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篇演讲题目为“恐惧”，它首次在内陆城镇图文巴（T00woomba）发表。图文巴演讲的组织者在极为高兴之余开展了一项运动，为本社区设立由这些演讲稿组成的课程。两个月以后，梅奥在布里斯班重复了这个演讲。
这篇演讲区分了正常发展和反常发展。它指出，在正常人当中，思考、感觉、情感和行动的能力是平等和谐地发展的。当个体学会理解并控制外界意识和种族意识的时候，正常状态就实现了。“生活就是为个性和控制作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个人被迫平等地考虑外界力量和身体内部遗传因素的力量”。恐惧则打断正常生活。有些恐惧与外界密切相关，例如凶猛的野兽，我们要么与之搏斗，要么逃走；有些恐惧则是主观的，并作为不安分的因素存在于我们的意识当中。后一种恐惧可能与疾病、愤怒、懊悔或者其他情绪状况有关。联想测验可以揭示这些恐惧是多么普遍，它们是如何被抑制在心灵的深处的，并如何在其中保持着无意识状态。心灵深处中的这些恐惧，要么是由自我心灵的瓦解所造成的，要么是由外界环境所引起的，是暂时的。第一种类型的恐惧可以由弹震症或者对流感死亡的恐惧的例子来得到证明；在第二种类型中，恐惧是一种难以排除的症状，例如，由于另一个人的死亡而害怕得病，如精神忧郁症，还有就是对屈从于权威的担心。在原始人的心灵中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恐惧，用于抑制其情绪起源的原始禁忌控制着这些恐惧。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教育工作就好比是禁忌，起着像禁忌一样的作用，因此无助于儿童的发展。虽然文明社会试图把恐惧驱逐出去，但其实却引入了许多恐惧，例如，对性的恐惧导致对性的曲解和精神官能疾病；对上帝的憎恨导致对恶魔崇拜的增加；对未来的担心导致对世界秩序的憎恶。这些恐惧常常被某些社会运动所隐藏，这些社会运动支持提高文明生活的水平，但自身却建立在恐惧和仇恨的基础之上。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它们是******的，对个人的正常成长是有害的。
就本身而言，梅奥的公共演讲是成功的，但是，由于这些演讲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彼此不连贯且不常举办，以及缺乏自由讨论和思想上的交流及碰撞，并且主要在布里斯班只向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听众发表，所以其价值是有限的。工人教育协会的处境使之反对这些不足，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它求助于社区的某个部分。昆士兰大学函授学科部（DepartmentofCorrespon-denceStudies）向尽力获取专业资格证书的人们广泛分发演讲记录，但这些记录同一部劣等教科书差不多。于是，1920年7月，昆士兰大学教职员委员会（BoalrdofFaculities）接到了一份提案，该提案指出，应该让昆士兰大学更贴近民众以提高成人教育的水平。它建议，着重于非专业教育和非职业教育，把没有联系的校外活动组织起来。工人教育协会工人社会学院（’Workers’SchoolofSocialscience）、科学和文学俱乐部及其他私人半私人团体的工作为此类需要提供了佐证。布里斯班、图文巴、洛克汉普敦（：Rockhampton）和汤斯维尔（Townsville）等城镇的市民提议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组织当地的活动，每地委派一名讲师，并指派首席讲师来协调整个昆士兰州的工作。首席讲师应该具有教授身份，并立足于布里斯班，在大学内外发表演讲，还巡回乡村地区，总揽各区活动的监督和指导工作。演讲科目应该囊括历史学、经济学、文学、哲学和科学。人们希望各中心最终发展壮大，成为大学的附属学院，人们学业的第一学年可以在这些学院内完成。这份提案清晰明确地表达了梅奥关于扩大本大学工作的计划。
1921年，梅奥在学校之外发表了许多演讲。3月，他应邀在广告人协会（AdvertisingMen"sInstitute）的正式午宴上发表讲话。当时，他正就工业动荡的心理动机为安布罗斯·普拉特（AmbrosePratt）的《澳大利亚矿业标准报》（IndustrialAustralianMining．Standard）撰文，并同意在悉尼的一次会议上发表题为：“澳大利亚当前经济治秩序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方式”的演讲。他决定使用正式午宴上的谈话作为悉尼和墨尔本演讲的预演，他称之为“工业动荡与心理学研究”，并以此呼吁开展工业心理学研究。
