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陵燕子矶码头，苏轼忽然有了拜访王安石的念头。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要不是他在金陵的卧旋，自己恐怕活不到今天呢？
对于苏轼的来访，王安石一点也没想到。当时，王安石正卧病在床，见苏轼到来，忙从床上爬起，急唤仆人：“摆酒接风。”
苏轼从黄州来看王安石，王安石格外高兴。
王安石带病热情款待苏轼，让苏轼异常感动，往日怨情不快，顿烟消云散。
王安石不胜酒力，苏轼豪饮，但王安石还是陪苏轼多饮了许多。此时，王安石已经是64岁的老人了。苏轼虽然只比王安石小十好几岁，这一次却称：“晚生见了老师，不由得肃然起敬”。饮酒间，安石与东坡谈得十分融洽，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谈到“醉翁之意不在酒”。谈到欧阳老师，王安石说：“欧阳老师最器重你，他要设法让你出人头地。”苏轼说：“你还记得欧阳老师赞美你的诗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欧阳老师最器重你。”
王安石若有所思：“丁丑、乙丑一轮回，去时今日欧阳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二年了。我有愧于欧阳老师啊！”二人喝到月上三更方散。
第二天，苏轼欲告辞，王安石说啥也不让走：“常州金陵近在咫尺，住上数日不妨。老兄带你逛逛金陵，说不准还有几首好诗好词问世。”
“老师的《桂枝香金陵怀古》空前绝后，晚生就是想写，亦不敢班门弄斧了。恭敬不如从命，那就住上几日，随你逛逛金陵。不过，你的身体可不行啊？！”
“怎么不行？想你想的，你来就好了。”说罢，王安石爽朗地笑了。
吃过午饭，苏轼骑着毛驴跟着王安石去了北山。
金陵北山风景秀丽，是王安石入朝为相时的旧恋之地。王安石骑在驴上触景生情，作《北山》诗一首。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苏轼亦在驴背上，不免奉和之意，随即押安石韵脚唱和：“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驾崩，哲宗即位，宣仁皇太后垂帘听政。立即召司马光离洛阳返京城，任宰相，全权处理国事。
司马光一上台，立刻贬变法执法之人，启用反对变法和对变法有意见的人入朝为官。司马光首先想到的是苏轼，立刻调苏轼速离常州回京城为朝奉郎职。
反对变法的人一掌权，便开始全面废弃新法。更有甚者，连王安石罢相在家编写的《字说》都被“焚烧禁读”，这给王安石以极大的精神打击。元丰九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享年66岁。
王安石作为文学家，才华公认；作为政治家，毁誉参半，成了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熙宁变法”，他力排众议，果敢直前，无论老上级（早年宰相文彦博、韩琦曾提拔他）老师（欧阳修）、朋友（司马光）、同窗（苏轼）、恩人（韩维、吕公著）只要对新法有异议，一律“扫地出门”，贬出朝廷。因此，树敌太多，便有人怀疑了他的人品。
变法之前，王安石被普遍誉为“当世圣人”，变法后，司马光大骂“谋朝篡位”；后来宋徽宗皇上赞不绝口，追封为“舒王”，而到宋钦宗那里，竟成了北宋“灭亡之魁首”；吴澄颂其为“有至公至正之心”，而朱喜则斥为“心怀叵测，沽名钓誉”；陆九渊赞为“洁白之操，寒于冰霜”，而杨慎则说“古今第一小人”；到了近代，梁启超站出来说话，称王安石是“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列宁则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
不管怎么说，做为改革家，他是基本成功的。神宗一世，是他的变法主宰了北宋王朝。不管他中途罢相还是最后罢相定居金陵，他的变法都一直实施着，直到神宗皇帝驾崩。说老天不支持变法，那正好赶上天灾人祸。熙宁六至七年（1073—1074年）天连续大旱，好多地方颗粒无收。王安石坚信，“不搞变法，亦是如此。天不会连年旱下去，只要风调雨顺，就会有比变法前更好的年景。”果不然，王安石最后离开相位的第三年元丰初年（1078年）秋，全国大多地方出现了一片丰收景像，这时已闲居金陵的王安石诗兴大发，写诗赞道：“放歌扶杖出前林，遥和丰年击壤音。曾侍玉阶知帝力，曲中时有誉尧心。”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议论王安石变法患得患失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他的变法所导致的另一个文学硕果丰收现像。要不是他的打击和排挤，能有苏轼那么高的文学成就吗？能有欧阳修和司马光晚年的宏篇巨著吗？
