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3年，东汉灵帝在位已有五个年头。五年前，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藩剿除宦官失败，导致阉党为患，纲纪废弛，朝政腐败，民怨沸腾。屋漏偏逢连夜雨，外患也接踵而至：鲜卑人在北方侵犯并州边境；东方青州的近海发生了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国的第一次海啸；西边凉州大漠，氐族人也在蠢蠢欲动，时有小股部落扯旗造反。
这一年深秋，凉州边境上的汧县，一伙结伴西行返乡的汉族边民被作乱的氐族部众俘获，穷凶极恶的氐人见无油水可捞，打算将他们活埋。众人脸上皆露悲色。这时，突然有一人说话：“诸位，我乃是段公的外甥，就别处置我了，家中必出重金赎我！”说话者乃是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身形不似普通凉州人那般高大，略显瘦弱，但话语里透露着几丝强悍和硬朗，穿着也与他人不同。氐人头目一听，暗吸了一口凉气。这个青年口中的段公即段颎，曾长时间驻守边塞，因镇压羌人起义，威名远扬，西陲各族无不惧怕。在当年早些时候进位太尉，主掌朝廷兵权。转眼，氐人头目敛容作笑：“既是段公之甥，我们岂敢加害，赎金什么的还是算了吧。”说着还对天盟誓，表示要亲自将他送回家乡。青年婉言谢绝，只是要了氐人专用的一只羽箭，作为受庇护的标志，便匆匆转身西去。随行其他人见状，纷纷喊着要跟着离去，却被氐人的马鞭赶回。待转过一个山坳后，这个青年才停下脚步，擦擦额头豆大的汗珠，这时，远处传来边民凄惨的呼救声。青年为之一怔，片刻后，头也不回地继续朝前赶路。
这是记载于《三国志》里的一个故事，这个青年叫贾诩，字文和，时年二十六岁，数年前曾被举孝廉为议郎。彼时因病辞官，从洛阳返回故乡——凉州武威郡姑臧县。据说少年时的贾诩以低调著称，喜欢玩深沉，总是独来独往，很少有人知道他，但凉州名士阎忠与贾诩接触后大为震惊，认定他以后必是张良、陈平一类的人物。张、陈二人都是汉朝开国名臣，以智谋著称，贾诩果真有这样的天赋？从上面一节可以看出，他与段颎根本不认识，只是借助段的声威使诈哄骗氐人罢了。按理，干杀人越货勾当的人不会这么笨，居然会被一个小青年几句鬼话所蒙。估计是为贾诩当时气场镇住，再加上段颎其人在凉州一带的知名度，这种心态上的变化，让他们认定这位“段公外甥”绝非山寨货。贾诩倒是安全了，可苦了同行那帮人都死在了归乡的路上。那贾诩因何不救？有人说这是怕被人揭穿，前功尽弃。若果真如此，那表明贾诩在打算使诈之前就已决定抛弃众人，用计之狠毒，难怪有人评价其为“毒士”（以谋己为先，谋人其次）。陈寿著《三国志》，写及此处也是发出了“权以济事，咸此类也”的感慨。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贾诩是如何在他一生中“毒步天下”的。
尽管是文士，但西凉人骨子里的那种桀骜、雄浑在贾诩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做不出中原士人躬耕读书、抱膝长啸、抚琴焚香的风雅之事，他浑身上下充满青春的热血希冀以所学报效国家，摆在他面前的就只有出仕这条路了。
在汉朝为官并不难，倘若你年薪超过两千石且为官满三年，便可为家族子弟挣得了一张“做官资格证书”；倘若你没有这个条件，也可以花钱买官，前提是你的家财得多于十万钱，又无经商的经历；如果钱权皆无，那就只有走“举孝廉”这条路，东汉时期，各郡有两个推荐名额，都是品德高尚之人，一要孝顺，一要清廉。青年贾诩能以孝廉的身份被推举为议郎，可见他的品行在乡里还是受到认可的，尽管这些优点在很大程度上是装出来的。从另一方面讲，贾诩的演技不俗。
做了议郎，贾诩需要一点政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无奈天不遂人愿，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病让他只好离职回家休养，还在凉州境内上演了一出“胜利大逃亡”，不过他的人品也败了一大半。贾诩这一回凉州就没了音信，15年后，当董卓入洛阳掌握了军政大权后，贾诩以太尉助理的身份又冒了出来，出任平津都尉，后又很快被提升为讨虏都尉。这事仔细推敲起来颇有几分可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好容易靠举孝廉获得官职又因病去职回到家乡，他靠什么摇身一变又成了太尉的心腹？套用时下的说法，贾诩有一个不错的“干爹”——董卓。列位不要忘记，黄巾起义爆发前后（184年），董卓正好在凉州陇西一带进行活动，并借镇压黄巾军发迹，扩充实力，大捞政治资本，从而一举打入中枢机构。贾诩作为董卓的半个老乡（董是凉州陇西人），又有一定名气，投到董卓帐下充当幕僚是极有可能的。再加上董卓本是粗人，需要出谋划策之人，贾诩正堪其用。
