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奥把退休时间推迟至1947年，因为他需要教导手下全体人员，让他们继承和发展他的工作。此外，他继续不定期地发表讲话。1946年1月，他为波士顿宗教和社会研究学会（BostonInstituteforReligionandSocialStudies）准备了一篇讲稿，题目是“对美国团结的经济威胁”。首先，他利用帕特丽夏的来信证明欧洲人所处的困境。他指出，美国人不能够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做的那样置身于欧洲之外了。他相信，美国将会受到影响，包括“欧洲经济的物质匮乏……和……欧洲人的绝望境地，自发合作能力的不足”。其次，他指出了当前的工业冲突，他宣称，冲突不在于管理层和工人之间，“而是以管理层和工会组织者为一方，而以工人为另一方的冲突”。第三，他对“进步的丑恶一面”和“乌合之众假说”中的观点进行了总结。之后，他呼吁“在任何一所大学中……用一门远较任何学科都发达的社会学”来加强科学和经济学的技术性研究。这门社会学将揭示如何用有效的合作来取代怀疑和敌意。为了发展这门社会关系学，社会捐助和“天资聪颖的……训练有素的男男女女”都是必要的。
这年年底，梅奥向哈佛商学院访评委员会（VisitingCommittee）非正式地透露了他关于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煤炭工人大罢工的想法，并在纽约于12月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他应邀予以重新宣读。
1947年1月，梅奥向西部电气公司的官员们作了最后一次讲话。他提醒他们，现代教育教导人们清楚有力地进行表达和逻辑分析，却忽略了仔细地倾听指导人们行为举止的各种看法：从不合逻辑的直至理性的。这表明，在一个确立已久的文化中，广为接受的信仰同咨询中的观点和技巧格格不人。本来，在这次讲话以后，他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一次讲话——当他第一次抵达美国时就已经安排他在该分校就他关于影响工业冲突的社会和心理因素的想法讲一堂课，却未能如愿——但是他拒绝成行，因为他发现，大会工业关系主任没有仔细阅读他的讲稿，只看了讲稿的小标题就把部分内容删去了。这在梅奥看来，是一种侵犯学术自由的行径，给他留下的只是些“残章断句”，整篇演讲将支离破碎，使听众没法理解。
5月10日和11日，哈佛商学院举办了一次关于人际关系和行政管理的会议，被称为“梅奥的周末”。梅奥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大会有六十多名讨论者，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阿伦·格雷戈和约瑟夫·威利茨；西部电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的执行官们；斯图尔特·蔡斯，他的文章引起了霍桑实验的极大关注；来自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耶鲁大学和马里兰州立大学的学术界同仁；本宁顿大学（Benningtoncollege）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德鲁克。一年前，他寄给梅奥一本书《公司概念》（ConceptofCorporation），从而为梅奥所知。
唐翰、罗特利斯伯格和隆巴德追溯了梅奥在哈佛商学院的工作的起源和发展；本杰明·塞莱克曼和埃德蒙·勒尼德把梅奥的工作应用于劳资关系和管理中的人的方面；威廉·迪克森谈到了梅奥对西部电气公司咨询计划的影响；约翰·詹金斯讲述了梅奥的思想对于以下方面的价值：整合正式和非正式组织，对士气、效率及对军事训练中疲劳的抵制。
梅奥在讲话一开始就表示，国家间的冲突是团结和合作中的一个问题，它起源于社会观念和社会统治方法之间的不一致。虽然人们全都渴望摆脱****和独裁，但格林的自由主义原则——“国家的基石是意愿而非暴力”——被人们忽略了，从而有可能使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得以建立。梅奥更喜欢阶段性的轮流执政。持续的集权统治助长了军国主义和超人统治，例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好莱坞明星和拍桌子的公司执行官们。这样一来，舆论被误导到把此类统治等同于成功的信条。阶段性的轮流掌权现象可以在某些组织中发现，在这些组织中，管理者理解组织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支持一种通过合作而非****来实现控制的一般政策。
