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放弃了洛阳，联军“勤王”的基本目的已达到，但汉献帝依然在董卓手上，诸侯们又各自打着小算盘，气势已如强弩之末。最终，矛盾在一个临界点上集中爆发，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一场场的窝里斗开始了：袁绍驱逐了冀州韩馥；陈留太守张邈看不惯袁绍的嚣张，与曹操结盟；兖州刺史刘岱与东郡太守桥瑁不合，前者怒而杀后者；河内太守王匡因大义灭亲杀了董卓派来劝降的人——自己的妹夫，从而导致亲族愤恨，他们找到曹操帮忙把王匡除掉；袁术则因为汉献帝的废立问题上与袁绍发生争执（袁术拥护献帝，认为小皇帝便于掌控；袁绍则想立汉朝宗室刘虞，树立权威），撕破脸皮。就连本不在联军序列里的公孙瓒，也想在北方和袁绍分一杯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以上发生的“内讧事件”大多与袁绍有关，这个联军的总盟主着实是一个不安分因素，“伐董”一事的功败垂成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追究袁绍的责任——袁绍与公孙瓒较劲这件事被已逃到长安的董卓知道了，老董乐得坐山观虎斗，李儒却说：“这两个人也算是当今豪杰，现在你死我活的厮杀，对您来说其实不划算，因为不能为您所用！当下之计，应该假借天子诏书去安抚二人，让他们握手言和，他们必定对您感恩戴德。”可见，李儒对文韬武略，甚至统战关系方面都深有研究，在三国早期的谋士中，可谓独树一帜。事实也证明李儒这一招的效果：平息了河北的纷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挽回了董卓的舆论形象。
尽管如此，舆论的反对声音依然不绝，董卓在长安实行恐怖政策，杀了一批人，剩下的转而搞起了“地下活动”，这里面的领军人物是司徒王允。
王允出身在山西太原的望族（与唐朝大诗人王维血脉相承），天资聪颖，文武全才，为官正直，曾得罪过大宦官张让，一度被下狱治罪，后被国舅何进营救。董卓入洛阳后，王允先后担任太仆、尚书令，最后任司徒。在他的仕途中，皇帝的权威是最重要的，应当用生命去呵护，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但是，王允不是一个愚忠的人，在董卓用暴力和屠戮控制朝政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韬光养晦，保存实力”，表面与董卓虚与委蛇，甚至放弃一些原则问题尽量迎合，在背地里却组织力量筹划着除掉董卓。但有一点，他是不主张贸然行动的，要做就要“一次性成功”，这也是他不同意鲍信在董卓进京之初就杀掉董卓的原因，至于曹操行刺，那只是一次小概率事件，何况他自己也丢了一把宝刀（奇怪的是，闻名于世的七宝刀竟不为董卓所知，由此可见，此公在边陲呆得太久，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了，否则王允难逃干系），估计当王允得知曹操行刺失败而献刀后，也吓得半死，之后再也不敢轻易出此下策。王允联络“杀董”的对象包括：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羌校尉杨瓒、执金吾士孙瑞等人，但是这些人虽然有杀董的决心和士气，却缺乏足够的勇力和机会，王允还需要一个“关键先生”。
这个时候，都亭侯吕布与董卓发生了矛盾——这段故事千百年来已被演绎得荡气回肠，英雄与美人，就像两类生活在不同时空中的生物，要么不相遇，最好不相见——老董在凤仪亭扔出的那只戟既捅破了因为“名利”而勉强糊在一起的“父子关系”，也让自己在黄泉路上做了一次加速运动。
实际的故事却没这么有戏剧性，吕布因与董卓婢女有染，成天担惊受怕；而董卓因为另外一件小事则对吕布玩了投掷游戏。吕布的情商估计和罗贯中差不多，二人一致认为：这只戟是为女人而来的。当两件无关的事被当事人硬扯在一起，激起了他心中熊熊怒火。王允不是貂蝉的干爹，他不关心吕布因何而恨董卓，他只知道这是个机会，因此三言两语就把吕布的立场给说动了。
