一段无精打采的青春期忧郁症的时期。
在英国，对于他这种不当的个人渺小感，姐姐海伦耐心地应用了新发现的临床技术，使他摆脱了忧郁和阴郁的固执观念。于是，临床观察的技巧和知识从一名年轻患者的情感生活中显现出来了。梅奥开始对外部的世界产生了兴趣。他短暂地进入了工人大学，给工人讲课，加入工人的社会生活中去。他在这里认识到，他可以激发某个群体的兴趣，引导一场踊跃的讨论，并把讲课技巧与师生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此外，在诺埃尔·科沃德的绘画中，他逼真地看到了社会和快速工业化所导致的悲惨后果是多么普遍。回到家乡以后，梅奥为自己的智力生活找到了一个一贯令人钦佩的榜样，这就是阿德莱德大学的威廉·米切尔教授。于是，对不公平社会的这些愤怒情绪被梳理、提炼并给予了可传达的形式。米切尔对梅奥的帮助比其他人都要大，他帮助梅奥克服他的内心冲突，整合他的想法，而且，诚如梅奥本人所说的，他“解答了我的问题”。
直到遇到亨德森以后，梅奥才再次找到了这样一个让他安定的人，来帮助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融合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