在正式午宴的讲话中，他辨别了工业动荡和导致社会变革的社会运动的存在，例如，恶魔主义及其对社会秩序的邪恶敌视。他警告，这些问题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现的问题相似的。在工业中，为了同工业弊病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作斗争，小心谨慎和努力是必要的。动荡意味着普遍的不满、猜疑和不信任，罢工、怠工、破坏活动、痛苦的阶级分化，也意味着可能出现一些诉诸于恐惧、愤怒和仇恨的政治组织，从而加剧了这些工业弊病。破坏行为的不间断是想阻止对社会进行积极的变革。这种压力错误地假定，通过理性的讨论可以解决社会罪恶问题，因为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这些罪恶的根源并不在于心理的理性部分，而在于心理的非理性部分。因此，有必要对作为社会动荡症状的原因的“幻想补偿”进行研究。18和19世纪的心灵论认为，人们受到工作意愿和自由意愿的支配。后者决定了政治机构，它延伸到了工业组织之中；前者表现为自私自利的经济动机、安全占有的要求及社会职能感。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工人已经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权利，因为文明只把工人作为“零件”对待，而且工业使工人参与工作成为不可能。可是，生活和工作的物质方面强调得太多了，而智力上的愉悦则强调得太少了。只要文明盲目地对某些心理因素视而不见，那么社会就将有众多的“落后分子”，例如，对生活和工作感到不满的人，其心理的崩溃和对生活的恐惧导致了他们自暴自弃，最终导致精神崩溃。为了防止这一点，有必要对工作中的问题开展心理学上的研究。
讲话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梅奥相信，听众很好地接受了它，这足以使他继续悉尼会议上的讲话主题。在悉尼会议上，他花了更长的时间讲述工业化的历史及工业化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并就工人的较低积极性及其对人类快乐的后果给出了更多的证据。这一点取自《民主与自由》一书。他还参与了“耶稣在所有人际关系中的至尊性”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中，他以一个心理学家的立场致力于向人们表明，如何能够在人性中找到耶稣在人类进步中的全部代表物。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介绍了他的心灵理论——意识层次说，并把他的思想与生物学家的思想作了一番比较。为了“教育的缺陷”的讲话，他对要点作了进一步的修改。1921年7月，由澳大利亚教育互助会主办，他在布里斯班发表了“教育的缺陷”的讲话。他概述了工业和社会动荡的原因的心理后果，工作中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以及深入“心灵港湾”的心理学研究，他强烈呼吁增加带有谋生教育的职业与技术教育训练。“商业为人而设而非人为商业而设”的话得到了雷雨般的掌声。在另一篇题为“广告业对商业特性的影响”的讲话中，梅奥提出了相同的基本观点，他设法让广告从业人员相信，他们应该对本职工作采用专业方法，与大学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人员一道，学习人们采购时所涉及的心理过程。
1921年中期，梅奥作了十次有关反常心理学的讲话，作为大学新政策的一部分，进而把成人教育延伸到了社区以外。第一篇演讲对于感觉论者把人的本能从精神学说中排除出去进行了批评。通过把传统的学院心理学与新的医学心理学区别开来，梅奥向人们展示了，本能是基础的和根本的，所谓人们只进行理性思考的假设显然是错误的。医学心理学证明，理性思考就像心智健全那样，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这种教育对内在的心智能力进行了发展而不是抑制。所以，如果我们要帮助自身发展到一个文明的阶段，就需要了解精神是多么复杂的。第二篇演讲论述了精神的复杂性，它回顾了梅斯梅尔、埃利奥特森、埃斯代尔、布雷德等早期催眠术师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有助于人们识别不同的意识层次。沙可、克拉福特一埃宾、弗雷尔（Forel）、德尔柏夫、伯恩海姆（Bemheim）、维特斯特朗等人对精神的复杂性做过实验，梅奥利用弹震症士兵的例子并选择一名听众进行催眠，证明了意识的不同状态的作用。第三篇演讲表明，不同的意识层次及各种各样的分裂思维不仅在临床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发现。每个人的“心灵港湾”都影响了行为举止的变化，沙可和让内的研究实例增强了对弹震症士兵的与众不同的日常活动的解释。第四篇演讲阐述了让内的癔病理论和神经衰弱症的过程。癔病是意识场的收缩和分裂的一种形式，例如怀疑、执迷、焦虑以及其他虚幻的思考形式。证据来自心理不正常的儿童的实例。这些儿童的家庭对冲动行为施加了过分的限制。另外五篇演讲与弗洛伊德有关，讨论了无意识、****、精神性神经病、梦、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最后一篇重申了前几篇演讲的主题，即社会动荡和较低的工业士气的根源，以及为了使生活变得有意义，个人尽力对环境和自身加以理解和控制的重要性。根据频繁的观察结果，梅奥推断，现代民主政体是同人类的意愿和自由的发展相抵触的。
