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深深地震动了，她理解到，她的病唯有在医院才能得到满意的治疗。梅奥满意于克服了她对治疗的抵制。在马修森的帮助下，梅奥在一所新医院安排了一间安静的病房。梅奥相信，派热蒙医院的护理人员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尊重，所以在这所新医院，马修森向全体职员指示，梅奥不想受到打扰。梅奥每天给芭芭拉看两次病。当他不在的时候，她集中精力于自己对罪孽观的感觉，诸多痛苦经历涌向心头。对乱伦的恐惧出现在她的梦中，这些梦与她在伦敦的生活有关。梅奥把这种恐惧归咎于麦康奈尔夫人以及她把性从女儿的青年期杜绝出去的做法。芭芭拉被这种新的发现吓了一跳。随着更多不幸的回忆，她的痛苦加深了，她明白，当梅奥没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她必须在医院待更长的时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逐渐可以控制自己对治疗的态度了，于是，她开始明白很多道理，比如说，她以前对性的问题的宽大气量，不但没有显示对这些问题的成熟理解，反而暴露出自己的无知和混乱；再比如，如果她想要完全战胜失眠症和间歇性痉挛，那她就需要彻底重建她的感情生活。
梅奥决定圆满地治疗她的疾病。虽然他知道其他临床医学家是不会遵循他的治疗方法的，但是他坚信，他这种“排除一切障碍的方法”是恰当的和可取的。芭芭拉是他最重要的病人，因为她有足够的信心经受住他发起的治疗风暴，同时他有智慧对将要在她身上揭示出的东西作出明智的反省，而她也有意愿接受他的指导。梅奥有良好的感觉发现她的自我分析能力——梅奥坚信她具有这种能力。由于她和多萝西娅同样拥有这些素质，因此梅奥发现，芭芭拉这个病例是最难以治疗的病例之一。
1921年9月，芭芭拉的病大有起色，连麦康奈尔夫人都注意到芭芭拉变化“显著”。这年后期，芭芭拉决定做一次手术，虽然她很清楚做完这个手术后她很可能长眠不醒，但她要求梅奥在她死后等待她的联系，他同意了，但却什么也没有等到。在当时，对于与人死之后的联系是否像芭芭拉所预期的那样轻而易举，他并没有真的去想。
当梅奥在临床心理学方面的技能和实用性的理解有长足发展之际，社会对昆士兰大学的普遍批评引起了梅奥的注意。这些批评有愈演愈烈之势。功利主义者和工党的支持者也加入了批评之列。功利主义者希望利用大学设施来训练专业人员，工党支持者则认为大学应该向更多的贫困公民提供教育。此外，昆士兰大学和工人教育协会就工人教育的控制权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场冲突致使梅雷迪思·阿特金森从墨尔本赶来调停，而梅奥也被卷入其中，不得不出面解决问题。
为了解决针对大学的普遍批评以及大学和社会的关系问题，1921年4月，昆士兰大学组建了公共教育委员会（PublicLectureCommittee），梅奥倾全系之力开设“额外课程，课程的开设主要为了吸引普通大众的注意”。这要求对昆士兰大学和工人教育协会的关系作出清晰而完整的描述。学校评议会宣布，在昆士兰，工人教育协会是一个自治的独立于昆士兰大学的团体，其宗旨是联合工人组织，通过公共授课和研究班的形式向人们提供教育。工人教育协会和大学正是在这个宗旨上开展合作的，双方在其他事务上都没有发言权。研究班的限额是三十名学员，学员的任务是进行三年的强化学习，包括历史学、经济学、生物学、文学等学科。研究班联合委员会（JointCommitteeforTutorialClasses）是由大学评议会和工人教育协会建立的，其教学方针也是双方拟定的。梅奥自愿教哲学班，无偿讲授十节课。
1919年，梅奥开始讲课。当时，他对回国士兵中的一场政治争论印象深刻。3月24日，布利斯班发行量最大的工党报纸《每日标准报》（TheDailyStandard）发表了一篇社论，建议废除不准悬挂俄国红旗的禁令。当天傍晚，一群退伍士兵聚众闹事，向南布里斯班的俄罗斯联合会（RussianAssociation）抗议。第二天，《每日标准报》谴责了这场骚乱。当天傍晚，又有一群退伍士兵向该报的办事处投掷石头，他们怒吼着、欢呼着，在听完爱国演讲者们的演讲后，齐声高呼“上帝拯救国王”。《民主与自由》曾经强调过暴徒举动的心理学根源和危险，现在梅奥注意到，“散乱行进的俄国红旗队伍所引发的士兵骚乱是多么奇特和非凡”。有一个人受指控要为这场政治骚乱负责，据称这个人因升起了一面红旗而引发了这场骚乱。梅奥向公共授课委员会发表了两个演讲，使这个案例广为宣扬。
