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次会盟的盟文内容，详载于长庆三年在拉萨大昭寺前所立碑文中。据黄奋生《藏族史略》，拉萨盟文与长安盟文的主要精神一致，但拉萨盟文的内容更恳切、具体。长庆拉萨会盟碑四面皆有字：西面文字汉藏两体对照，左半藏文，右半汉文，两体文义相同；北面为吐蕃一方参与此次会盟的官员名单位次，共17人，上下汉藏两文对照；南面为唐廷参与会盟官员名单位次，亦上下藏汉两体对照，共18人；东面纯为藏文盟词，无汉文。双方在盟文中历述唐蕃和亲的历史，重申汉藏和同一家的舅甥情谊，表示“永崇甥舅之好”，决心今后“社稷如一，为此大和”，双方各守本境，互不侵扰，“彼此不为仇敌，不举兵革，不侵谋封境”，做到“烟尘不扬”、“乡土俱安”、“甥舅协和”，对此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尤其东面的藏文盟词，在赞颂蕃唐两主的功绩后，追述唐蕃联姻，“和叶（意同“协”）社稷如一”，金城进藏，“重协社稷如一，更续姻好”，“成此舅甥之喜庆”，唐蕃“地接比邻，乐于和叶社稷如一统，甥舅所思熙融如一”。历史上，双方“欢好诚忱不绝，亲爱使者，通传书翰，珍宝美货，馈遗频频”，“情谊绵长”。为此，再“结此千秋万世福乐大和盟约”。此外，还规定了双方人员来往路线和物资供应办法等具体事项。
这次会盟符合当时汉藏两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不仅使当时的唐蕃社会相对得到安宁，使经济、文化有了发展，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两族团结友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唐蕃之间的纷争从此基本结束。作为汉藏两族人民团结友好象征的唐蕃会盟碑，又称“长庆唐蕃甥舅和盟碑”，在大昭寺前矗立了一千多年，受到藏族人民的珍视和保护，至今完好无缺，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供世人观瞻深思。
附录一：赤岭碑文
维大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岁次壬申，舅甥修其旧好，同为一家。往日贞观十年（应为十五年，641年），初通和好，远降文成公主；入蕃已（以）后，景龙二年（应为四年，710年），重为婚媾，金城公主因兹降蕃。自此以来，万事修帖。间者边吏不谨，互有侵轶，越在遐荒，因之隔阂。今遵永旧，咸与维新。帝式藏用，不违厥旨。因以示赤岭之外，其所定边界一依旧定，为封守，为界斥候，通开梁大矣哉。皇天无私，惟圣作义。故违圣者，逆也，所以降雷霆之威；率圣者，顺也，所以渐云雨之施。休咎之理，顺逆之繇，若斯之明矣。昔先帝含弘爱至从聘，所以一内外之礼，等华夷之观，通朝觐之往来，成舅甥之宴好，则我先帝之德不可忘也。顷者，瓜州之役，宥而不讨者，盖舍之先继而归之畜复。夫恃安则逸，逸则弃礼，弃礼则忘信，忘信者暴蔑之心生也。故春秋时人忘盟誓之典，有如日，有如河。我之今日，罔不稽古，幽蕃臣魁渠，实曰警戒，无或背淳德习凶梗，侵扰我河湟，窥觇我亭障，无或恣业警驰咆哮，剽掠我牛马，蹂践我农穑。汉家军领亦不得兵马相侵，我家用不奄（掩）袭尔城宇，覆毁尔师徒，雍塞尔道路，烟灭尔部落；不以兵强而害义，不以为利而弃言，则我无尔诈，尔无我虞，信也。司慎盟群祀，莫不听命，然后走正朔，宜百福，偕尔命祚，泱泱乎仁寿之风矣，休哉！法尚一正，无二正之极尔；惟修代好，弥永年忠，于人则信于神，俾我唐受无疆之福，尔亦荷有永之谋，用怀尔远人，不宝尔远物，至圣之仁也。铭曰：言念旧好，义不忒兮；道路无雍，烽燧息兮；指河为誓，子孙亿兮；有谕其诫，神明殛兮。
（——《册府元龟》卷979）
附录二：唐蕃长庆会盟碑西面汉文碑文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神圣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以盟文节目，题之于碑也。