吕布“反水”这件事自然不会逃过李儒的眼睛，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赶紧劝说董卓“赐以金帛，好言慰之，自然无事。”不管貂蝉其人是否真的存在，我们相信吕布与婢女有私情一事，假设为李儒所知，以他的智商，必定会建议董卓“舍女子，而慰壮士”。不过董卓这个猪头，关键时刻头脑短路，他同意了以“金钱换和平”，却拒绝以“美人换英雄”。《三国演义》上，老董表示：“我和吕布是父子，把服侍我的女人又送给他，不太合适。”李儒急了：“您可不要色迷心窍！”董卓这时也烦了，冷不丁扔出一只妙句：“要是把你的老婆送给吕布，愿意吗？”李儒被噎了个结结实实，的确，哪个男人愿意主动为自己戴绿帽？不过这句话用在这里，却是一百八十个的不对劲，究竟哪里不对？李儒用一句话还真说不清楚。彻底心凉的李先生，不禁仰天长叹：“吾等皆死于妇人之手矣！”这话是不是很熟悉？对，多年以后，陈宫在下邳被围时对着吕布也说过，这“父子俩”的脾气秉性还真是一样，难怪可以说翻脸就翻脸，也算一对奇葩。只可惜了李儒和陈宫，这两个“绝世智囊”，成为“红颜祸水”的“炮灰”。
董卓被杀后，按照惯例要追究余党。《三国演义》写的是，李儒既没逃也没畏罪自杀，而是称病窝在家，被家奴绑了来见王允、吕布，落了个身首异处。这似乎于理不合，尤其不符合李儒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助纣为虐的角色，除非情商有问题，绝对不会天真地等到敌人来赦免自己；逃跑并非没有可能，说不定还能东山再起。小说毕竟是小说，正史里面，李儒的确活了下来，还等到了董卓部将李傕兴兵复仇攻进长安，经过新一轮的“洗牌”，被李傕保举为侍中。这时的李儒，似乎又找到了几年前董卓进京时的那种感觉，只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不过汉献帝拒绝了李傕的推荐，因为他倚仗的忠臣王允为李傕所杀。（这也是小皇帝第一次大概也是唯一一次在权臣面前显示出自己的强势）李傕是个怂蛋，他哪里学得来董卓的霸道，也缺乏曹操的气质，是的，他杀入长安那一刻就已经在为自己的安危担忧了，不久，他就被曹操所杀，和李儒一样，他始终走不出董卓留给他们的那个迷乱的循环。然而，李儒的最终结局如何？对不起，这件事至今都说不清楚。
结语：谋士风险大，入行需谨慎
严格来说，李儒是汉末三国时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获得了主流社会认可的谋士。
何为谋士？参与到一个政权或者机构有关立业、发展、征伐、外交等活动中，为主政者提供个人智力成果帮助其做出决策的人，他们虽有“出仕”的行为，却没有“官”的身份。比如郭嘉被曹操称作谋士，却不能在东汉朝廷中获得一个职务，一度曹操曾封郭嘉为军师祭酒，但只属于曹操的个人行为，得不到朝廷的承认。
李儒则不然，他踏上仕途之际，就已经有了“博士”的头衔，后来投靠董卓担任了郎中令，在朝廷上，他可以负责皇宫守卫；在董卓身边，他也可以出谋划策，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潜伏者”，凭着董卓的势力，外人皆敬他三分。后来，掌握中央政权的曹操，以及割据称帝的刘备、孙权纷纷效仿，让自己的谋士纷纷加上了官方的头衔，其中我们熟悉的荀彧是侍中、尚书令；贾诩是太中大夫、太尉；诸葛亮是丞相；顾雍也是丞相等等。谋士的“官方化”其实也宣布了国家资源的“私有化”，权臣可以明目张胆地收买动用公共人才来为自己服务，也就加剧了国家政权的分裂。
单说李儒，他为董卓的成功呕心沥血，收吕布、败诸侯、立权威、压重臣、积财富，一个权臣的基本条件，李儒都为董卓争取到了。但是偏偏是董卓，这个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的主公，严重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在关键问题上犯浑，以致功败垂成。李儒的才智没得说，在辅佐董卓期间，几乎没有犯过战略性错误，每次都能一针见血指出董卓的不足，用算无遗策来形容他绝不为过。当然，弑杀少帝、为虎作伥是他的污点，但乱世之下，谁又能保证自己的立场一定正确？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侍”，一个“择”字，道出了谋士“混社会”的辛苦——这一行更多的是要靠运气，运气不佳者如李儒，连续遇上董卓、李傕此辈，也算遇人不淑了
《史记?陈丞相世家》里，汉初著名谋士陈平曾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他很委婉地承认自己作为谋士，一生耍阴谋太多，将很有可能绝嗣，这是一种自知之明。而李儒，从选择董卓的那一天起，就应该知道这是一种冒险，生与死的概率各占50%，但比起碌碌无为懵懂一生，这个险值得一冒，选择董卓，或许多少带点“矮子里面拔将军”的意味吧，回头来看，这也是他一生做的唯一一次的错误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