当时，董卓的女婿牛辅正受重用，驻守在陕县，贾诩主动提出去牛辅那里“实习”。不久诸侯联军伐董，牛辅派遣李傕、郭汜、贾诩出兵，一举击败孙坚，贾诩在这次战斗中虽未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但完成了两件事：一、在履历上增加了军功；二、与李傕、郭汜二人交上了朋友。为人低调的贾诩对天下大势看得很明白：董卓以暴治国，难以长久，自己不可能去当炮灰，多个朋友多条路。
一年之后，董卓在长安被王允、吕布设计除掉，牛辅也死于乱军。董卓的追随者此时分布于各地，听到这个消息，人心惶惶。偏偏王允偏执劲上来了，定要斩草除根，对李傕、郭汜、樊稠等一帮人下了“杀无赦”的指令，大伙儿心一凉，决定就地解散。贾诩及时阻止了大家：“你们单独出逃毫无疑问是自投罗网，即便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亭长也能擒住你们。现在我们必须形成合力，杀向长安，一路上还可以收编人马，还要亮出旗号‘为董公复仇’。假如能成功，以后就可以‘奉国家以征天下’（见《后汉书?董卓传》）；就是不成功，再逃走也不迟。”董卓手下是土豪出身，思维简单，就靠着李儒、贾诩两个算无遗策的主，现李儒已死，贾诩自然被奉为“圭臬”，李傕等人对他言听计从。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杀到长安，干掉王允，赶跑吕布，夺得大权。
表面看，贾诩这番话是为李傕考虑，要这帮人团结协力拧成一根绳，实则有他的打算：其一，李傕等人纵然不是方面大员，凭一身武功行走乱世应当不成问题，贾诩则不然，文弱书生一个，单独行动，若再次遇到如氐人那样的叛乱分子，只怕没有第二次的好运可以蒙混过关，他必须跟着“大部队”行动；其二，贾诩蛰伏十余年，为了就是一朝得意，投靠董卓已被证明是错误的选择，但至少目前情况还没到无法挽回的境地，若就此落单，对于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来说，几乎就提前宣判了“死刑”，贾诩当然不愿意一错再错。从这件事上足可见贾诩的心思缜密。
只是，贾诩高估了李傕等人的自制力，这帮土匪走投无路之际被人点明一条活路，两眼放光，如饿虎扑食般杀入长安，哪里还顾念什么人伦大义，兽性爆发，逢人就杀，把长安城生生闹了个血雨腥风。裴松之在为《三国志》这段故事作注的时候，对贾诩提出过严厉批评：“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好容易才平灭了董卓之乱，就因为贾诩一句话，祸乱再起，国家有灭亡之险，人民有屠戮之灾，贾诩之罪，罪大恶极，“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裴松之的点评有些夸张，但从贾诩进言的初衷来分析，他人性之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即是：谋己优先，15年时间跨度，让贾诩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保留在凉州边境的汧县。在这里，笔者突然阴险地联想到了某位大哲的名言：不流血怎么叫革命？其实无论是董卓、李傕，还是王允、吕布，追究他们是否有革命意识不太重要，他们最清楚的是要想保住自己，杀点人算什么？想必贾诩的思维也和他们是一脉相承。
待到长安的局势稳定下来，李傕封赏有功之人，考虑到贾诩当初替他们确立过战略总方针，慷慨地授予其侯爵。贾诩推辞说：“这不过是救命之计，谈不上大功。”李傕觉得过意不去，又想封他尚书仆射，贾诩再度礼让：“这个职位太重要了，是百官的典范，受天下人景仰，我只是个草根出身的人，名不正言不顺，不足以使人畏服，就是接受了这个职位，我也对不起朝廷。”甭管这番话是虚情假意还是肺腑之言，贾诩还算知道些好歹，知道见好就收。李傕只好改拜贾诩为尚书，负责中央选举工作。于是，贾诩在“献诡计”之外，又展示了自己行政业务方面的能力，他把战乱前一些被遗忘、废止的政策条款给恢复了，安排让官员各司其职。李傕等人对政务一窍不通，都放手让贾诩办，难免被触及到一些私人利益，贾诩照章办事，李傕也不好说个“不”字。事实上，这正是贾诩的过人之处：在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不断改变甚至是颠覆一些行为，用事实和舆论保护自己。换句话说，贾诩的“大原则”是“谋己”，但他的“谋己”不在赤裸裸地掠夺和占有，而在“因势变通”搞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