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日本策划利用军队换防之机对中国施压。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向日置益公使透露说：“现就此次对华交涉状况观之，虽经我公使诸般努力，而欲使中国政府轻易承诺我方认为最关重要之条项，殆已全无希望。因此帝国政府认为，为实现我方最初目的，有必要对中国另行采取威压手段……恰好此时正值我驻满洲部队调遣时期，初步手段，拟使后继的接防师团提前派发，使撤返的师团缓期归返，其延长驻留时间暂不规定；另驻山东之我守备军若按原定期限，亦应于四月间撤离，此次亦令其延期驻守，而前往接替之新守备军则仍按期派出。于是，我驻山东省的部队事实上已增至平时兵力的一个师团以上。以上两项措施，现已着手准备。”此外，还准备增强京津地区的兵力。并训令日置益催促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顾全大局，谅解日本的立场”，迅速“和平圆满”地解决此次交涉，否则，日本政府不得已“将采取自信为必要之手段”。次日，加藤正式通知日置益：“驻南满的一个师团及山东守备军一个师团，已定于16日和17日分别由吴及、宇品两地开拔。如前电所述，此次调遣虽为换防，但我公使却可在交涉中加以利用，以达到威压之目的。”日本炫兵耀武的阴谋获得了一定成效。9日，北京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探听日本南满驻军提前换防，是否只是虚张声势，还是有别的野心？10日，日本内阁正式决定向中国东三省、山东及京津地区增兵，对中国施加压力。11日下达“南满驻屯军”换防令。12日，北京外交部又派次长曹汝霖前往会见日置益，说：中国理解日本“此次出兵原属部队调换，然现时正值两国交涉正在紧张进行之际，如出动军队等事，一旦消息传播，必到处引起误会，颇有酿成民心恐慌之虞……基于此原因，中国政府希望贵国能将此种军队调动延至此次交涉结束之后进行；如实不可能，则望贵公使出一通告文书，说明此次军队移动纯属调换防务，以供我方向民众妥作解释，藉以安定人心。”曹汝霖还表示：“时下谈判进展情况格外良好，中国政府尽可能本乎最大让步之精神进行交涉；但让步应有极限，如超过极限，则不论日本国如何施加压力，中国也不能再作让步。”但日置益却对日本将要出兵一事避而不谈，只是一再声明：“当今之时，中国政府如不在今后三四次会谈中，在原则上表明对我方提案全面接受谈判的态度，就很可能在两国间惹起极不愉快之事态，故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各以互让精神尽早结束谈判。”13日，日置益电告加藤称：“看来我国出动军队的消息已在中国政府内部引起相当不安。”
14日，日本以“换防”名义增派的三万军队正式进驻中国东北、山东、津沽等地。18日，奉天将军张锡銮电告北京政府，日军300名侵入奉天省城，另有1500名分驻铁路沿线。日军以中国政府承认“二十一条”作为撤兵条件。
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告外交部有贺长雄在日本“运动元老”的情况。陆宗舆称：“松方（正义）自有贺报告后，谓中日邦交当惟大总统是赖，如五号一、三、四款有妨总统体面地位，当与山县（有朋）协力忠告政府，并劝止勿用武力伤感情。山县则谓旅大南满延期，誓达目的，用兵亦所不避；满蒙居住贸易可修正条件，使无妨中国主权及各国均等之约。”
袁世凯任命周自齐署理农商总长，周学熙署理财政总长。
3月6日中华革命党两湖招讨使罗石相率领部众60多人攻入湖北省沔阳县城，破县署，释监犯，旋因无援自动撤离，罗等10余人先后在汉口被捕遇害。
3月8日初步确认外蒙古与中国内地界线。中俄蒙恰克图会议举行第35次会议，三方代表初步确认外蒙古与中国内地的界线为：东接********、南接内蒙古、西南接新疆省的戈壁、西接与阿尔泰交界的内蒙旗，包括喀尔喀四盟及科布多。商定正式划界要由中俄两国及外蒙古代表会同办理。
日本向中国施展恫吓手段。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久无进展，日方决定施展恫吓手段，一面向南满洲增兵，一面令驻华公使向中国进行恫吓。本日，日置益访晤北京政府外交次长曹汝霖，声称：“会议迁延，日本国之军国民势难再徇情。若于数日内对于重要各条无满意之承认，恐生不测之事。”在此形势下，北京政府决定在次日举行的第八次交涉中作出重大让步，旅大南满安奉问题完全同意日本要求，其余各条也作好作出相当让步的准备，“对于实在难让之第五号，亦将互让一步，声明不议，以期从速了结。”9日，外交部指示驻日公使陆宗舆，“面见加藤，详细陈说，速予同意，以期圆满解决。”同时，敦请正在日本活动的有贺长雄，“将中国看重元老意思，完全承认旅大南满安奉条件，并各条让步之程度，与日置恫喝情形，密陈元老，设法维持。”
3月9日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举行第八次会议本次交涉是“二十一条”开议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北京政府允诺将旅大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借期均延长为99年，其余各条也都作出了重大让步。对此，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向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会议情形极佳。中国政府真以诚意相见，余深满足。深望来次会议从速进行，自即圆满解决。”
3月10日英国提请日本注意“二十一条”不应侵害英国在华利益。英国驻日大使格林照会日本政府称，本日“二十十条”第五号有关南昌至杭州、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潮州的铁路权，中英已有约在先，日本应予注意。
