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既死，东吴江山大变天。以孙峻、孙綝为核心力量的皇室子弟（皆为孙坚弟孙静曾孙）；以诸葛恪、张休、顾谭为骨干的“太子党”及“官二代”；以中书令孙弘、太常滕胤、右将军吕据为代表的“托孤三人组”，相互之间有了想法。
首先是孙弘，一向看诸葛恪不顺眼，企图假传皇帝诏书除掉诸葛恪，孙峻抢先得到消息，向诸葛恪告密，诸葛恪正与孙弘等人在大厅上讨论如何为孙权发丧的事，接到密信后立马翻脸，当场斩杀孙弘。借此机会，诸葛恪充当了“治丧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的角色，正式沉痛宣布了主公病逝。按照诸葛恪的说法，新皇帝孙亮封他为太傅，啧啧……按理太傅这职位应当是德高望重之人担任，诸葛恪当时不过才49岁。
诸葛恪执掌东吴朝政取后，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确做了一些得人心的事儿，比如取消孙权在位时设置的“特务机构”、裁剪军政冗员、免除民间拖欠的赋税、取消货运关税。诸葛恪每次出门，百姓翘着脚仰着脖地望，想瞻仰瞻仰他的光辉形象。
孙弘被杀，导致“托孤三人组”的失去了存在价值，滕胤为保身，与诸葛恪结了儿女亲家，直接被“收编”，吕据则保持沉默，谁也不惹。于是朝廷上形成了“太子党”和“皇室子弟”的PK局面。
为了巩固自己在东吴朝廷中的权威，诸葛恪决定以对外征讨的形式来“证明”。建兴元年（公元252年）十月和次年开春，诸葛恪两次率军北伐曹魏。
《三国演义》有一回章节叫“丁奉雪中奋短兵”，就是讲的诸葛恪第一次北伐的东兴之战。罗贯中把老丁奉捧上了天，让这位曾经的东吴末将，终于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回光返照”了一次。其实，这场战斗诸葛恪作为主帅的功劳更大，丁奉出奇兵，更多的是靠突然袭击，其他后勤、接应工作，这些全靠诸葛恪的安排。
东兴之战使得东吴获利无数，诸葛恪本人也晋封为阳都侯，加授荆州、扬州州牧，督率朝内外诸项军事，基本上是大权独揽。尝到甜头后，诸葛恪准备再次北伐，朝中大臣认为士卒过于劳累，纷纷表示反对，诸葛恪很生气，亲自撰写了一份长篇大论，告诫大家眼光应该放得长远，文章开头两句话：“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极其震撼。整篇行文文思敏捷、论据清楚，堪称佳作，有点他叔叔做《出师表》的意思。
朝廷上下，毕竟诸葛恪一人说了算，大家集体保持沉默。
字写得好的人，未必能成文；策划搞得棒的人，未必能执行。
相比第一次北伐的谦虚谨慎，这一次的诸葛恪完全是冲着排场而去，征发了各州郡士卒二十万人，彻底失去了民心；而久围新城而不下，又让士卒怨声四起，诸葛恪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策，但是碍于脸面死撑着。拖了差不多半年，等到孙亮下诏书召他回朝，他才“借机下台”班师回朝。此时，全国上下对诸葛恪已经从埋怨转换为愤恨的地步了。
皇亲的代表人物孙峻早就想除掉诸葛恪，他抓住有利机会利用舆论的力量，在孙亮的默许下，安排了一出“鸿门宴”，诸葛恪以穿厚甲、自备酒水、带保镖三样招数抵御，统统不凑效。就像一年前，他杀孙弘一样，这一次，被乱刃分尸的角色换成了诸葛恪。
其实在赴孙峻宴会之前，诸葛恪就已经觉察出了不好的苗头，他连续遇到不好的事：头在他将要去晋见孙亮的头天晚上，精神烦躁不安，通宵难寐；天亮起床洗漱，闻到水里有腥臭味，侍者递给他衣服，衣服也有臭味，诸葛恪对此感到奇怪，只好换水换衣，但臭味依旧；无奈之下，诸葛恪迅速整装出门，这时，饲养的狗又咬住了他的衣服不让他走。诸葛恪暴跳如雷，百思不得其解。陪同前往的滕胤建议诸葛恪装病不去赴宴，诸葛恪对此很是鄙视：“峻小子何能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见《三国志?诸葛恪传》）
明知是“鸿门宴”，诸葛恪为什么还要去呢？在笔者看来这完全是被权欲冲昏了头脑，擅自托大。
有意思的是，在酒席上，孙峻和孙亮哥俩并没有默契，酒至半酣，孙峻以上厕所为借口外出，披挂完毕后冲上宴会厅大喊：“奉召杀诸葛恪！”形势危急，诸葛恪愣在了原地，此时，作为皇帝的孙亮本该站出来撑场面，他倒好，躲闪一旁，对着诸葛恪连连辩解：“不是我，不是我！”孙峻又气又恨，只好让人先护送皇帝兄弟离去。
这一场杀戮，让诸葛恪满门遭殃，父子三人首级悬挂于闹市被围观，诸葛恪的尸体也被苇席裹了，随意丢弃在荒郊野外。
同时，这场杀戮也标志着吴国内乱的开始。不久，孙峻病故，其弟孙綝顶替他的位置，废孙亮、立孙休，之后孙休又杀掉孙綝，折腾了好几年，吴国元气大伤。等到孙休可以在没有掣肘的朝堂上发表演讲时，有人提醒他：“是否要给诸葛恪平反？”孙休想了一阵才慢慢悠悠地说：“好大喜功，强制出兵，导致损兵折将，这算哪门子有才？明明受了托孤重任，却不知珍惜，死于小人之手，这算哪门子明智？”
可叹，“官一代”诸葛瑾辛辛苦苦开创的家族盛世，被“官二代”诸葛恪败了个雨打梨花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