王安石变法影响深远，冯梦龙编辑润色的“三言”就有三篇涉及。《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醒世恒言》第十一卷《苏小姝三难新郎》均是。
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是颂王贬苏。不过有重要的一点搞错了，苏轼被贬黄州，王安石早已被罢了相，并非王安石的错。一个在汴京，一个在金陵，苏轼怎么能不识好歹，跑到相府去偷改王安石的诗呢？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明显反对变法，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喷头，并充满迷信色彩，将王安石变法说成“鬼哭人怨”，其爱子王雱之死皆因变法，并宣扬了“父阳债子阴还”的思想。
《苏山妹三难新郎》虽写得很有文采，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史实：苏洵治平三年（1066年）逝世，王安石熙宁三年（1070年）当宰相。苏洵怎么会跑到相府和宰相王安石谈论儿女娶嫁之事呢？……
文学作品是可以虚构的。好在是小说，既然历史上有关公有秦琼，为什么不可以“关公战秦琼”呢？
不过，茅坤还是准备抽时间去找冯梦龙，理论理论，好让他知错改错……我现在估计冯梦龙没有采纳茅坤的意见，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还是这个版本。
11
王安石的为人和人品值得商榷。
苏轼的为人和人品，谁能说不好呢？
苏轼一生光明磊落，坦荡做人，绝不随波逐流，他坚持正确，反对错误，仗义执言，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些都是他的可敬可爱之处，亦是他吃亏被贬的原因之所在。
王安石变法，他先是赞同，后来便反对不太完善的部分，并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阐明自己的观点，“批评新法”，改革派能容他吗？
司马光上台，旧党****，苏轼自然成了拉拢团结的对像。然而，对司马光“不分好坏一律废除新法”的举措，他又唱对台戏，旧党营垒里还能有他的席位吗？
可想而知。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年（1101年），在常州享年66岁，先后经历五朝，一生三次遭贬。第一次是神宗在位发落到湖北黄州，第二次是哲宗在位发落到岭南的广东惠州，第三次是由惠州贬到海南岛的儋州。当时的海南是荒芜人烟死囚流放之所。苏轼在给《与程秀才书》中言及：“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苏轼在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几乎都是在被贬之地写出的。尤其以第一次被贬黄州为甚。在海南岛存有《书传》、《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并完成了父亲苏洵的遗愿，续写了《易传》。
苏轼在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称得上“全才”，散文、诗词、书画都有很高成就。仅就书画而言，擅行书楷书取法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苏体”，与当时的蔡襄、黄庭坚、米蒂并称“书法宋四家”，论画主张神似，善长画竹及枯木怪石，有《东坡七集》和《竹石图》等。
苏轼才华横溢，却没有傲气。北宋诗人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均出自他的门下，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由于他的词境辽阔雄浑，风格豪迈奔放，并被南宋辛弃疾所继承，被称为“豪放派鼻祖”。统称“苏辛派”。
苏轼被贬外地，失意时不绝望，并非整天游山玩水，吟诗作画。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地方当官的时候，他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仅就他在杭州而言，便是明证：西湖上三十里长的“苏公堤”，湖中荷花，堤上杨柳，凝聚着苏轼的心血……现在杭州有些人家，还供奉着祖传的苏公像和牌位，以此纪念这两次来杭州的“父母官”。现在好多酒店有一道很实惠的肉菜，叫东坡肘子，据说就是从杭州传出来的。西湖人听到苏轼被贬海南“食无肉”后，便用猪的大肘子连骨头也不剔做了一道色香味美的大菜，每年赶上苏轼的生日和忌日供奉起来，以纪念苏公。
12
一天午后。
茅坤在家埋头著作长篇小说《唐宋十大家》正兴头上，归有光带着王慎中唐顺之进来了。
