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吐蕃最为强盛，佛教在藏地已有了第一座正规的寺院和藏族的出家僧侣。黄颢先生研究认为这些与汉藏文化交流密切相关：“首先依靠汉人桑希（是说待考）赴唐取经，为桑耶寺建成后的大规模译经做准备；其次，命桑希等赴内地五台山，参观学习汉地寺院型制，为建桑耶寺做准备；第三，派拔赛囊及桑希赴内地学习佛教教诫，为剃度吐蕃僧人做准备；第四，请汉僧入藏，为有计划地翻译汉经做准备；第五，赤松德赞从学习汉地佛教知识入手，并萌发坚信佛教，进而形成在吐蕃正式创建佛教的思想。”
他还认为，赤松德赞自幼由贾珠嘎勘和桑希两位信佛的汉人陪伴，这直接影响了他信佛思想的形成。
桑耶寺有“三样寺”之称，源于其建筑藏、汉、印三种风格的结合。其主殿中层仿汉式建筑，中殿所塑燃灯佛等9尊佛像亦为汉式，壁画中的一些神像以汉语命名，寺中还专设有汉僧参禅的禅堂和译经的译场。据藏史《拔协》记载，桑耶寺落成后，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其中有玛果莱等不少汉和尚。首先翻译的是从汉地带去的佛经，《五部遗教》中说，仅汉僧摩诃衍那所译有12箱之多，《丹珠尔目录》中所列六七百部译经中，译自汉地的佛经有31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译经活动是在藏、汉、印度等地学者协同合作下进行的，充分体现了一种文化的交流。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沙州（今甘肃敦煌）由吐蕃王朝正式统治，吐蕃赞普采取有效措施，利用当地世家豪族统治沙州，大兴佛事，广度僧尼，派吐蕃大德僧师管理敦煌佛教并参与政事，佛教在这里空前发展。从建中二年至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的66年中，在敦煌修建洞窟40多个，内地的佛教文化在这里广泛传播，并通过译经、讲经活动，传播到吐蕃的腹心地区。当时的敦煌是吐蕃在东方的佛教中心，汉藏两族僧人共同从事各种佛事活动的特点更为明显。在这里，曾有大量的汉族僧尼与藏僧一起讲经、译经，使敦煌佛教极为兴盛，尤其汉地禅宗有很大影响，敦煌写本佛经中，属于禅宗经典和语录的多达20部左右。其中，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所写《顿悟大乘正理诀》，详载吐蕃赞普赤松德赞请敦煌汉族禅僧赴吐蕃传教辩经事迹，是一部反映汉藏佛教交流的珍贵文献。
佛教传入吐蕃后，吐蕃不断向唐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德宗建中二年，唐朝遣僧良琦绣、文素入蕃，自此“二岁一更之”，形成制度。至赤松德赞时，入藏的汉僧很多，大多精通汉藏双语。其中，大乘和尚摩诃衍那是将汉地禅宗学说传入吐蕃的代表人物。摩诃衍那在吐蕃逻些、山南扎玛一带传播禅宗，讲经说法，收徒剃度，影响很大，当时信徒颇多，甚至王室的一些成员和许多上层人物都从其教，《顿悟大乘正理诀》说“赞普姨母悉囊南氏及诸大臣夫人三十余人，说法大乘，皆一时出家矣”。
布顿大师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也说“吐蕃大多数人均喜其（摩诃衍那）所云，并学其道”，“汉地和尚摩诃衍之门徒广为发展”。
《贤者喜宴》讲，由于禅宗信徒的迅速增加，致使桑耶寺都断绝了香火供养。这种情况一度造成吐蕃佛教界的混乱，最终导致了西藏历史上著名的顿门巴和渐门巴之争，实际上是印度佛教和汉地佛教之间的一次大争斗。顿渐两派的大辩论于德宗贞元八年（792年）举行，对于辩论及其结局，汉藏史料有不同说法。据藏文史料，自这次辩论之后，西藏佛教界从理论上得到了统一，莲花戒等人所传中观宗成为后来藏传佛教的主流，而禅宗未能作为一种独立的佛教教派存在而流行于西藏。“禅宗是披着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释迦其表，老庄其实”。它在汉地适合士大夫口味，而在玄学和儒学并无基础的吐蕃社会就是另一种情形。因此，禅宗在汉地得以发展而在藏地最终不能扎根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渊源原因。尽管如此，禅宗在吐蕃社会的一度风行，对于王室扬佛抑本、支持佛教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影响在后期西藏佛教的某些教派中还有所反映，有人仍在遵循禅宗的思想。王森先生认为，宁玛巴的大圆满法，“实际上相当于无上瑜伽乘，而又以其中的‘教授部’的东西为它的中心思想。
