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类杂志中，早期评论认为，这本书思想深刻，切实可行，也许刚开始时对普通的管理人员过于严肃，但它只是出于生产目的号召大家在工作中开展合作。不过，两名天主教评论员却没有得到这种印象。对于梅奥所提出的关于人的问题的科学研究方法，一名评论员并不认为具有积极性和明确性，而是加以反对；另外一名评论员毫无缘由地认为他不可能接受这本书的论点和结论，即使这些论点和结论促人奋发、富有挑战。英国的两篇评论却给予了高度赞扬。虽然梅奥的观点并不新颖，但是依照《眼界》（Scope）评论员的见解，它们的科学根据却是至关重要的和实事求是的，他祝贺梅奥设计的工具暴露了工人当中的怨恨，揭发了虚假的经济学理论。不过，在英国人的评论中，最让梅奥满意的出自厄威克和布雷奇（Brech）之手。长长的引文夹杂了动人的赞美，对这本书最后的赞誉是：“一个伟大人物将离我们而去，这是他（为退休所作）的预告……对当今的伟大人物之一——在先行者足迹照耀下的崇高领袖，给予恰如其分的颂扬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大量赞美之声来自学术界同仁。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Conant）喜欢这本书，但他看不出证据是如何推导出不快乐的人数逐渐增多的结论的。梅奥向科南特保证，事实可靠地建立在四十年临床经验的基础之上。顶尖精神病学家兼人类学家亚历山大·莱顿说，这本书启发并使他得以整合自己未成形的想法，触及了当今至关重要的问题，对自己的教学计划有所帮助。受到同样影响的还有：西里尔·詹姆斯（Cynil．James）和麦吉尔大学的尤恩·卡梅伦（．EwenCameron）；英国上议院马利勋爵；道森，梅奥广泛地运用了他的思想；最高法院的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O．Douglas）；及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ritishOverseasAirwaysCorporation，BOAC）的高级职员。梅奥从美国的实业家那里得知，自己的发现对他们与生产力的关系较有价值，并在人事主管中间广为散发。以对社会科学尖锐批评著称的心理学家詹金斯认为，应该要求所有的研究生阅读“进步的丑恶一面”一文。与此同时，劳埃德·沃纳深深地喜欢上了“乌合之众假说”，因为该文有可能对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产生影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i4canAcademy0fArtsandSciences）院长霍华德·芒福德·琼斯（HowardMumford．10nes）在该书前两章中看出，它比哈佛大学的报告更富有教育方面的智慧，并把梅奥的著作与埃里希·弗洛姆的《逃离自由》（EscapefrromFreedom）相提并论。
《自然》（Nature）杂志从英国战后工业冲突的大背景下对梅奥的思想进行了评论，它指出了集体合作与新形式的民主相关联的可能性，从而承认需要新的激励来改善劳资关系。不过，评论员的确注意到，经济学家或许会觉得梅奥的“乌合之众假说”让人不快。经济学家们的确如此。达特茅斯大学的约翰·哈里曼（Johnw．Hart4man）和牛津大学的切斯特（D．N．Chester）撰文写道，与梅奥的假设相反的是，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就认识到了非货币补偿的重要性，且梅奥把经济意义上的稀缺与饥荒时的匮乏混为一谈了。此外，他们不能同意梅奥的以下见解：所有的社会弊病被归咎于工业化，运用起码的社会交往技能本来是可以打败希特勒的。他们断言，所谓“每个人在久已确立的社会中都很快乐”的说法是痴人说梦。
其他评论者持有共同的观点，即在已确立的社会中，冲突再普遍不过了，所以他们想当然地以为，梅奥的主张是社会交往技能在这样的社会里总是非常高的。有一个评论者斗胆直言，政治科学家将会发现，梅奥提出的见解没有任何新意，毕竟亚里士多德早已观察到了，人是政治动物。而且，这位评论者忽视了梅奥的显而易见的人道主义，他这样写道，为了倡导社会交往技能的推广普及而不对其用途指明方向，有可能证明希特勒的社会集团背后的合作精神是正当的。梅奥的合作理论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它缺乏规范性的描述，他把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类比推进得太远了，他过于忽视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传统研究以及那些与他自己的调查相一致的社会调查。
