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独揽大权，弑杀君王，都是摆在面上明来明往，极为嚣张，让有识之士义愤不已。
鉴于老贼如日中天的势力，大家不敢明着来对付董卓，想出了行刺的阴招，比如曹操。
曹操这人素以多诈奸猾著称，别的不肖多说，单讲行刺董卓一事，按理，刺客这个职业，一刀一人，加上必要的胆气和策略，至少就有了50%的把握。可曹操偏偏要去王允府上折腾一把，借来了七宝刀，美其名曰“宝刀除奸贼”，实则为自己预先安排一条脱身之策——王允这口七宝刀素来不示外人，可见是家传宝物，董卓乃贪婪之人，如果没有机会行刺，假托献刀，岂不正中其下怀，还可转移董卓的注意力，助刺客化险为夷。
结果，事情果如曹操所料，董卓防备甚严，曹操迫于无奈，献刀试马，逃之夭夭。吕布瞧出曹操行迹可以，提醒董卓，但是两人都想不出如何应付此事。这个时候，李儒来了，由于不在案发现场，他谨慎地制止了捉拿曹操的行动，而是让董卓去唤曹操二度前来，至于理由嘛，太好说了，曹操不过一名骁骑校尉，位卑言轻，董卓以官阶就能压死你。李儒接下去分析：曹操在洛阳并无亲眷，如果肯应诏而来，说明是真心献刀，胡扯几句就让他走；如果他不来，必定心里有鬼，且他孤身一人，保不齐就溜了。李儒的这一番推理，可谓滴水不漏，既体现了己方的快速反应能力，又为董卓挣了些不滥杀的名声，一个优秀谋士的素质莫过于此。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的曹操并没有干出此等惊世之举，只是面对董卓的拉拢，“遂不就拜”，“变易姓名，间行东归”，逃回家乡去了。
当然，李儒固然能算到“骁骑校尉曹操”是否有行刺的行为，却算不到让“刺客曹操”逃走的后果。曹操并没有回到家乡谯郡，而是到了陈留，做了其他人如袁术、袁绍兄弟不敢做的事——彻底与董卓撕破脸皮，散尽家财组织反董义军，还与“革命同志”彼此邀约，凑齐了“伐董联军”，数万人的队伍向洛阳开拔。《三国演义》上记录有“十八路诸侯”，其实没那么多，加上曹操以及对袁术有依附关系的孙坚，也就十三家。这些都是闲笔，大概是罗贯中先生为了突出董卓是如何得不得人心。
这次“联合军事行动”声势造得不俗，但从一开始，各路诸侯起兵的初衷就不尽相同，各自心怀鬼胎，一触及出兵打仗这样的敏感事，大家就相互推诿，力不能往一处使。真正铁了心要打董卓的只有曹操一家，可见联军的战斗力实在不怎么样。尽管如此，董卓方面还是吓得不轻，草莽豪强出身的董卓头脑简单，想借一夫之勇吃掉联军，李儒又一次制止了这个莽撞的行为，在他看来，联军是师出有名，目下士气正盛；政府军则恰好相反（这话他没有给董卓明说）。硬碰硬难保头破血流，不如以退为进，反正洛阳属四战之地，地缘政治因素不佳，莫如迁都长安。接着，他还抛出一个童谣作为论据：“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意思是说刘邦创立西汉定都长安，正好传了十二个皇帝（不包括吕后和王莽）；刘秀中兴建东汉定都洛阳，迄今也传了十二个皇帝，天道轮回，迁回长安乃是上策。其实，李儒是算准了诸侯人心不齐，不敢贸然追击，这是一招颇为高明的“退避三舍”之策，政府军虽退，暗藏兵锋，说不定啥时候使一招“回马枪”；联军虽进，不知深浅，贸然进兵，后患无穷。董卓采纳了李儒之策，带着小皇帝刘协直奔长安，临走还将洛阳城付之一炬。
果然，诸侯联军惧怕董卓军的战斗力，进入洛阳后，按兵不动，只有曹操认为应该一鼓作气追击董卓，既符民意，又合天理，说不定可一战而平霍乱。可是没人响应。曹操只好孤军西进，直逼成皋——荥阳一线。
这个时候，董卓正好也退到荥阳，老贼逃得累，想休整一下。李儒觉得如果一直这样如丧家之犬般跑下去，到不得长安他们这帮人就得累死，不如就在荥阳以逸待劳，把追兵堵截于此。于是，他献计让大将徐荣领兵在荥阳城外汴水设伏，等追兵过去后操后路。李儒这一计策并不高明，换作用兵谨慎者绝不会上当。不过彼时曹操正值血气方刚的年华（大约35岁左右），用兵尚显生涩，只知凭血气之勇拼命，果然中了埋伏，吃了大亏，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险些丧命。
曹操带兵有方，用兵有法，这在历史上也是闻名的，所著《孟德新书》也并非罗贯中刻意杜撰。他一生中没吃几次败仗，抛开《三国演义》中那些与诸葛亮、周瑜、孙权交手带着“水分”的败绩不提，也仅仅是在赤壁、濡须和阳平关等几处留下过比较大的遗憾，再一个就是早年的荥阳。李儒之才，谈不上经天纬地，但每每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具备一个“顶级智囊”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