这个中心思想和内地禅宗的所谓‘明心见性’‘直认本真’等很相似。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内地佛教对西藏佛教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自8世纪汉僧摩诃衍那遗留下来的，或以后进藏汉僧所传播的”。
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许多吐蕃僧人也做出了贡献，他们学习汉语，将一些佛经汉藏互译，有的到汉地讲经传法，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其中，吐蕃名僧法成的事迹非常突出。法成，藏语本名桂·却楚，9世纪中叶人，精通梵、藏、汉三种文字，多年活动于河西地区，曾在沙州开元寺和永唐寺、甘州修多寺等寺院集录佛经和讲经。他讲经时，明照、法镜等许多汉僧耳聆笔录，他的讲经记录和佛经集录多达23部。他将汉文佛经译成藏文，也将一些藏文佛经译成汉文，并对吐蕃在河西地区汉译的藏经进行过大量的校勘工作。现存敦煌佛经中，汉译藏经有300多卷，其中法成署名校勘的达20多卷。
汉藏两族的佛教文化交流，不仅有助于双方文化的发展，而且增进了两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了解和友谊，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
三、历算与医学方面的交往
吐蕃为建立本民族的历算和医学体系，一直注意汲取汉地的有关知识，早在南日松赞时期，即“从汉地得到历算与药物”。文成公主进藏，所带典籍不少是历算和医学方面的书籍，她自己精通星算、勘舆、风水之术，察看西藏地形，选择建寺地址等，汉地的历算与卜算方法陆续传入吐蕃。松赞干布以后，除从汉地引进有关典籍文献外，还不断派吐蕃子弟去汉地学习，汉地的一些名医学者也不断来到吐蕃，传播知识，与藏族学者一起把一些著作翻译成藏文。据《汉藏史集》记载，松赞干布曾派遣恰嘎冬衮、查达甸等4人前往汉地，学习“生死之卜算、年月四时之法”。这4人在汉地师事精通历法的学者贾墀摩诃衍，返回时老师赠给3部手抄历算书籍。回到吐蕃后，松赞干布命他们“将所了解的一切有关五行图表及历算之学问均译成藏文”。恰嘎冬衮将所学集成“三历算门”，传于吐蕃，他和儿子都精通汉地历算，子孙世代担任赞普的御前占卜历算师。查达甸也学得极为出色，精通八卦占卜之术，相传能卜算生死。
汉地的历算学在吐蕃称为“纳孜”，大体可分为：
1．天文历法。即“区分年月四时之法”，这在吐蕃碑铭文书和敦煌藏文中多有反映，如纪年方面采用十二生肖纪年，十二生肖配以五行及阴阳纪年，以及对四季加上孟、仲、季进行区分，另有赤热巴巾时采用“彝泰”年号等，都反映了汉藏历法的相同处。
2．占卜术。这是运用八卦、五行学说进行卜算生死、推断吉凶祸福的方法。敦煌藏文文献中有所谓土命、金命、“金火不合、木火不合”以及“土水相遇可合”之类的记载，均源自汉地占卜术。
3．勘舆术。即汉地的风水学，藏地称之为“地学”，是用五行和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学说占卜勘定地理的方法。在敦煌藏文文献和《五部遗教》等藏文文献中不乏这方面的记述。
汉藏医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从松赞干布时期起，汉地的医书、药书、医疗方法和医疗器械不断输入吐蕃，不少医学文献被藏医所吸收，促进了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松赞干布遗训》等有关藏文史籍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曾带去“治疗四百零八种病的药物、一百种医疗法、五种诊断法、六件医疗器械和四部配药法”。据不完全统计，吐蕃时期约有27部重要的汉地医书传入吐蕃，其中文成公主带去的《汉公主大医典》，包括了各种医学原理，由汉族和尚玛哈德哇和达玛果霞译为藏文，对藏医药影响极深。据藏医史载，汉地的《珍宝七十品》等25部医著被译成藏文，有11位汉族医生及和尚为翻译这些汉地医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汉族医生韩文海曾将《汉地大小杂病疗法》译成藏文，又协同印度、大食医生合编出医书《无畏武器》。金城公主带入吐蕃的五台山僧人江伯阳所编《月王药诊》，由汉族和尚玛哈谛陀、贾珠嘎勘及藏族译师琼波泽孜、琼波唐祖、文拉门巴等5人合译成藏文，这是一部中医著作，内有脉诊、验尿、用药知识和印藏医学内容。另有汉族和尚德哇和真德与藏族学者合作译注出四部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