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谡在诸葛亮面前立了军令状，基本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但“基本”二字表示也的确还存在一些客观因素，或许能救马谡一命，至少不会死得那么难看，不过马参军没有把握住。
这里说的“客观因素”主要指构成街亭一战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
马谡在出兵前后，有一句口头禅——“兵法云”，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自己的专业素质，甚至主动向王平“爆料”说：“丞相诸事尚问于我，汝奈何相阻”？这话偶尔提及还可以，让人觉得马谡很是牛逼；说多了，就会给对方造成一种厌恶感，降低了的公信力，让人觉得这是心里没底的自我安慰，好比经济学说上常说的“边际效应”。
我们或可看出：马谡不断引经据典的初衷在于他对这次任务客观因素的一无所知——他仅有的一点印象还是来自于诸葛亮之口：“此地奈无城郭，又无险阻，守之极难。”因此他才会说“岂一街亭不能守耶？”孰知，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街亭，成了马谡命里的克星，因为有关于街亭的一切，兵法上只字未提。
现在，让我们看看街亭一战到底有哪些因素，是兵书没有告诉马谡的。
诸葛亮第一次率兵北伐，是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初春，一路进展非常顺利，他采取“声东击西”，扬言由斜谷道取道郿城，让赵云、邓芝在箕谷（位于斜谷道中段的一条折向西北的支道）作为疑兵，大造声势；自己则率领大部队往西，出祁山，给曹魏陇西这一带造成一种兵临城下的局面，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不战自降。曹魏方面分兵拒敌，一方面，大都督曹真坐镇郿城（赵云这一路疑兵的效果达了），另一方面，左将军张郃率五万人马往西线迎击蜀军，马谡出兵街亭就在这个方位上。
当时正值好天气，阳春三月，鸟语花香，万物一片生机，西北地区却另当别论——这里的春旱极其严重。据记载，街亭一带的年降水量只有400毫米，此地日照时间长，水分自然蒸发得快。需知水是军队生命之源，行军打仗，虽不至于人人一个水壶，也要挑选水草丰盛处安营屯军。马谡不是傻子，也不是呆子，刚一出兵，想必默念诸葛亮之前嘱咐的“下寨必当要道之处”一百遍；可当他抵达街亭时，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在边上的一座山上（即《三国志?张郃传》中提到的南山）安营，理由是“四面皆不相连、树木极广”，有树有草，必然有水源。王平提出在“五路总口”下寨，反被马谡讥笑为“女子之见。”从天气状况上来分析，王平确实没考虑到水源问题。但是，张郃毕竟老谋深，一眼就看出马谡用兵的青涩，只一招“绝其汲道”，马谡的兵就慌了。天然的水源被截，短时间内又不下雨，如之奈何？
再看那座南山，也不是马谡说的那样具备各种适合安营的因素，无懈可击。马参军青睐这块集结地的原因是“凭高视下，势如劈竹”的评价，意思是可以总揽全局。不过就物理关系来说，从上往下看与从下往上看是一个样，你在山上可以看到敌方军营的部署，底下的人同样能把上面的人是吃饭还是聊天瞧得一清二楚。果然，张郃抵达南山后，二话不说，直接围山。他弄清楚了马谡的虚实，深知即便忽略“水源”这一要素，只是单纯的围而不攻，蜀军也会不战自慌——虚实都被看了个遍，还怎么守？至于“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是马谡的一厢情愿。韩信有过“背水一战”的经典战例，但那是经过周密安排，很自然地进入“死地”，激发士卒的斗志；马谡则是刻意寻求“死地”，换句话说是人为地给自己挖一个孔，号召大家“跳进去”。二者的性质大相径庭，结局必然迥异。
最后看看人祸，马谡此刻的头衔是“参军”，就是一个参谋的角色，出谋划策是他的强项，至于带兵打仗，从他立军令状到街亭屯兵，再到与王平的争执，都体现出他的实际操作能力很成问题。在被围困在南山上后，他幻想激励士卒、拼死一搏，然而手下的士卒一则因缺水而人心涣散，二则魏兵势大（蜀军两万，张郃军五万），三则马谡本人掌控力不行，《三国演义》上说诸葛亮给了马谡、王平两万五千精兵。精兵，自然就有了骄傲的本钱，除非他们的统领也是个狠角色，否则根本不买账，《孙子兵法》说“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强调这是绝对的“人祸”。
马谡这两万人，陷入困境，首先“尽皆丧胆，不敢下山”；接下来“你我相推，无一人敢动”；最后彻底慌了，“大开寨门，下山降魏”。马谡能做的，先是“将红旗招动”；而后“大怒，自杀二将”；接着“教军紧守寨门，只等外应”；接下来“料守不住，只得驱残兵杀下山西逃奔”。
街亭，就这样糊里糊涂的丢了，等待马谡的，是“好友”诸葛亮的问责和军令状的惩罚，估计在撤兵的路上，老马也在喊冤，因为他在街亭所遭遇的一切，兵书上根本没有提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