袁世凯禁止官吏为亲朋故友通关说情。申令指出：“致治之道，得人为先，谋国之忠，荐贤为大，所贵乎荐贤者因地择人，不因人择地”，“方今国势艰危，虽登明选公，犹恐弗及，而乃不问贤否，惟恂人情，稍有天良，能无汗下？查官吏服务令，于馈受财物或为亲故关说请托及假用权力以图本身或他人之便利者皆明示限制，违者可付惩戒……嗣后各官吏有违法关说请托者，均准接受之人举发，仍由肃政史查察纠弹，其本省荐举职权或法令许其自辟僚属之大员，并经博访真才，不得滥加援引……总期用人者各举其职，居位者悉当其才”。
中华革命党号召积极讨袁。孙中山授权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发出第八号通告，揭露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与袁世凯阴谋称帝的关系（即“二十一条”交涉真相），号召全党积极讨袁。
山西省撤销清源、平顺、马邑三县。
3月12日袁世凯颁布《国民会议组织法》其主要内容是：国民会议由各地方人民所选举的议员组成，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一人。议长维持议会会场秩序，整理议事，指挥监督事务局职员，对外代表国民会议。议长有事故时，由副议长代行其职权。规定国民会议对中华民国宪法案的决定有可决或否决权，如国民会议认为宪法案有须修正之处，由出席会议的2／3以上议员表决同意，提出意见书，咨请大总统交宪法起草委员会，依法定程序进行修改。国民会议会期为四个月，开会日期由大总统宣布，期满后由大总统宣告解散。并对国民会议议员选举与被选举资格及选举程序，以及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的职权等作了详细规定。
湖南省乾城煤矿工人举行罢工。罢工人反对延长工作时间，要求增加工资。矿警将熊得生等三人逮捕，激怒工人烧毁警署，救出熊得生等人。县知事急派警备队前往弹压，罢工工人被迫逃往贵州省松桃县境内。
3月13日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举行第十次会议。本次交涉中，袁政府代表继续对日本妥协，按照日本要求完全同意旅大租借地及南满安奉铁路租借期延长为99年，并规定南满铁路“原合同第十二款所载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可给价赎回一节，勿庸置议”。由于日本现任内阁面临的倒阁风潮稍有转圜，更由于自第八次交涉开始，袁世凯政府在日本的外交恫吓面前节节后退的怯弱表现，使得日本向中国攫取更大利益的野心急剧膨胀。本次会议中，日本代表的态度变得异常强硬。在中方对“二十一条”第二号要求作出重大妥协的情况下，日本却对其余各条均坚执不让。次日，外交部指示驻日公使陆宗舆，“将我方已允让各节，设法传扬，使日本国反对党知我让步已多，尽可和平解决，证实政府此次调兵，为徒伤感情、毫无实益之举。我方对于此举一意镇静。”并要陆宗舆将以上情形通告日本元老松方正义，请其费心设法周旋。
美国向日本重申“门户开放”原则。美国国务卿布赖恩照会日本驻美大使，声明：“合众国确信日本将维护中立原则，认为它可以信赖阁下的政府关于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的一再保证，并且不会采取违背这些保证的精神的措施。美国的传教士和教师为了宗教和教育工作已经在中国献身两个世代。美国在某些地区已经进行投资并且已经建立了工业。美国人的活动从来就不是政治性的，相反，主要是商业方面的，事后并不考虑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政策的影响。”布赖恩提出，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的广泛条约权利。这些大体上是指商业特权和对在华美国人的保护。鉴于这些条约权利和它们与日俱增的在华利益，本政府已非常关切地注意到当前在这个新共和国的成长与发展的关键阶段，日本认为应该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某些建议。虽然按照原则和1844年、1858年、1868年和1903年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按：这些条约是：《望厦条约》<1844>，《天津条约》<1858>，《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1858>，《赔偿美商民损失专约》<1858>，《续增条约》<1868>，《通商行船续订条约》（<1903>），合众国有理由反对日本关于山东、南满和蒙古东部的‘要求’；尽管如此，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但是，美国政府“不能无视一个外国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统治中国，因而希望阁下的政府发现，克制自己不去迫使中国接受，假如已同意接受，那些将会排除美国人平等地参加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开发并限制该国政治独立的建议，是同自己的利益一致的。合众国确信，强迫中国屈从这些建议的企图，终将导致中国人方面产生怨恨和其他有关列强的反对，从而造成一种本政府确信为帝国政府所不希望出现的局面。”
3月14日袁世凯通令各地方官协力整顿盐运。通令指出：“国家财政，田赋而外以盐税为大宗，凡整理场运巡缉私盐各事宜固系盐务文武官吏专责，要赖地方官不分畛域协力维持，各县知事兼理司法于审理盐犯尤当依法究治，不得稍形宽纵，经此次申儆之后，各地方官如敢阳奉阴违，意存漠视，定即按照地方官协助盐务条例严予惩处。”
3月15日由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创办，聘任黄炎培、沈恩孚筹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南京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