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理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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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一些思考

宋凌峰

中国西部是许多外流河和全部内陆河的发源地,其生态环境的质量不仅关系西部地区自身的发展,而且对下游发达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重大的影响。目前,由于自然因素、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多重作用,西部的生态环境呈总体恶化趋势,生态赤字不断扩大,生态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把保护和重建生态环境作为国家在区域经济分工中对西部开发提出的根本要求加以确定,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方针,逐步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良性循环。下面,就西部生态保护和建设工作做一些粗浅的阐述。

一、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树立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统一和谐的发展观

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支持系统。自然界的生态动能对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是有价值的,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利益是确定生态的终极尺度和主体选择。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就是要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入人们判断事物的价值观念中,在维护人类自身生存的前提下,把人类的善恶观、义务观、权利观等道德观念扩大到自然生态方面。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和其他自然万物一样,是自然“生命之网”中的一个结,其生产和生活活动必须遵循生态学原理和自然法则。建立生态化的科学技术,给技术以生态价值取向,不断发展绿色科学技术,进行适度规模的社会生产、消费,既满足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又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和生态需求,提高人类整体生活质量,实现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良好循环。为此,对以往发展实践的反思中,我们应有以下几点基本认识。一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第一、发展至上”、“先发展、后治理”,“先污染、后改造”,“大开发、大开挖”的观念是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思想根源。环境问题不是局部的、孤立的,而是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全局性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环境问题,要克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摒弃传统的“竭泽而渔”式的突进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生产与环保并重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人类社会持久健康的发展。二是必须树立生态价值的观念,摆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在地球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中,整个系统具有自我维持、自我调整、自我组织的机能,它使整个生态系统呈现出稳定、平衡与协调性。因此,当代人应该尊重和维护整个自然界的价值和秩序,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发扬崇高的道德自律精神,勇敢担负起爱护和保护大自然的道德责任,确定人类“绿色家园意识”的新观念。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只能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构成人类社会的完整文明。

二、确定区域生态环境的战略功能,分类分片,因地制宜,走生态经济型发展道路

西部生态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目前面临的形势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矫正,但情况仍不容乐观。为此,不少专家学者建议:在大开发过程中,各地应对区域生态的地位和作用、生态系统、自然资源进行整体研究、综合分析,针对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确定区域性生态资源环境的战略功能,全面规划区域性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框架,按照自然分带规律进行植被重建,宜草则草,宜灌则灌,宜林则林,因地制宜,分类治理。对关乎全局的地位十分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或生态建设前沿阵地,在开发定位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应作根本性调整,改变诸如牧业发展速度和合理载畜量等经济指标和生态要求相矛盾的现实,将资源开发主导型战略转变为建设生态主导型经济区战略,走生态经济型发展道路,尽快扭转生态环境整体状况仍在继续恶化的趋势。

三、拓展思路,创新工作,全面出击,打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攻坚战和持久战

西部很多地区的生态基础十分脆弱,“痛阈”很低,稍加干扰和刺激就会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阵痛。在生态低载区,人类和大自然进行超越自然承载力的不平等交换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直接原因。目前,在保护和治理上已经采取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重大措施,但有一种很有远见、很有创新精神的建议还没有被采纳和实施,这就是关于圈定一些“无人区”的创见和措施。在经济、生态与社会发展的空间布局上,“果断圈定一些‘无人区’,设立自然保护区,把这些人力暂时难以恢复的区域强行保护起来,使其自然恢复,不失为一条便捷之路”。这是保护生态的需要,是脱离贫困的需要,是降低经济发展中综合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因为,“当人口分散时,市场载体的承载力非常低,各种商业设施对个体交易的边际成本无限大而总效应过小,使商业交易的边际成本无限小,而总成本无限大”,“人口适度集中,也会大大降低公共消费成本”(何翔舟《西部开发与人口适度集中》,《光明日报》2000年8月8日)。邓志涛同志在《西部要有更多的无人区》一文中对“无人区”成本问题作了四个方面的比较,“肯定地说,花费在建立‘无人区’上的各种成本远比其他形式的措施更低,也更有效”。“无人区”并不是一个绝对概念,而是在域内无生态消费居民但有保护者和建设者的相对概念,是大量设置自然保护区的延伸和拓展。并不是“军事禁区”或“生命禁区”概念上的“无人区”,没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绝对化”,没有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完全对立起来”,也没有否认“人与自然的关系积极的一面”,主张“无人区”战略并不是“消极战略”。相反,建立适当的“无人区”的主张,始终贯穿着“人与自然平衡、人与人的和谐”两条主线,是在必要的区域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的有效手段,是经济社会发展尊重自然规律,做到近期与远期统一、局部与全面兼顾的有力措施,是不断探寻人类活动的理性思维,是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是发展思路与发展轨迹的时空整合,是社会自律程度与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道德重铸。当人类目前的群体行为和整体素养没有达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重建具有有益的能动作用的水平时,采取强制性措施,圈定一些“无人区”,使得外来的干扰不要超越“生态阈值”,那么,在一定时期内通过生态系统本身的自我调节,生态系统就能恢复到比较稳定的状态。