文武孝德皇帝与可黎可足都赞陛下二圣舅甥，睿哲鸿被，晓今永之屯，亨矜愍之情，恩复其无内外。商议叶同，务令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善，再续旧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为此大和矣。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州镇为界，已东皆属大唐封疆，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或有猜阻，捉生问事讫给与衣粮放归。今社稷山川如一，为此大和。然舅甥相好之义，善信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任常相往来，依循旧路，蕃汉并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已东，大唐祗应；清水县已西，大蕃供应，须合舅甥亲近之礼，使其两界烟尘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如斯乐业之恩，垂诸万代，赞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乃合其大业耳。依此明誓，永久不得移易。于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如此盟约。各自契陈，刑牲为盟，设此大约，倘不依此誓，蕃汉背约破盟，先之者来其灾祸也！仍须仇对反为阴谋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汉君臣并稽告立誓，周细为文，二君之验，证以官印，登坛之臣，亲署姓名，手执如斯誓文，藏于王府焉。
〔该碑文录自王辅仁、索文清编著《藏族史要》。作者用范增祥拓片、日本东洋文化史大系第三卷所载拓片及艺风堂拓片互校，剥蚀文字处下加“”，并参考藏文原义，以《卫藏通志》、《西藏记》、《西藏碑文》等著录文字补之。亦参见《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17页。对该碑文的剥蚀文字，后来的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不尽相同。如王尧先生用字与上文有别（详见其《唐蕃会盟碑疏释》，《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后收入《西藏史研究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但基本意思大体相同。〕
附录三：王尧先生所译长庆唐蕃会盟碑东侧藏文盟词
大蕃圣神赞普可黎可足与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和叶神稷如一统，立大和盟约，兹述舅甥二主结约始末及此盟约节目，勒以石铭：
圣神赞普鹘提悉补野自天地浑成入主人间，为大蕃之首领。于雪山高耸之中央，大河奔流之源头，高国洁地，以天神而为人主，伟烈丰功，建万世不拔之基业焉。王曾立教法善律，恩泽广被，内政修明，熟娴谋略，外敌慑服，开疆拓土，权势增盛，永无衰颓。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灯恒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东方之地曰唐，地极大海，日之所出，此王与蛮貊诸国迥异，教善德深，典籍丰闳，足以与吐蕃相颉颃。初，唐以李氏得国，当其创立大唐之二十三年，王统方一传，圣神赞普弃宗弄赞与唐主太宗文武圣皇帝和叶社稷如一，于贞观之岁，迎娶文成公主至赞普牙帐。此后，圣神赞普弃隶缩赞与唐主三郎开元圣文神武皇帝重协社稷如一，更续姻好。景龙之岁，复迎娶金城公主降嫁赞普之衙，成此舅甥之喜庆矣。然，中间彼此边将开衅，弃却姻好，代以兵争，虽已如此，但值国内政情孔急之时，仍发援军相助（讨贼），彼此虽有怨隙，问聘之礼，从未间断，且有延续也，如此近厚姻亲，甥舅意念如一，再结盟誓。