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汉藏民族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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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唐蕃关系(6)

赤松德赞在位时,继续从周边地区请来名医,引进先进医学,并借助他族医生培养本民族医务人才。他曾请来“四方九名医”,其中东松康哇、和尚帕拉和航笛巴达3人是汉族医生,他们为吐蕃翻译了《验毒火焰轮》《杂病特诊》等10余部医学著作。东松康哇两次进藏,最终去世于吐蕃。他曾治愈赤松德赞的重病,被聘为赞普的御医,受封于藏南约兑地方,后在吐蕃娶妻传嗣,其后代为藏医北方学派传人。吐蕃杰出的医学大师、藏医学的奠基人宇妥·元丹贡布(708—832年),曾以东松康哇为师,虚心求教,两人共同探讨鸡、犬毒症和中风等恶症。东松康哇无私传授汉地医学,并将他所著《医治中风生轮》等3部著作赠给宇妥。宇妥后游学于尼婆罗、天竺等国和内地的五台山,足迹遍及阿里、山南、康定等地,总结研究各种医疗经验,撰写出《四部医典》《实践明灯》《经验明了》等30多部医学论著,奠定了藏医完整的理论基础。汉和尚玛哈雅纳是一位名医,兼通藏文,与藏族译师贝若咱纳合译出医著《汉地后译》一书,共112品,他总结自己的行医经验,编出《配药十二品》,由吐蕃人作注,被称之为《紫册》。

汉藏医学交流过程中,吐蕃也为汉地输送药品和医术。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吐蕃论监通出使长安,所献方物中就有藏地的“新药”。藏族名医宇妥·元丹贡布曾到康定、汉地行医,为汉人治疗过疾病。尽管这方面的记载较缺,但藏医在汉地的影响是巨大的。时至今日,人们对藏医在肝胆、心血管病、消化系统等慢性病治疗方面的神奇功效,一直深信不疑。藏药中的鹿茸、麝香、大黄、熊胆等名贵药材,在汉族中医中广泛使用。汉藏医学中的不少理论、药理,甚至名词术语,有不少相同处,足见交流的广泛和深入。

四、工艺美术、风俗等方面的相互影响

藏族人民聪明能干,很早就有了本民族的建筑、木刻、绘画、制陶、雕刻、纺织、冶炼等技术,到吐蕃王朝建立后,进一步学习他族的先进文化以发展自己,工艺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在这方面,汉藏文化交流更有丰富的内容。

吐蕃人住拂庐,衣毡裘,制毡、制裘、缝织帐篷是传统的特色工艺技术。唐蕃建立联系后,松赞干布“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曾从唐朝不断输入丝织品。两位公主入藏,陪嫁物品中就有大量的锦缯、服饰,以及有关工艺技巧方面的书籍。吐蕃“俗重汉缯”,尤其是上层人物酷爱唐朝丝绸,为获得绫锦、弓箭等物,向唐朝请市贸易,唐蕃使者往返,唐使往往带去杂彩束帛,“用修前好”。敦煌藏文文书中有许多赞普“以唐人岁输之绢缯分赐给各地千户长以上官员”的记载。

随着唐蕃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吐蕃土特产也相继传入内地,唐书中常有吐蕃向唐遣使贡献方物的记载,献物种类很多,常见的如金盏、金盘、金碗、玛瑙杯、羚羊、羚羊衫缎、彩缎、毛毡等。

吐蕃人喜欢饮酒,说明早有酿酒技术。为进一步提高工艺水平和引进其他技术,吐蕃赞普曾向唐朝请求“造酒、碾、岂矿、纸、墨之匠”。碾、岂矿之匠,是指磨面等加工谷物的手艺人,《松赞干布遗训》中说,文成公主曾在康地的朗珠堆塘,教当地人“建造水磨”的方法,敦煌藏文文献中也有“青稞稻麦长坝上,入于水磨即成粉”的记载。由此推断,吐蕃时期已有了水磨加工工艺。据西藏建筑勘察设计院的考察,拉萨大昭寺石墙内原为砖墙,桑耶寺存有琉璃塔,说明吐蕃时期已有制砖技术和很高的制陶工艺,这些可能与唐朝工匠的入蕃有关。藏史记载,在赞普都松芒布杰时期的7世纪末叶,唐朝的制瓷技术也传入吐蕃。《汉藏史集》中说,吐蕃使者将一位制造瓷杯的唐朝工匠带到吐蕃,制成6种形状的瓷器,绘上雀鸟衔枝、海鱼、草山麋鹿图等各种图案,供各阶层的人使用。我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造纸术的国家,在唐朝纸已广泛使用。吐蕃时期,已由原来的“刻木结绳”记事,逐步发展到使用木简。唐蕃联姻后,吐蕃向唐请求造纸匠人,可能已开始造纸,同时继续输入唐纸。

一些研究者认为,吐蕃王朝崩溃后的阿里古格王朝,其宫室中残存的佛经纸张,除了汉地所造,一部分是吐蕃自制的。吐蕃治下的敦煌寺院附属有造纸部门。一些资料中有纸匠记载,汉藏造纸方法大同小异。有纸必有墨,汉地的制墨技术也肯定对吐蕃有过重要影响。