要圈定“无人区”必然要进行人口迁移,但不是要进行大规模移民,而是要实行“保护大片自然生态区,发展选择优势集聚区,人口相对集中”的布局。进行适度集中,这种空间安排,陈淮先生概括为“聚于点、散于线、腾于面”(《光明日报》2000年4月18日)。聚于点,就是经济开发与人口适当集中于条件优越、成本较低、开发便利的地点,特别是城镇地区;散于线,就是沿交通线、河谷流域适度集中,使之成为发展的增长轴和驱动轴;腾于面,就是将大片生态区作为保护区限制人类活动。在保护区的过渡区也可保留一些低于环境承载能力的农牧民,从事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使之成为自然景观、民俗宗教的旅游胜地,但要规划好游径,防止新的环境破坏。

四、正确认识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成本问题。建立成本补偿机制,切实形成全民共建生态文明的局面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是毋庸置疑的。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把保护和重建生态环境作为国家在区域经济分工中对西部开发提出的根本要求加以确定,要求西部为全国提供清洁的、足够的空气、水、土等基本的生态公共经济产品。提供生态公共产品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其产品又很难像其他有形产品一样在有形市场上交换流通,产品生产投人的人力、物力、财力难以在市场上得到直接补偿,这个成本的补偿,就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建国以来,国家对西部有过四次开发举措,这些开发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立足于西部的资源优势和封闭的国内市场确定的,国家集中了大量的投资在西部建设了一大批以能源、原材料、石油化工、军工、建材等行业的重工业企业,主要以资源开发为依托提供以原材料为主导的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结果在全国区域经济分工中,西部地区长期处于资源输出的附属地位,形成了西部提供上游产品或初级产品,而东部提供高附加值产品和下游产品的格局。由于行业直属和计划调拨,东部不仅从西部拿走了资源,而且还留下了一大堆环境问题;不仅拉大了东西部的物质差距,而且还拉大了东西部的教育差距。贫穷的西部以牺牲自己的环境为代价支撑了东部的富裕和发达。同时,西部森林是长江流域的“绿色水库”,不仅为长江流域提供水源,而且调节着全流域的气候和水资源平衡,是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西部植被是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保护着黄河流域免于风沙和水土流失的威胁。这些生态公共产品只有西部才能提供,这才是西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但这种优势未能给西部带来本质上的变化,原因是生态公共产品外部公共性和具有受益者的非排他性,产品的成本并没有被享受这些公共产品的人平均承担,而由西部人独自承担了,从而影响了其它经济项目的资本投入而直接表现为西部经济发展步履的蹒跚和阻滞。西部由此进入了资源生产——开发利用——破坏消费——资源退化——加大开发——直至耗竭的恶性循环当中。如果只要求西部提供生态公共产品,而对其负担的高额成本,不作出补偿,无论从社会公平和经济公平上都无法解释。因此,从创新角度讲,必须创新对西部生态建设的补偿制度,建立起合理的补偿机制。简而言之,西部上游地区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入大、周期长、回报低,东部下游地区作为直接受益者,应该对上游地区给予补偿,而且是全额补偿。试想,下游水厂供给居民用水要收水费,而江河上游为下游提供了洁净、足够的水资源而获得一定的补偿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

首先,国家和下游地区应从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国家在投资、税收、贷款、利润返还等方面予以支持,而下游地区在经济补偿方面对上游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项目予以扶持。

第二,建立绿色国民账户。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当前西部生态建设面临的重大难题是如何计算生态保护和重建的成本,并根据不同地区对生态环境的使用和享受程度,建立分担这一成本的良好机制,并逐步建立起基于生态环境价值的价格体系,真正反映环境成本,建立起绿色国民账户。

第三,建立西部生态经济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要加大中央对地方生态经济建设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包括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补贴,特别是在国家生态重建要求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补贴;对生态经济建设公益性项目的配套补贴;对治理和改善西部生态环境专项补贴等。二是要建立地区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同一流域经济体系内,对直接和间接受益的下游地区,根据环境使用和受益程度进行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专门用于上游生态保护和重建。

第四,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补偿机制。一是设立西部生态建设基金。二是考虑发行生态环境建设彩票。

第五,制定和实施税收政策。一是课征生态环境税。考虑扩大征税范围,逐步提高税率,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开发利用课以重税。二是对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的行为应减免税收给予适当的政策性补贴,对提供生态公共产品的区域生态经济建设更要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让政策成为西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障的杠杆。

第六,建立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支持体系。其一,科学技术是实施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重要手段,只有科学技术的应用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开源节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效益型的转变。其二,法律和法规是实现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法律手段才能规范经济行为,实现对资源有效配置的调控和引导符合生态规律的价值取向,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永续利用。

生态文明将使人类逐步突破民族、地域、国家、阶级的藩篱,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和地区利益而强调人类整体对地球的共同责任和义务,促使各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各国之间在更广泛的领域实现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以便共同保护、建设地球家园。人类追求生态文明将是大势所趋,人类真理的认识之光终究会照耀全世界。

作者单位:甘南州地矿局

省委党校第21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