父王圣神赞普弃猎松赞陛下，深沉谋广，教兴政举。受王之慈恩者，无分内外，遍及八方。四境各部，来盟来享，与唐之好，夫复遑言！谊属重亲，地接比邻，乐于和叶社稷如一统，甥舅所思熙融如一。与唐王圣神文武皇帝结大和盟约，旧恨消泯，更续新好。此后，赞普甥一代，唐主舅又传三叶。嫌怨碍未生，欢好诚忱不绝，亲爱使者，通传书翰，珍宝美货，馈遗频频，然，未遑缔结大和盟约也。甥舅所议之盟未立，怨隙萌生，盖因彼此旧日纷扰、疑虑，遂使结大和盟事，一再延迟，倏间，即届产生仇仇，行将兵戎相见，顿成敌国矣，于此危急时刻，圣神赞普可黎可足陛下所知者聪明睿哲，如天神化现；所为者，悉合诸天，恩施内外，威震四方，基业宏固，号令遍行，乃与唐主文武孝德皇帝舅甥和叶社稷如一统，情谊绵长，结此千秋万世福乐大和盟约于唐之京师西隅兴唐寺前。时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长庆元年，即阴铁牛年（辛丑）冬十月十日，双方登坛，唐廷主盟；又盟于吐蕃逻些东哲堆园，时大蕃彝泰八年，大唐长庆二年，即阳水虎年（壬寅）夏五月六日也。双方登坛，吐蕃主盟；其立石镌碑于此，为大蕃彝泰九年，大唐长庆三年，即****兔年（癸卯）春二月十四日事也。树碑之日，观察使为唐之御史中丞杜载、与赞善大夫高□□等参与告成之礼。同一盟文之碑亦树于唐之京师云。
（录自王尧《唐蕃会盟碑疏释》，《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
【第五节】文化交流
吐蕃王朝建立后，采取开放政策，注意吸取周边各国和地区文化，借以建立和繁荣自己的文明，它与邻近的波斯、印度、尼婆罗、迦湿弥罗等国以及于阗、吐谷浑、汉族地区等地兄弟民族都有过广泛的文化交流，对吐蕃文化的形成有过重要影响。其中，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原因，吐蕃与汉族地区的接触与往来，尤为频繁和密切，文化交流活动更为突出，通过这种交流，促进了双方文化的进步，加深了兄弟情谊。
一、语言文字的相互学习
语言和文字是人们交际的工具。汉藏文化交流和政治、经济交往，首先借助于双方对语言文字的学习。松赞干布与唐王朝建立政治联系后，即着眼于发展吐蕃文化，培养本民族的知识人才，不断派遣吐蕃子弟入唐学习汉语汉文，学习汉地的文献典籍和治学方法。当时唐朝的国学又称国子监，是最高学府，松赞干布“遣诸豪酋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册府元龟》中载，吐蕃遣使入唐迎请公主，一般都兼学汉语。当时，吐蕃人勤学，“敏情持锐，善学不回”，不少人学有所成。如仲琮少年入国学，“颇晓文字”；迎接金城公主的吐蕃重臣名悉腊“颇晓书记”，他在长安多次觐见唐朝皇帝，与汉族大臣名士一起联句赋诗，史载其汉文诗句高雅，七律之作极佳，充分显示了他精深的汉文造诣，“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掌握吐蕃兵权的论钦陵是吐蕃名相禄东赞之子，他曾入侍于唐都，“遍观中国兵威礼乐”，后一度屯兵青海湟中，是一位中国通。这些入长安学习的吐蕃人，受到汉族文化习俗的熏陶，均“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
吐蕃学汉文化的另一种办法，是请汉地文人入藏协助办理文书典籍。从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即“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因话录》中记载，吐蕃每得汉人，“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这些知汉书舍人“大为蕃帅所信”。
有的舍人“代居职位，世掌兵要”。因此，吐蕃官府中常有精通藏汉两种文字执掌文书的人。敦煌文献中有一些反映吐蕃社会活动的文献表疏，如大蕃右敦煌郡布衣窦吴所撰《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利有的《谢赞普支敦煌铁器启》和《向吐蕃赞普进沙州莲花寺舍利骨陈情表》等，均用汉文写成，可能由精通汉文的吐蕃人参加撰写。