演讲在布里斯班的艾伯特礼堂（AlbertHall）举行。第一场的主持人是公共教育部部长约翰·赫克萨姆（JohnHuxham）；第二场则是唐纳森（Donaid—son）大主教。在这两次演讲中，梅奥首次就人格和社会进步的精神病理学方面进行了探讨。
第一次演讲题为“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它声称，所有导致文明行为或无政府主义行为的力量都源于人的心灵。心灵的意识部分地帮助个体和群体以使自然的本能适应环境的要求，从而满足他们的需要。文明就是这种适应性行为的产物。儿童依靠本能的欲望和生存能力进入这个世界，为了生存和满足这些欲望，他们必须学会理解他们混乱无序的本能和环境的压力，并在智力的帮助下把这二者融入一个有目的的有机整体。但是，理解自身是困难的，因为在心灵的背后是种族意识，种族意识评估并干涉个人的成长，使之向有机的统一体方向发展。种族意识并不只是执着于本能的满足，它还要求个人的发展和个性的实现。不论从选择还是从本性来看，人都是社会文明化的行动者，人的一生都在进行着情感的挣扎，努力把遗传的或种族的属性同自然的、社会的和环境的要求相结合，以实现人的个性。情感表明了以下三种要素的关系的充分性：种族意识，自我发展，环境。神经衰弱的人行为反常、以自我为中心和不切实际，在情绪上这三种要素的关系并不完满；种族意识在某种极端情况下会复活，会摧毁发展中的个性，并促使个性的瓦解，引起不协调的原始冲动。
由于当前的人性理论忽视了人们想要成为独立个体的本质冲动，进而忽视了种族意识的影响，因此现在的社会系统没有满足今天的要求。例如，工业系统的领导人忽视了工作当中的人的因素，使用过时的和抽象的概念，强化了某些工作制度——它们搅乱了个体意识和种族意识中几个大关系的充分性，从而激起了破坏性的冲动。同样，主导教育系统的功利主义者强加了太多不必要的考试，这些考试强迫学校像监狱那样，仅仅出于作为专业目的进而迫使学生的宽阔视野变得狭窄。当前的教育做法把人性的学习排除在外。其实，应该把教育作为从事历险活动的第一步，允许个人为自己着想，追求不受习惯和传统约束的（兴趣）。
第二次演讲题为“白人心灵的背后”，梅奥在后期岁月中常常使用其中的思想。该演讲稿揭示了梅奥的两个思想，梅奥经常用它们与学生讨论虚假二分法等。该标题取自唐纳德·克劳福德（1）onaldCrawford）的《想一想黑人》（zhinkingBlack）一书。该书描述了一位传教士于1890—1912年问在中部非洲的生活情况。梅奥对心灵的研究和克劳福德毕生的观察显示了某种惊人的相似。
传统观点认为，白人和黑人的心灵存在本质的不同，逻辑演绎法和深谋远虑是文明的白人心灵所独有的品质，而古老习俗、自然现象和迷信则支配了“黑人的思维”。克劳福德对主导“黑人思维”的习俗给出了诸多实例，例如恩科勒Nkole）习俗，没有恶意的第三方之所以被绑架并被当做担保人被监禁，是因为不知名的某个人触犯了这样一种罪行，他由此相信，这位不知名的人总有一天会进行报复，会要求就非法拘禁赔偿损失费；一个无辜的年轻女孩因其双胞胎妹妹所触犯的一项罪行而受到鞭打，就因为两人出生时是双胞胎，因此作为双胞胎生活，她们就必须共同受到惩罚。但是，当克劳福德描述“黑人思维”的过程时，他揭示了，虽然支配思维过程的习俗看似不文明，但思维过程本身却与“白人思维”没有任何不同，有时甚至比“白人思维”更高级。他判定在“黑人思维”中，理性化既没有表明智慧上的愚蠢，也没有显示智慧上的缺陷，而且常常以很高的抽象水平起作用。此外，在超敏锐感的轻易程度方面，黑人的心灵比白人的心灵更复杂和精致。大多数白人的头脑把超敏锐感看做是第五种感觉之外的一种感觉，称之为“第六感”。在“黑人思维”中，第六感是把五种感觉聚合成一种全新的、结合了实际知识的思维模式。从五种感觉的证据来看，黑人会对某种情形进行演绎式的争论或辩论，但是从第六感所衍生的实际知识一智慧——来看，却丝毫没有争论或辩解的余地，因为三段论法并不应用于作为无意识起源的深层次思维。
梅奥指出，白人心灵的背后，即心灵深处的过程决定了有意识的思维和行为，因此，当传统的观点认为白人和黑人的心灵存在本质不同的时候，它就助长了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他以这种方式对第一次演讲中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发展：个人的种族意识，即对个人发展的被动评估，它潜藏在心灵深处，蠢蠢欲动，当时机合适时，它会随时积极地加以干涉。