做完这一系列演讲后，梅奥在第二届道格拉斯·普莱斯纪念演讲会（DouglasPriceMemorialLcture）上发表了“心理学与宗教”的讲话。道格拉斯·普莱斯（1874—1916年）出生于英国伯明翰郡的一个教友派家庭，年轻时虔诚地信奉宗教，然而到18岁时，他抛弃了冷冰冰的教友派，转而皈依英国国教。修完神学后，他在莱彻斯特（Leicester）的圣马克教堂当了五年副牧师。1903年，他来到昆士兰，成为布里斯班神学院（BrisbaneTheologicalcol-lege）院长兼万圣教会（AllSaintsChurch）教区长。他在数年之内就变成一个神秘主义者，大胆无畏地藐视三位一体说、贞女诞生说、耶稣神性说等传统教义和赎罪观念。他抵制了巧妙地要求他辞职的压力，但是布里斯班的大主教断定，对于信念的真实性，普莱斯的布道从正面强调得非常少，而谴责得非常多，所以他于1910年要求普莱斯辞职。主教会议支持普莱斯的观点，提请大主教重新考虑他的决定。大主教赞赏普莱斯的坦率和正直，但他还是拒绝更改原来的决定，所以普莱斯离开了澳大利亚。1911年，普莱斯重返澳大利亚，成为一名活跃的现代主义者，并高度赞扬一种新的宗教精神：力图以科学真理和批判精神来重申古老的宗教信仰。1920年3月，在第一届道格拉斯·普莱斯纪念演讲会上，梅奥的同事梅雷迪思·阿特金森追随普莱斯的思想，发表了题为“伦理与宗教在教育中的地位”的演讲。
梅奥的演讲也追随了普莱斯思想中的一般主题。他采用了一种把宗教信仰与实践相分离的观点，并谈到了心理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在众多的实例中，青少年时期的宗教皈依体验涉及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罪孽观，以及一种不完整和不安全的感觉，还有一种对群居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不现实感。垂头丧气和病态的反省接踵而至，对群居世界中的真正兴趣减少了，个人变得执迷于自我，丝毫不关心他人。接着，突然之间，兴趣转而向外；内部省视让位于内心的宁静，自我变成宇宙万物的一部分，青少年屈从于上帝，古老的爱憎被放弃了，信仰进来了，外部世界得到了接纳，新的精神洪流喷涌而出。可是，事情并非总是如此。梅奥集中讨论了罪孽观，以及它在反常的心理生活中，尤其是在强迫性神经机能病中的角色。梅奥宣称，如果罪孽观再加深对种族能力的过度抑制和对社会生活的约束，那么很可能永远也理解和掌握不了它，这就有可能产生心理的不健全。如果宗教想要对正常成年人的健康发展有所贡献的话，那它就必须帮助青少年解决罪孽观的心理问题，而且在宗教皈依期间，不要单纯为了得到教会的信徒而利用他们。鉴于此，教会领导人应该研究人性的体验，信奉一种给予上帝和宇宙以完整感的宗教，并由此在人们的心中培养出这样一种远见：追求对自身的了解，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秩序。在后面一些观点上，多萝西娅提出了独特的想法，梅奥用它们修改了讲稿，以便出版。
1921年底，梅奥出席了工人教育协会学生和教师联谊年度宴会。在祝酒会上，他回顾了工人教育协会在英国的发展历程，讲述了澳大利亚工人是如何克服他们对昆士兰大学与该协会关系的早期怀疑的，并表示该协会做了许多极为出色的工作。一周以后，他在工会会所作了他在布里斯班的最后一次演讲。他希望演讲出色，因为澳大利亚工党州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他决定作“一番总结”，然后重申心理学研究对工业秩序的必要性。他只讲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针对三名批评者的意见，他给予了答复，以此来取悦听众。一名批评者试图嘲笑梅奥，说他颠倒黑白。这个批评者刚要“射出”猛烈的“炮火”，梅奥却截口答道：“很好，先生，我与你有同感，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确实颠倒黑白！”批评者困窘不已，整个大厅哄堂大笑。梅奥写信告诉多萝西娅：“我就是爱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