根据他的工业研究，梅奥断言，一群士气高昂、乐于合作的工人遭到了局外人的怀疑，他们觉得受到了局外人的威胁。类似地，原始社会保护并有益于其成员，也敌视局外人。所以，个人的安全感直接地随积极合作的范围而变化。在原始社会中，范围受到地理上的限制，这种社会最后都崩溃了。
在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兴衰存亡以基督教的逐步发展和西方文明的产生而结束。基督教徒认为他们是全欧洲的一分子，是教会工作的参与者，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与每个人合作。因此，人类的合作引领了文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科学持续不断地为研究打开了崭新的领域，因此人们关于基督教义务的观点变得不受欢迎了，神职人员的权威受到了质疑，人类合作的普遍信念削弱了，西方文明分裂成为独立的国家或文化。“共同的工作会带来共同的利益，私利将退居次席”的信念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主张：私利必须是第一位的，如果大家都轰轰烈烈地追求私利，那么总的社会利益将紧随而至。梅奥断言，近期的研究与上述主张背道而驰；在工作中，个人的私利是第二位的，要服从于集体的目标，追求私利的“孤家寡人”是不快乐的。所以，随着基督教的崇高目标的消失，附着于与人有关的纯经济理论之上的价值提高了，不同文化间的敌对状况增加了。为了控制冲突，共享民主制让位于军国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而且，随着合作性社会关系的衰落，个人充满了不安全感，失去了他们的个人幸福感。
工业研究表明，合作得到维持的地方，个人的安全感就会提高，不满就会减少，所以梅奥建议，为了赢得员工的信任和信赖，管理人员应该实心实意地对待员工，真诚地关心员工的利益；工会官员不要用富于战斗性的和英雄式的方法来组织工会成员。联合工作是相互合作的最佳手段。梅奥建议，应该在组织机构中对运营的系统安排、经济需求、有效沟通与合作的环境开展科学的研究。如果没有这样的研究，政治领导人仍将对文明社会中有效的统治基础茫然无知，并将继续使用旧式的集权统治技巧，永远实现不了自发的合作。自发合作源自个人和集体的意愿，从外部是不可能有效地强加于个人和集体之上的。
梅奥分两个部分讲述这篇讲稿。在第一部分结尾的非正式讨论中，彼得·德鲁克抓住机会向与会者说明，他，作为一名有志于研究实业家社会责任的政治科学家，是如何看待工业中的政治活动的。有些听众知道，德鲁克在本宁顿大学的研究开始转向管理中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哈佛商学院请德鲁克考虑过来任职。梅奥的主要观点得自于格林的格言和切斯特·巴纳德的管理理论，即在一个组织中，自发合作要求下属心甘情愿地进行合作，但这是不能被专横跋扈的执行官强加于下属之上的。德鲁克并不赞赏这种观点。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为了巧妙地控制下属，管理者可以把从工作中人际关系的研究所得到的政治见解作为工具使用。这种印象主要源自德鲁克在讨论过程中回答问题和进行其他评论时所列举的例子。这些例子来自他在欧洲的经历，来自他对管理者和员工的态度。听到自己对工业处境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被以这样的方式曲解，梅奥心烦意乱。他加入讨论，对德鲁克的意见冷嘲热讽。为了说明下属对专横上司的看法，梅奥用拇指指着自己的鼻子，直视德鲁克的眼睛，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德鲁克说不知道。“那么你应该知道了！”梅奥答道。与会者看到，梅奥的手势不仅表明了他对一位下属的态度——这位下属勉强同意专横上司的指示，而且表明了梅奥对德鲁克所发表的意见的看法。
德鲁克后来给梅奥写信表示道歉——由于会议结束后匆忙离开会场，他没有机会向梅奥作出合乎礼仪的道别，而且，正如他经常做过的那样，他对梅奥的工作大加赞扬。在回信中，梅奥间接地提到了他在德鲁克给出意见之后所说的话，请德鲁克原谅他；这些话旨在“活跃整个气氛”，“打消某些人的疑虑”，这些人“很可能”误解了德鲁克的意见。梅奥补充道：“一个人必须动脑筋尽可能理解作品的内涵，但是，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听众面前展示聪明才智时必须慎之又慎。我确信，您在欧洲大陆的熏陶将使您能够明白我正在谈论的东西。”从此以后，德鲁克打消了在哈佛商学院任职的念头，而梅奥的工作将在埃德蒙·勒尼德及其学生的支持下由罗特利斯伯格和隆巴德继续开展下去。
几天以后，梅奥和多萝西娅飞赴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