同时，吐蕃注意向唐朝请求典籍，如金城公主曾“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唐朝“制令秘书省写与之”。
藏族不仅将汉文诗书文典携至吐蕃，而且将它译成藏文，敦煌古藏文文书中，有藏文译本《尚书》4篇，《春秋后语》6篇，另有《孔子托项相问书》等，译文准确流畅，这些都对吐蕃文化的繁荣有过影响。
语言文字的学习始终是双向的。在唐朝官员中博通藏语文的也不乏其人，著名的唐朝会盟使兵部尚书崔汉衡多次往返唐蕃之间，他精通藏语，能直接与吐蕃官员交流，多次完成了通好使命。正是由于他会说藏语，在平凉劫盟中幸免于难。
生活在汉藏交界地带的广大人民在风俗、语言方面的交流程度更大，相互影响深刻，诗人陈陶的《陇西行》中形容这里的吐蕃人是“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而张司业在陇西见到的汉人则是“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在敦煌文献中，有不少汉藏对音的文献、辞书典籍，都是汉藏两族文人在互相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共同合作的产品。语言文字的学习促进了唐蕃双方文献、表疏及典籍的翻译和交流，现存的“长庆唐蕃甥舅和盟碑”碑文，汉藏对译精确，反映出两族文人对藏汉两种语文的精通和密切合作。语言文字的相互学习，也促进了共同生活的联系，不断增多了汉藏两族人民在语言、生活习俗上的共同点。至今，青海汉语方言的语序与藏语相同，在汉语方言中保留着大量藏语语汇，青海东部农业区农民的饮食、生活习俗与藏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二、密切的唐蕃佛教关系
唐朝是佛教传入吐蕃的重要渠道。7世纪，佛教在唐朝已十分盛行，而吐蕃始有佛教，与汉地佛教密切相关。唐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带去著名的释迦牟尼报身像（通称觉卧佛）和大量的佛教经卷。文成公主入藏途中，在今青海玉树地区命工匠在贝沟石岩刻画大日如来佛及其八大弟子像，后形成大日如来佛堂，通称“文成公主庙”，并在巴塘建塔数座。文成公主虔信佛教，入藏后，她的崇佛深刻地影响了松赞干布，使松赞干布“广兴正法”，成为吐蕃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信仰佛教的“法王”。在松赞干布的大力支持下，西藏社会开始有了供佛的佛堂，汉地的佛像、佛经、佛寺型制和汉僧进入吐蕃，促使吐蕃社会佛教兴起。《王统世系明鉴》记载，文成公主精通卜算和勘舆术，她测算认为，蕃地雪国是女魔仰卧之形，逻些的“俄塘湖是女魔的心脏，必须填平此湖，在它上面建立神殿”。在她亲自设计下，兴建了大、小昭寺，并安置觉卧佛像，镇压地煞龙宫。为了压伏仰卧女魔的肢体及魔怪眷属，修建昌珠寺等4座镇肢寺，工布布曲寺等4座再镇肢寺以及垅塘珍玛寺等4座分镇肢寺。这些名为寺院，实为早期的供佛堂，说明佛教在吐蕃已成一定规模。《嘛呢宝训》中说，这些小寺建成后，文成公主借鉴汉地寺庙的管理办法，确定了藏地“十四种寺院法规施行法”。当时，已开始了译经活动，松赞干布请汉和尚大天寿来吐蕃，协同藏族译师翻译汉地佛经，在吐蕃弘广大乘佛法。
金城公主进藏后，佛教在吐蕃社会已有了较快发展，金城公主在赞普赤德祖赞的支持下也修建过佛堂。据《贤者喜宴》，金城公主在吐蕃开创了两种佛事活动：
一是“谒佛之供”，将汉地的觉卧佛像迎供于大昭寺，是为拉萨大昭寺朝佛活动之始；二是“七期祭祀”，在吐蕃推行追荐亡臣的佛事活动。
赤德祖赞还派桑希等4人赴唐都长安取经，带回唐朝皇帝亲赐的佛经1000部，《西藏王臣记》称这些佛经都是用金汁抄录在瓷青纸上的写经，汉地的《金光明经》《律差别论》等即于此时传入吐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