汉藏建筑技术的交流与影响也始于唐代。相传由文成公主请来汉地工匠帮助修建了拉萨小昭寺,采用汉式歇山式殿顶,同于汉地寺宇。大昭寺的各式斗拱托木、翘角飞檐等,均受到汉式建筑风格的影响。这种影响源远流长,后来藏区有不少汉藏合璧风格的寺院,甚至宋代建成的西藏夏鲁寺,完全是汉式风格。另外,汉地的冶炼、铸造业技术也对吐蕃不无影响,有些铜钟是汉族工匠直接铸造的。

藏族是一个崇尚艺术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灿烂的艺术,包括雕塑、绘画、堆绣、刺绣等多种门类。藏族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汉族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在汉藏交会地带,互相影响、交流更为深刻。吐蕃占领沙州后,随着佛教的勃兴,敦煌石窟艺术有了新的发展。在艺术成就上,其壁画塑像笔墨精湛,造型准确生动,线描精致细腻,在不少方面保持了盛唐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吐蕃人物形象出现在壁画之中,有的壁画还以吐蕃赞普为中心,或赞普率众闻经听法。因此,敦煌艺术,既有唐风,又有藏族特色,是汉藏文化艺术交融的结晶。

音乐、舞蹈方面,从唐代起汉藏之间就多有交流,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史载文成、金城公主精于音律,会抚琴,入藏时带去了部分乐器。后来,唐朝也曾派一些音乐家、舞蹈家进入吐蕃,进行汉藏音乐、舞蹈等艺术的交流和了解。《拉达克王统记》中记载,藏王都松芒布杰时(676—704年),“自汉地获得多达曼、笛子、布桂、唢呐等”。822年,唐大理卿刘元鼎出使吐蕃会盟,受到赞普接待,饮宴时“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

至今,唐朝汉地的一些乐器仍存西藏,大昭寺中保存有文成公主带去的乐器。云南丽江的纳西族相传源自藏族,他们保存至今的唐代宫廷音乐名闻国内外,曾到英国等欧洲国家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汉藏两族都有饮茶的习俗,尤其藏族饮食结构以肉食、乳饮为主,油腻食物更需用茶助消化,年长日久,茶成为不可或缺的饮料。《汉藏史集》中载,吐蕃初无茶,赞普都松芒布杰一次生病不愈,闻茶叶可治病,派人到内地寻来茶叶,饮而病愈,吐蕃遂有饮茶之俗。据说到了赤松德赞时期,唐朝的茶叶在吐蕃宫廷中应有尽有。

汉籍《唐国史补》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

‘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手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靳门者,此昌明者,此邕渐湖者。’”吐蕃主要以马易茶,开创了我国汉藏两族茶马贸易的先河。

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的影响始终是双向的。吐蕃的马球运动和马术曾于唐太宗时传至长安,吐蕃的涂面护肤习俗和衣着装束等也对汉族有过影响。马球是吐蕃常见的一种运动游戏项目,马球藏语称“颇罗”,用皮革和木制成,上涂色纹,谓之“七宝球”,唐人称之为“金颇罗”。马球比赛时,参赛双方骑手乘马,手持球杖,驰击马球,场景热烈壮观。马术,也称“骑马之戏”,是一种精彩的马术表演,骑手在马背上做各种动作,并以速度取胜,至今流行藏区。汉籍《封氏闻见记》中,对汉藏球手在长安比赛马球的情形有详细的记载。该书称吐蕃马球术早在唐太宗时传入长安,唐太宗曾令人学习,自己一度亲临观看比赛,也曾受吐蕃人邀请赛球,但因考虑到自己身居皇位,不宜沉溺,曾焚球以自戒。后来,唐中宗公开提倡赛球,已有汉人组成的马球队,吐蕃尚赞咄等来长安迎娶金城公主,汉藏马球队曾在梨园公开比赛,当时玄宗为临淄王,奉命上场,“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唐诗记此事说:“侧身转臂看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又说:“击鞠(即球)由来岂作禧,不忘鞍马是神机,牵缰绝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点飞。”在唐朝的正史中也有打马球的记录。《旧唐书·吐蕃传》中说,景龙三年(709年)十一月,吐蕃大臣尚赞咄来长安迎娶金城公主,唐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侍臣观之”。马球、马术后来在唐军中成为“常戏”,用来训练骑兵,因而长期“不能废”。1972年在乾陵发现的唐章怀太子李贤的墓葬,其墓道西壁上绘有彩色马球比赛图,可见吐蕃马球戏在汉地很有影响,很可能流行于长安等地。

吐蕃人向“以赭涂面为好”,这是一种独特的审美观,也可能是一种防寒护肤的方法,它一度为唐人所吸收,谓之“元和妆”,白居易曾有诗说:“元和妆梳君记起,髻椎面赭非华风。”从敦煌壁画《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可以看出,当时吐蕃人着长袖服装,与那时唐人服装颇多相似,也可能是互为影响的结果。汉服后来变化很大,而长袖藏服仍然沿袭至今。今青海玉树巴塘的文成公主庙中,主供的大日如来佛及其八大弟子像,其装束颇似唐人,又有吐蕃人服装的特点,很可能是当时汉藏服饰互为影响的例证。

综上所述,唐蕃建立联系后,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加深了相互了解,彼此在学术、宗教、文学、生活、习惯等方面互相影响,增进了友谊,使汉藏两族结成了亲密的兄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