该演讲以为，思维和意识并不是等价的，个人的自我并没有结合意识，自我是可以分析的。这种假设与普通心理学教科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诸多实例和权威著作告诉我们，思维和意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当我们睡觉时，我们对周边事件是有意识的，在睡眠和清醒之间，我们体验到意识的若干中间阶段（威廉·詹姆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查尔斯·皮尔士、保罗·布杰尔、奥托·维特斯特朗）。
存在不同的意识层次是梅奥关于自我理论的出发点。注意力或意识的第一个层次包括个人的自我和想法。个人的自我是我们直接意识到的；当我们思考时，我们正考虑某件事情并能够轻而易举地指出来，这就是想法。意识的第二个层次包括记忆深处的某些被遗忘了的事件，它们概述于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中，而且当发烧病人变得神志不清的时候，或者在诸如柯尔雷基等诗人的作品中，它们显现出来。为了强调两者心理层次的不同，梅奥对早期的英国心理学哲学家与心理学家作了比较，他表示：“19世纪的感觉论心理学家研究的是记忆，而现代心理学家研究的则是遗忘。”
让一马丁·沙可、皮埃尔·让内和阿尔弗雷德·比奈等现代心理学家关心的是精神分裂或者分裂的意识。让内发现，身体上显而易见的麻醉区域受到意识的某个分裂部分的控制，她推断，身体上存在着注意力减弱的区域，并用一个患者的例子证明了这一推论。该患者留意不到自己大喊大叫，却拥有第二个自我，能够听到自己轻声细语。这两个分裂的区域是互补的，因此人们具有“双重人格”。这种反常的情形伴随着理解力和智力的明确丧失，它就像正常人中的第二层意识，因为这也涉及对诸如习惯之类的无意识举动，以及潜藏在记忆中的被遗忘的事件，进行某种千篇一律的和常规性的控制。第一、二层意识之间的扭曲对于正常人格和分裂人格都是有根据的，在比奈的实验中以及用让内的注意力转移法所进行的个别情况调研中都得到显现。
从埃宾、让内、比奈、查尔斯·费利和约瑟夫·德尔柏夫等人作品的例子中，意识的第三个层次得到了例证。对第三层意识的连续控制是极其难以证明的，以至于最佳的例证出现在催眠状态下或者原始自我被瓦解的时候。第三层意识就是荣格的非人格意识，它包括遗传而来的对本能和反省的控制，梅奥称之为“种族意识。”
当生命根据“种族意识”提出的要求同文明的个体所具有的生活方式不一致的时候，较低级别的两层意识就会发生冲突，人体就有可能产生神经紊乱。为了支持精神官能症的心理学病因论，梅奥引用了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等权威心理学家的著作，阿瑟·赫斯特发现，在其实验中，所有的精神官能病都有心理上的根源。这表明，个人的健全发展必然受到社会意志的引导，社会意志抑制种族意识的某些天赋才能，却升华其他才能。
人类冲突之所以难以控制，是因为它们起始于个人意识的层面之下。要消除人类冲突，其实质就是要通过情绪发泄——沿着新的渠道释放情绪——和有目的的再教育。战时的健忘症和弹震症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果没有减少内部冲突，没有实现完整的个人自我（个性），就会导致身体的不健康、个人的不快乐和社会的瓦解。所以，在奋力寻求个性的过程中，个人必须平等地考虑遗传因素和环境造成的困难。人们将发现自己“就在这个世界，就在这个宇宙中，而宇宙精神就在人的心中——如果他能够找到它的话”。
1920年，梅奥继续使用他的临床经验来证明这些演讲，并发展了他的意识理论；同时还寻求以下想法的支持，即教育以及如何能够使人们日常生活更人道、更愉快、更充实和更有效——如果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身的话。为此，他考虑向公众公开他的心理学演讲稿的第一部分，并向远在布里斯班以外的人们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共计十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