一阵寒暄过后，茅坤得意的拿出《唐宋十大家》一部分书稿给归有光看。归有光走马观花翻过后说，远水解不了近渴，更救不了火。你看看王世贞他们七子的反击文章吧，骂我们四人为“唐宋派”，称我为黑首领，可我们的弟子竟然不知道祖师爷都是谁，你说说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市井社会，把我们与王世贞的论战，戏称为“唐宋派四虎斗秦汉七子”。王慎中唐顺之的反击文章我看过了，觉得力度还不够，还不尖锐不深刻，你看看再作润笔如何？今天，我就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他们既然骂我们为唐宋派，我们还真就是地地道道的唐宋派。从今天开始，我就以唐宋派的首领发号施令了：我看你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写什么《唐宋十大家》小说，而应该编选一部他们的文集，好叫我们的弟子知道自己的祖师爷都有谁，学习也好有个蓝本。
那好，我马上就着手选编。茅坤又道，有光兄，这话你要是当初挑明说，现在我早就编出来了不是？
当初我要是让你编书，你能这么系统性全面性地阅读吗？再说了，当初我有什么资格向您发号施令呢？说罢，归有光缕着自己的胡须大笑起来。
茅老师，编选唐宋派文集，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时间亦紧，任务亦重。归先生的意思，是让我和慎中留下来协助老师。与归有光同年生的唐顺之谦和地说。
暂时不用！我现在是胸有成竹，水到渠成。茅坤与他们三人正说着，家人征得同意将酒菜摆了上来。
来来来！茅坤豪放地说，酒逢知己千杯少。今天我们既然成了四虎，那就喝个一醉解千愁吧！
13
一个月后。
茅坤完成了编选初稿，定名为《唐宋十大家文钞》，拿给唐宋派代表人物归有光看时兴奋地说，他们的诗词文赋——我所看好的代表作全都选了进来，
唐诗宋词虽好，亦要忍痛割爱。选唐诗，是替人家说话打自己。选宋词，与文钞不大对题，又集中不了火力。归有光仔细阅读后觉得有些欠妥，他对茅坤说：我们主张“文章以道相盛衰”的发展观，所作“皆自胸中流出，以见本色。”你苦心研究唐、宋散文和有关理论，还没发现吗？韩柳主张实用，反对骈体。欧阳修的创作思想和他们俩非常接近，可以说是继承了韩柳的遗志，才使三苏、王、曾，归到自己的旗下，使之和韩柳溶为一体，发扬光大。只是司马光，《资治通鉴》虽然体现了他的一家之言，但毕竟是众人修书。《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名篇固然好，但很难考证始出自司马光之手。再有，范仲淹虽然和欧阳修联系紧密，散文有名篇《岳阳楼记》，词现存五首《渔家傲》等，虽开宋代豪放词的先声，但为文和‘韩柳’以来的古文运动似乎缺少应有的内在联系。司马光更是如此。所以说，我现在再三斟酌，《唐宋十大家文钞》不如《唐宋八大家文钞》为妙……
茅坤认为归有光说得在理，于是将司马光、范仲淹二人删去，遂成《唐宋八大家文钞》。又根据归有光的意见，把一些篇目适当增删，唐诗宋词一首不选，最终成164卷——就是我们当今所看到的版本。
《唐宋八大家文钞》一刊出，便被“唐宋派”奉为学习宝典，写作和口才大有长进，可说是受益匪浅。茅坤和归有光在极力推崇学习《唐宋八大家文钞》的同时，又灵活主张：“自为其言，直抒胸臆”，“学古而不仿古，写出自己的思想与个性。”工夫到，自然成。唐宋派四虎带着一帮弟子向王世贞秦汉七子发起了最后的攻击，终于把“文坛霸主”王世贞拉下了马。
唐宋派胜利了。他们打着唐宋韩欧的大旗，所倡导的“朴素简洁、文从字顺，自然真挚、畅快通达”的文风，越刮越猛，终于形成了潮流，形成了气候，影响了后来的创作。《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随着不断地再版发行修编，也日臻完美。就连不可一世的王世贞，到了晚年也有了改变，终于放弃了“模拟复古之见”，诗风文风渐趋真挚自然了。
那时候还没有作家协会的名称，但唐宋派还是组成了一个文学社团，归有光任社长，茅坤任副社长。由于其影响日益深远，便日益有人从四面八方赶来邀请去当地讲学。归有光社长没有当朝官府的俸祿只好抓紧时间积攒点养老金，以亲传弟子重任在肩脱不开身为借口，让茅坤副社长全力以赴去主抓和应付了。
每走到一处，都是鲜花掌声好酒好菜迎接，围前拥后的，茅坤也乐此不疲。只不过夜深人静时，茅坤才想起来他那长篇小说《唐宋十大家》，还虎头蛇尾的在家扔着，一直没时间动笔。一想到这，茅坤便高兴不起来，伤感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不禁感叹：眼下虚荣心害死人啊！不过，天一大亮，他就把写小说的事给忘在脑后了。因为，他又在“茅公——功在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的一片欢呼声中，被簇拥着包围着闹得头晕脑涨了……
茅坤，功在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
不是吗？这一点还真没有假：因为该《文钞》一刊出，“唐宋八大家”便被叫响，直至今天。只可惜了《唐宋十大家》那部小说，胎死腹中。如果真能写出来，说不定我们当今叫绝的四大古典名著变成五大古典名著了呢！