社会学者对这本书也持批评态度，尤其当他们看到梅奥一面不承认他们与自己有关系，一面又亲自开展社会学研究。虽然许多社会科学家赞赏该书的人道、实用和乐观的风格，但他们错以为梅奥没有处理以下事情：工会如何能够通过合作行动为其成员赢得安全感和自尊。
最尖刻的评论出自普林斯顿大学工业社会学家威尔伯特·穆尔（WilbertE．Moore）之手。在《工业文明中的人的问题》和《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之间梅奥的“声音只不过变得刺耳罢了”。如今，梅奥是一位激进的经验论者，对社会研究理论以及科学与技术的差异茫然无知，对价值问题麻木不仁，是用偶然的观察代替有目的的研究的鼓吹手。关于合作，穆尔问道：“参与者们，你们出于什么目的？具有什么动机？受到何人指使？维护什么利益？”对于穆尔所声称的梅奥的武断结论，以及被误传了的对社会学和所有传授该学科的大学的谴责，他建议哈佛大学应该以诽谤罪把梅奥告上法庭。
詹姆斯·普朗特——其著作（关于心理健康的社会学决定因素）常常为梅奥所引用，却没有这样轻易地忽视梅奥的民主价值观和人道价值观，他把这本书描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最有穿透力的作品之一……其洞察力在精神卫生领域具有不可匹敌的重要性”。他希望“梅奥（看待）资料的方式……有朝一日成为所有的科学看待素材的方式”。除了梅奥过于热衷的方法之外，普朗特还在作品中发现了两个瑕疵：没有充分阐述所知与熟知的区别；资本家就像其政治对头一样，也存在精神疾病，即固执观念。
梅奥也激怒了许多心理学者。他这本书虽然被这些心理学者视为富有争议的和令人感兴趣的书，并且，它虽然不承认心理测试在选择管理者时的价值，但却没有为此提供足够的证据。他们还对梅奥关于权力的看法提出了质疑。
梅奥对许多学科进行了简短有力的抨击，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所以，批评声浪来自这些学科不足为怪。尽管如此，梅奥这本书经常得到全面的评价，赢得了众多的拥护者。不过，这本书的销售量却不理想。为了促销《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一书，哈佛商学院工业研究室安排了《工业文明中的人的问题》一书的再版事宜，并在《财富》杂志1946年11月号上安排了一篇论述梅奥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第一稿把他称为“梅奥医生”，从而揭开了梅奥的旧伤疤。但是，梅奥并没有告诉作者他从未取得医生的资格；相反，梅奥写道：“人们易于把我目前正在从事的工作与我早期的医学学业混淆起来。当我获得学位的时候，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时，博士学位还只属于德国人，（而且）……被我们轻蔑地视为德国人的虚荣之举。”后来，这篇文章作了适当修改。在一年的时间里，《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的销售量稳定在1．3万册左右。
梅奥的著作被翻译成德语、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一书的英文版到1966年再版了五次，1975年又再版了一次。
正当梅奥对两篇关于工业化的有害影响的短文进行修改的时候，人们请他就如何指导学术界退休人员的问题提出建议。这些退休人员没有为新的角色做好准备，却将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于是感到沮丧气馁和愤愤不平。这个问题对梅奥来说似乎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正一心希望退休呢。梅奥用一封信作答。他在同事和家人中间广为分发这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把自己的想法应用于过去八十年来学术人士逐渐变化的角色和环境。也就是说，学术人士往往拥有高度发达的技术能力和乏善可陈的社会交往技能。梅奥表示，许多小册子谈到如何没有痛苦地退休，但这些小册子对有些人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不用说也知道，这些人对他们的处境思虑过度。他建议作出合理安排，使退休人员能够加入他们的同辈，继续从事他们的主要活动，对当地社会做出贡献。当时，梅奥希望自己也可以这样做：退休后进入复兴社（theCom-munitlvoftheResurrection）。而多萝西娅却另有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